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治理国家靠人才，对于可用之才，虽然可以宽以待之，但是，对于他们出现的错误，也应该明晰，认真分析他们处理事务的得失，对千秋大业有利无弊。
魏文帝曹丕对他的大臣王朗等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大臣子产，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对于君王来说，这三个人的才能哪个更适合做辅君治国的大臣呢？”
王朗回答说：“君王德高望重，臣下感念他的恩义。君王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臣下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君王用严刑重法，臣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君王行事符合仁义道德，臣民自然感恩戴德，上下和睦，齐心协力，从而达到文治的最高境界；君王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百姓当然会担惊受怕，君臣上下相疑，互相猜忌，但也能达到治国治民的目的。这两种方法，结果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否权衡利弊，因时制宜，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而异，是君者治理国家，选拔人才，领导百姓的关键。
君王能始终恪守仁义，以仁行事，就是圣人之举，就会国富民安。
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是尊贵显赫，但他们却能放下架子，过非常俭朴的生活，然而世人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二人行事的目的和动机不同。
范晔说：“每个人对待‘仁’的立场都不同，有的人以‘仁’为手段，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可是结果并不一定合乎仁义的真谛。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引为美谈。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但御史汲黯指责他假装简朴。二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动机不同故而毁誉也不同。”
正如古人所说：仁义的人安于仁义，智慧的人做有利于仁的事，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发现各自的心态截然不同。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三者中当然是安于仁义者最好。
一、司马家族的兴衰
司马家族在战国时期曾叱咤风云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家族势力之强大令许多对手汗颜，但这样一个实力不凡的家族，却逐渐由盛转衰，最后落得个被取代的下场。
干宝的《晋总论》对司马懿的才识和司马家族的兴起经过予以了深入的评析：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他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于是开始戎马生涯，三代人都驰骋疆场，屡见奇功。他秉性深沉，暗藏城府，但也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善于驾驭局面；知人善任，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孟达，东平公孙渊，消灭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多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他的才能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赞扬，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此开始。
司马懿创下的功绩给后人继续兴起晋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后，虽内有夏侯玄、李丰之乱，外有毋丘俭、文钦之侵，这两起图谋策划甚是周密，但还是走漏了消息，都被日渐强大的司马氏镇压了。东吴一带虽然战乱频起，终无宁日，但他们却能稳坐京都，粉碎图谋，使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连续起用了勇将邓艾、钟会，大兵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司马氏统一了天下。这简直是天意的安排，让人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初期因其特殊的军事才能，凭借其过人的谋略，又因接受了非常的礼遇，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司马炎在位期间仁德宽厚，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决断，万民拥戴，四海皆欢。于是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平定江南，东吴归附，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天下交通的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完美无缺的太平盛世，但吏治清明，为官者尽职尽责，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是值得称道的百年盛世。
可是，这样的吉祥盛世却没有维持良久，司马炎驾崩不久，皇陵之土未干，杨骏就惨遭杀害，皇后被废，朝中旧臣有数十家被诛灭。随后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宫廷之内一片大乱，这样杀来杀去，使群臣胆战心惊，遇有危险，没有人再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但手足相残的事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年年都有发生。辅相失去了尊严，时刻都有面对被杀戮侮辱的灾难。此时的晋室山河破碎，朝不保夕，民众忿忿不平。先是李辰、石冰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王弥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二十多年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无首。为什么盛极一时的晋室会落到这步田地呢？根本原因就是没选好接班人，托付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致使纲纪不振，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当时混乱的情境，只要看看阮籍放浪形骸的行径，就知道礼教崩毁的根由了；看看庚纯、贾充的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查查郭钦所出的谋略，就可以知道北方各族为什么有可乘之机了；再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明白行贿受贿、买官邀宠已经多么厉害。民风、国势走到这步田地，即便拥有中庸高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调治这样混乱的形势，也不能起死回生，恢复平静了。即使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定会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更何况让一个道德放荡，行为不羁的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乱势呢，这不是在加快灭亡吗？然而司马家族耀眼的火焰到此还没有完全熄灭，更加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王权也是风雨飘摇，虽然其中出现了司马绍这样的明主，但因在位时间太短，中原终难光复，对于司马睿之后的国势，虞世南有过这样的记述：“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强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基础，坐拥军权，总领朝政，恃才自负，一心想谋夺皇位。当时要不是司马绍英明决断，丞相王导忠诚为国，晋朝的皇位很可能被王氏篡夺。但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时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群贤的帮助，以及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趁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光复中原并非难事。”
司马家族的兴衰充分说明君王的基业常青要靠贤臣群力，君者要慎选臣，善御臣，尤其是选择继续执政国家的接班人，更要任君唯贤，唯才是用，因为一个国家的衰荣往往取决于君者的德才。
二、周勃功劳大，但无益社稷
汉代周勃的成功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原本就是刘邦的功臣，受其重用，众望所归，位居太尉，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欺骗诸臣，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轻松地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创业的顺利与霍光形成了明显对比。霍光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的仓促之际，接受托付的，不负众望的他竭尽全力把整个国家治理得很好。但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果断地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从而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为了国家的兴旺，霍光大胆地废掉了荒淫的皇帝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淘为汉宣帝。因此霍光是在肩负着汉室刘氏重任的情况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的。他的贡献、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是不可多得的贤相，所以与周勃相比，他更优秀，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周勃兴隆了汉室，使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是难得的汉室功臣，但也仅此而已，他功劳不小，称得上是功臣，但如果用社稷之臣的标准来衡量他，他还稍差一些，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功臣。袁盎说：“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应当做到与君同在，与君同亡。在吕后篡权的时候刘氏的子孙还很多，当时周勃身为太尉，握有兵权，可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制止。等到吕后死了以后，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诛灭吕氏家族，太尉又拥有兵权，正碰上这种机会，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说他只是功臣，而不是社稷之臣。”
三、乐毅权谋过重失江山
真正英明智谋的人是能够审时度势的人，他不会逞一时之勇而把自己陷于不仁之中，即使因此而失去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机会。
乐毅攻打齐国时对莒城、即墨两座城池围而不攻，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但这并不是他的失误和失策造成的，这反而反映出他的高明和权谋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