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元标的呼号
一切事情都应该从1621年谈起，这一年是天启二年。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上疏，请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并在奏折中称张居正对大明朝实具有不可磨灭之功。这一年距张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们先向前看，万历三十八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向内阁递交文书，谈到当时的弊政时说，“使今日能有宗无实，振纪纲如张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十一月，试御史方震孺上疏称赞“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天启元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针对浙党败坏封疆，缅怀道：“张居正留心边事，然后有隆、万五十余年之款贡”。
那么，我们再向后看，邹元标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九年后，也就是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喊冤，时值张居正已死近五十年。十年后，也就是1640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的时候，崇祯皇帝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
在这些缅怀和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中屁股差点没被打掉的进士邹元标。
天启二年，他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有人问他，“您把两边屁股的事忘了吗？当初，可是您上疏大骂张居正无孝无忠，是个禽兽的。”
邹元标回答，“当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来，张居正的功劳的确很大，谥号不可不复。”
这些人对张居正的缅怀与请为其平反，说明了一件事：张居正当政期间的改革业绩是不可被抹杀的，他确实是对明王朝有着大功的一个人。但也正如邹元标所说，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确是有罪的。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需在家里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以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忧。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业正好进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朝廷纲纪输理得井井有条，接下来，他正准备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地手术。二十七个月对张居正来讲，无疑于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在这二十七个月里被他人扼杀。
张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大智慧，他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还没有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称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往例。万历就下旨，张先生坚决不能走。
张先生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给万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左旋右转，右旋左转地说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规划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指导员离开，万历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就顺水推舟，要张先生必须留下。
张先生“只好”留下，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屡屡上疏，还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思。万历在张居正好兄弟太监冯保和他母亲李太后的要求下，坚决不让他尽孝道。最后，万历经过张先生的建议，取了个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满意，一方面，他的确在尽孝；另一方面，权力并没有被人夺走。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才刚刚开始。
首先发难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把明代对丁忧制度的典制搬了出来，认为张居正是故意不回家丁忧，违背“万古纲常”，在这位吴编修看来，父亲死了，儿子就应该爬着回去趴在棺材上大哭。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孝。这一天是该年的十月十八日。他把正本呈上去后，又把副本交给张居正看。张居正看了，问道：“你把它呈上去了？”吴中行骄傲地点头，“是的，我先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张居正说，“很好。”
第二天，检讨赵用贤又上奏本于皇上，对张居正极尽挖苦之能事。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
张居正发火了，尤其是当他看到这四个人说得都是事实的时候，他的火堵都堵不住。他先把这四个人控制了，然后开始和冯保谋划准备要皇上打他们的屁股。尚书马自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赶紧去找张居正，劝他息怒，饶了这四位。马自强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把自己写成一个混蛋样子，自己还有能力打别人的屁股，请问，打不打？
张居正听了他的求情后，就是这样一副态度：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揪着自己的胡子，说，您就饶了我吧。这话乍一听很怪，以为张居正被气糊涂了。但仔细一想，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就别为他们求情了，我是非打不可了。
马自强讨了个没趣，走了。那边冯保已经把消息送来，准备在二十二号打那四个人的屁股。这个时候，学士王锡爵又来了。
还是求情！张居正只好把皇上搬出来，“皇帝发怒，无人能阻。”王锡爵反应灵敏，“皇上发怒也是为了您啊。”
张居正又把在马自强面前演的戏拿出来了，先是寻出一把刀来，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锡爵被吓傻了，趁着这一会功夫，张居正站起来就跑进了内厅。王锡爵回过神来，转身就跑。他真怕张居正去里面拿个锤子出来砸他。
十月二十一日，侍读于慎行、田一俊、张位，修撰习孔教都上疏救助，奏本却被冯保命人扣留了。十月二十二日，张居正通过对比四个人的奏折，发现如下问题：吴中行与赵用贤在自己的奏折中明白说道他父亲葬礼结束后可返回朝廷继续任职，而艾穆和沈思孝却直接让他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就给吴赵二人各六十杖，而艾沈二人各八十杖。多出来的二十杖算是给艾沈二人说多的时间以赏赐。
这个时候，邹元标出现了。在朝堂上，他等吴中行等杖毕，就将奏疏拿了出来。宦官问道：“何事？”
邹元标道：“请假。”
太监并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一个笨蛋会在别人受杖刑的时候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由于对“前车之鉴”的过分迷信，宦官把邹元标的奏疏交给了冯保，冯保又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了后，恨不得九窍生烟。这位刑部办事进士居然在奏疏里大骂张居正是禽兽，张居正恼火之下在三天后果然就对他做了禽兽才做的事情：杖一百六十，事后发配贵州都匀。
那可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因为气候的原因，邹元标被打烂的屁股在那里足足疼了六年，直到张居正死，他才被招回朝廷。以小人之心来猜想，他在贵州肯定没少骂张居正是禽兽。不管他骂与否，但张居正却记住这个人了。在他刚被发配到贵州时，张居正派了一个巡按御史去杀他。幸好苍天未瞎，这个御史在离都匀不远的镇远忽然就死了。邹元标这才得以幸免。
夺情事件至此才真正地结束，纵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只是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力而已。打屁股的事情都是别人搞出来的，他们把屁股伸给张居正打，张居正怎么会不满足他们的心愿？
明朝的言官们好争礼节，由此而往往给人以难堪。他们可能在前几朝时得到了好处，就比如上述被打屁股的五个人，时人也给了他们一顶“五直臣”的帽子戴。但他们的屁股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碰到的张居正，是“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才可做出”的张居正。
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大业，张居正会不惜一切手段。他认准的目标谁也无法改变，而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他会使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手段来。
晚年的邹元标处世低调，只在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事情上奔走不停。有人曾问他，“当初您风风火火，怎么到老了却如此低调呢？”
邹元标回道：“大臣和言官怎么能一样，言官就是为维护风纪，遇事必争。但作为大臣，只要不关系到国家的大利害，就应该维持国体，怎么能像少年那样动不动就争论不休呢？”
如果他早明白这句话，何至于屁股上挨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来支援屁股，他很可能也不会有这段感悟。
四十年后，当他看到朝政动荡，边境烽火时起时，他才想到张居正和张居正的改革，想到这个当年的禽兽。他当年说得没错，张居正对待不服从自己改革意图的人就是禽兽。也正是这种所为，才让他十年的改革为大明王朝取得了辉煌业绩。他的十年改革让早已陷入内困外患的大明帝国出现了自中后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吏治肃然、边防巩固、皇帝诏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带的粮食储备足供整个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仓存钱达四百余万两。
“夺情事件”从“五直臣”的角度来看，是张居正严重违反了道德纲常；而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权力夺走。五直臣说他贪位，从人性上来讲，这种指责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张居正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权力夺走？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将改革大业停下来，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们的观点来看，夺情事件似乎是言官们的小题大做。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的不回家丁忧放到今天来看，就是触犯了刑法。从这一点来讲，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烂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也正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做事风格：顺我改革大业者昌，逆我改革大业者烂屁股。
一个非常之人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的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