下面这些人，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或可爱，或严肃，或犀利，或幽默，都是些很棒的人，都是有许多故事和丰富感情的朋友。作为朋友，我很难完全地概括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小故事、小片段，给他们来一次素描，从一些侧面来粗线条地了解下他们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总要有未来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
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经历，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人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恢复高考，包产到户，让中国人都吃上饱饭，隔上一两年就出现一个大事件。这就是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当时经商做企业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什么榜样或偶像。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个人聚在一起创立公司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目的。像王功权和冯仑这两个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冯仑的衣服天天穿，从来不换，王功权更是这样。他们心目中伟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推动社会，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救国，他们更多的是提出这样的思想。他们也相信在政治背后有一个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那个时候的氛围说靠经商、靠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社会上有人去干，可是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但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那件事。这件事让一直朝着这条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突然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于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才20多岁，也迷茫了一阵子，并没有直接转到发展经济这上面，而是想着可以给别人打个工，能够养家糊口，以后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孩子上个好的学校……这就是那个时候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梦想。至于成为中国企业家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更多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转到思想文化上去。他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较接近，没准能找到出路，于是不少人开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谈佛论道，讲儒演易。但几经折腾，发现并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毕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些东西太过时了。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移到经商上来。现在创办公司，可以参照的制度有很多，政府给你规定了各种制度，像劳动用工制度，跟员工要签劳动合同，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员工承担什么责任；像财务制度，钱怎么花的，利润有多少，交多少税，等等。但在那个年代，连公司法都没有。在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办公司，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方向，做事也比较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怎么办。有段时间天天就吃大排档，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聊了几次，觉得有点方向感。有一次我对冯仑说，不能聊完了就没了，得写下来，冯仑很随和，说什么都答应，但是没有具体做。于是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冯仑建议六个人一人写一段，谁擅长写什么东西谁来写。当时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空调也没有，大热的天，谁能静得下来写？没有人写！
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闲着的时候，我跟王功权说了一下，王功权激情澎湃，说必须写，不能一人一段写，布置下去没有人写。最后决定我们聚在一起聊，聊的时候别吃饭，在办公室里聊，边聊边记。当时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一会儿灯亮了，一会儿灯灭了，最后点着蜡烛，一边聊一边写。写完以后改，改完以后我记得又搞了一两个月时间，最后说定稿了，就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要我发表意见。我看了看，除了后面写得有点啰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权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激情澎湃，先提出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家庭创造财富来孝敬父母、养育后代，把这些都提出来了；冯仑写了一段在当时如何经商；后面还写了一些制度、我们做人的原则等。其实我们现在看有些提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在当时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则是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路。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挚友易小迪
在创业初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阳光100的易小迪。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世界观都比较一致，遇到问题，无论是情感上面，还是创业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他可能从心里面把我作为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也是这样看他的。
易小迪这个人，正派——这是我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低调——几十亿的身家，生活极其简单，住的房子也不大，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认识易小迪是1989年9月的事，当时我们都在海南岛。易小迪在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也快解散了。
有一天，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群人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易小迪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把公司的情况一点一点汇报，汇报到12点半，他们才离去。这是我第一次见易小迪，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了他。一聊天，我才知道他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利用实习时间从北京跑到海南岛来实习。易小迪跟我说，那天中午他们没有地方吃饭了，说去找潘石屹，来的时候就11点多了，结果我只汇报工作不提吃饭，他们只好去另一家公司“检查工作”，终于蹭上了一顿饭。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彻底黄了，人也都散伙了。
他现在在做印刷方面的小本生意，这次来是想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业务。海南的天气热，我记得当时他穿着个背心、牛仔裤和大拖鞋，戴个眼镜，晒得黑黑的，就像农村的大学生。我说行，有印信封信纸的活，我找你印。从那之后，我们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1989年年末，我还留在海南岛。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年代，内地人大部分都从海南岛回到内地了，留下的人很少，商业机会就更少了。易小迪性格很随和，所以在他身边总是聚着好多的朋友。他的印刷厂里总是朋友不断，各种各样的朋友都待在那里。吃饭时，大家就在印刷厂门口，用砖头支起一个锅，煮一锅米饭，大家边吃边聊，印刷厂成了那个无聊年代唯一“有聊”的地方。
那时我们生活都特别节俭，我到他的印刷厂去，他请我吃饭，一般我们点上一个菜，来上两碗米饭，放上辣椒就可以了。他从五指山大厦跑到我这边来，我就请他吃饭，有时一人一碗河粉就行。有一次我提议说吃面条，他说行，我说咱们点个菜吧，他说吃米饭就点个菜，吃面条就不点菜了，一人吃一碗面条就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易小迪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五指山大厦对面印刷厂的外墙上。他们还给我封了一个头衔——“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开始一本本读佛经，读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于是我们就读南怀瑾解读的佛经，读完以后我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多了一些。实际上这个佛经是一个引子，通过谈佛经就把人的价值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谈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朋友很难得，如果没有这个朋友，自己探索是非常孤独的，可能很快就放弃了，如果动不动找个师父就比较江湖了。如果两个好朋友，没有任何功利地去探讨，结果就全然不同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整个思想的成长，我庆幸走过这样一段路，有这么一位朋友相伴。虽然我悟性不够，没有长进，但是从此我的性格变平和了一些。
当时我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在那一带，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海南岛把当地的小流氓都叫“烂仔”。一次有一群“烂仔”拦住了我，不让我过去，说这路是他们修的，让我付钱才能过去。这群“烂仔”的头儿是一个个子很小、晒得很黑的小伙子。据说他在当地非常出名，当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砍柴的刀。我心里知道，他们不敢砍我，所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一直往前走，后来，这群“烂仔”看我没有理他们，骂了一顿也就走开了。走过去以后，我很郁闷，找到易小迪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易小迪对我说，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在易小迪的指点下，我去了秀英派出所，并认识了一位姓符的民警，我告诉符民警说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请他们给予帮助，之后符民警也成了我的朋友。
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出门一看，果然是。于是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这位姓符的民警在一起，一群小偷偷走了我们许多的塑料布，我们知道后，就一直追，追了差不多十几里路，终于抓住了一个小偷，符民警用手铐把小偷铐到窗户的铁栏杆上，铐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跟这位民警说：“放了他吧，要不他没办法上厕所了。”
我回到海口后，把这事又告诉了易小迪，这次易小迪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只是淡淡地对我说：“我们一起念念佛经吧！”
想起来，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我。
记得1994年，阳光100在南宁拆迁一个糖果厂，许多退了休的老职工对这个工厂很有感情，不满意拆迁的情况，他们组织到一起，包围了阳光100的公司及商场。当时，易小迪打电话希望我去南宁帮助他，我马上坐飞机赶到了南宁，发现易小迪居然赶到机场来接我，我对他说：“你忙得焦头烂额，何必来接我呢？”我虽然赶到南宁，却没有帮上他任何的忙，只是默默陪在他身边。通过谈判，事态平息了，我劝他还是回到北京来开发房地产，他同意了。
回到北京后，阳光100做得很成功。同时，他在全国的12个城市开发房地产也很成功。回想起来，从80年代开始，有多少商人起起浮浮，但阳光100在易小迪的带领下稳步地发展起来了。有什么秘诀吗？有一次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易小迪引用的两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易小迪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我们在海南研究佛经的时候，每天几点睡觉，几点打坐，几点起床，非常有规律。现在，易小迪虽然成了大老板了，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简朴。他经常出差，但坐飞机从来只坐经济舱，不坐公务舱和头等舱，他的心境一直是那样平静。
人生难免有沉浮起落，该如何面对这些起伏呢？我想起来一个圣人说过的话：“Begenerous in prosperity and thank fulin adversity.”
悍然王功权
王功权是个性情中人，很真诚，情感非常地饱满。他身上有一股热情，说个什么事情，绘声绘色、头头是道。他的表达，不是为了说个东西而说东西，而是掏心掏肺的，无论是革命也好，谈女朋友也好，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跟王功权在一起，很容易被感染。有一段时间，王功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不能简单地用江湖义气来形容，他有一定的境界，很有追求。我们六个人成立公司时，实际上是王功权出的力更多一些。一开始还有另外几个筹备的人，后来因为观点不合退出了。他们琢磨开公司的时候，王启富跟我比较熟，他说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定要让老潘过来。我那时候才20多岁，特别瘦，满脸皱褶，头发也长，都可以拽到嘴里了，外人很难看出我的真实年龄。海南岛的人以为我50多岁，他们说老潘你50多岁了，保养得还是不错的，你们北方人就是会保养。
于是，冯仑和王功权先找了我一次，说我们做了一个公司，合伙人都是几个好朋友，得把你请过去。其实当时我的状况非常好，在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当部门经理，收入很稳定，有房子，有车子，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说我想想，然后到他们成立公司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觉得乱糟糟的。当时我跟易小迪很熟悉了，他们就动员他请我过去，说我们六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出钱多少，我们六个人地位是平等的。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