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仅根据《论语》语料研讨孔子的言语学形态。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开创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长达两千余年，并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代表，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孔子的儒学思想主要见于《论语》一书。《论语》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的言行记录。从记录孔子简明回答弟子问难和据事说理的表述看，《论语》具有鲜活的时代语感，是春秋晚期活的口语记录，语料的可信度很高。
现存《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记录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者有四百四十四章之多。孔子指名道姓称道他的弟子中有擅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的人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有人说是孔子兴私学、设四科教育他的弟子。这说明“言语”在孔门占有重要地位。“言语”合用在《论语》仅此一见，其他所有篇章都是“言”和“语”分用，其中“言”用了122次，“语”用了13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答述曰语，自言曰言。”其实，“言”不仅是作动词解，在《论语》中更多的是作名词，大致相当于我们现代理解的“说话、言谈”或“话语”。根据《论语》用例，我们认为，孔子谈论“言语”或“言”就是教育弟子在正式交际场合中怎么“说话”“言谈”，把这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教育，当称之为“言语学”。
孔子为什么重视言语，在《论语》很多篇章中教育弟子注重言语交际？这要从当时的社会制度寻找原因。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正是“礼坏乐崩”、西周宗法制度逐渐解体的时代，诸侯称霸，列国争雄，处士横议，失去了礼法规范，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违反周礼的局面。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提出“非礼勿言”，主张“正名”，企图把当时“天下无道”而搞乱了的名分关系改正过来。他作为兴办私学的教长，就需要培养一批善于言辞的人进行护道宣传。孔子本人就擅长辞令，相鲁时曾在夹谷会上，以大义折服齐景公，使齐归还侵鲁之田（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还记载：“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宪问》）“佞”，指口才捷利。微生亩说：孔丘为什么忙碌不安？要做个口舌之徒吗？说明孔子是善于言辞的。善于言辞的人在当时是有社会用场的。如孔子教育成材而善于言辞的代表人物子贡，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可见凭借个人言语特长足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据此可见，把言语当成一种专门学问是适应当时社会政治需要而兴起的。
二、言语范围
言语范围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什么人有话语权，要说什么主题的话。根据《论语》语料，孔子对言语范围做了明确的限定。
先从什么人有话语权来考察。春秋晚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全面封建制过渡时期，当时社会存在着“人”和“民”两大对立阶级。“人”属于统治阶级，包括周王朝的君主、封建诸侯、陪臣、大夫，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君子、儒士等，他们居于统治地位或社会上层，有说话的权利。“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包括征战的奴隶和从事农耕的平民以及一些手工业者。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纯粹是劳动工具，对于国家大事自然地被剥夺了话语权。孔子谈论的“言语”只限于统治阶级“人”的范围，至于被统治阶级“民”怎样说话的，《论语》无记录；虽有一句逸民“隐居放言”（《微子》），那是破落奴隶主的贵族子弟发牢骚而已，与孔子谈论的言语无关。
再从要说什么主题的话来看。孔子是一位恢复周礼、维护西周宗法制度的教长，他教育弟子只谈国家大事一类的话，即关于政治、伦理、仁义、道德符合君子人物身份的话，切忌说与此相悖的小人的话。他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即日常生活无聊的闲话；“子罕言利”（《子罕》）。“言利”是小人日常存于心、出于口的话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看来，在当时统治阶级“人”的内部出现了一个“小人”阶层，形成了“君子”与“小人”在认识论、人生观及其道德、言行上相对恃的态势。“君子”是维护西周礼制的守旧者，“小人”则是否定西周礼制的革新者。《论语》在这方面有很多记录。例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天命”，指奴隶制社会宗教神权，“大人”、“圣人”是承奉“天命”的统治者及其代言人。小人与君子相反，则可以对先王先公的陈腐教条戏玩、辱骂，足见其革新的勇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是对社会矛盾的调和，达到和谐；“同”，是反对调和，主张同一。即君子和小人对解决社会矛盾的认识迥异。“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周”表示普遍，“比”表示偏私。意即君子公道周全，小人只顾及自己私利。“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意即君子经事从自身方面找原因，重视自我修养；小人经事从他人方面找借口，不约束自己。“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指明君子、小人道德修养的差异。“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意即君子心存其善，小人溺恋所居；君子守法，小人贪利，思想境界不同。“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说明君子、小人生活取向各异，等等。孔子应用对举互言的说辞，凸显君子、小人势不两立的态势，因此，他把君子、小人视为臧否人物的尺度，教育弟子以君子为榜样，“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而“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哉樊须也”（《子路》）。认为学习农耕是劳力的小人做的事，而为劳心的君子所不齿。
概言之，孔子谈论的言语范围仅限于统治阶级“人”的圈子的言谈，不涉及被统治阶级平民百姓的言语生活。在“人”的圈子的言谈，也只限于政治、伦理、仁义、道德一类的话，不涉及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他教弟子言语是以君子言行为标准，这是为培养维护礼乐制度的人才而订立的教规。
三、言语观
言语观是指研讨者对言语的性质、作用的认识。孔子把言语作为一门学问教育孔门弟子，他是怎样认定言语的性质和作用的呢？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孔子这句话是从双重否定得出肯定论断，说明从“知言”达到“知人”。常识告诉我们，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言语是人的本性；以言语为媒介，从而达到认识人、了解人。人不是自然物，是有思想感情、道德操守的。通过言语媒介达到“知人”的目的，就是听取人的言谈达到了解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操守，这是孔子这话的本意。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一个说话真诚的人，相信他能够说到做到；对于一个说话虚假的人，不能轻信他说得好，要看他能否践言。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意即一个有道德的人必定有供人师法的言语；而花言巧语的人绝没有高尚的道德。这说明，人的德行是通过言语载体表现出来的，言语与德行并非同质。从“知言”是“知人”的媒介观点着眼，孔子进而指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看人应以德行为本，言语为表，就能正确处理“知言”与“知人”的关系。
正确理解了“知言”与“知人”的关系，就可以凭借言语辨别君子和小人，这是孔子的心意。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这说明，花言巧语、耍小聪明而言语不合时宜的人，难于成为仁者，这都是小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虽难于成为仁者，但如果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差可也能算个次等的“士”（《子路》）。君子必须实践自己的言行，不能说空话、大话。“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言易行难，说话兑现，是第一要务。“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这都说明孔子凭借言语表达尊君子、恶小人的一贯思想。
根据以上述说，可以概括出，言语是“知人”的媒介，是德行的载体，这就是孔子的言语观。孔子的言语观有些近似我们现在认识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观点。
言语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根据上述，除了作为“知人”的媒介外，孔子从“慎言”思想出发，扩而充之，在一定意义上说，足以影响国家的兴丧。如孔子回答定公问“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问题（《子路》），以及“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的表述，就足以证明言语的政治影响力。
四、言谈原则
言谈原则是指说话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不仅失去了言语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交际效果，而且有失人品身份。孔子的言谈原则是与他的言语观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的。我们根据《论语》记载，辑纳出以下三条言谈原则。。
1．德操原则。文如其人，什么人说什么话，说话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教育颜渊“非礼勿言”（《颜渊》），说话不能违背礼法，这是君子人物言谈的一条政治红线。如果言行超过这条政治红线，孔子都大加斥责“非礼”、“不仁”。如孔子称赞的善于言谈的宰我、子贡，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孔子斥之为“予之不仁也”（《阳货》）；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表示“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因为“三年之丧”、“告朔之饩羊”是西周时代的古制，改变古制的言论，不管你讲得多有道理，都是“不仁”和“非礼”。孔子又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君子无私欲，不能因人废言，这是做人的品德。孔子指出：“巧言乱德。”（《卫灵公》）“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这是从反面印证说话必须遵守德操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