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体会
洪成玉
王力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汉语史稿》，把历史悠久的汉语看成是动态的、立面的，有着时间层次，是在不断发展的，并用发展的理论和观点对汉语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历时研究。在此前的一些研究语法和词汇的论著中，往往把上下几千年的汉语压缩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古今混杂，甚至以今律古。王先生的《汉语史稿》和此后的《古代汉语》，一改既往的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从而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新篇章。
《汉语史稿》涉及到汉语发展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有继承，有吸收，有独创，有理有据，体现了王先生博大精深的语言学思想。我在学习以及此后的研究实践中，对王先生的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并有其特殊规律这一思想，有一些逐渐加深的体会。这个体会就是：语言发展的渐进性和系统性。
一、语言发展的渐进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自身所具有的这种交际功能，决定了它的发展只能是在使用群体不知不觉中缓慢进行的。一个适应交际需要的新的语言形式从萌芽到成熟，一个不适应交际需要的旧的语言形式从减少到消亡，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王力1957：5）。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新兴语言形式从萌芽到成熟的渐变进程。这个进程，主要表现在量的渐增性、点的渐扩性和时的延续性。
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在初始的萌芽阶段，数量总是非常稀少，然后由少逐渐增多。汉语史表明，一个处在萌芽阶段的新的语言形式，其量很少，有时甚至少到今天在研究它们的时候，对其真实性令人产生怀疑的程度，误以为它们是经过后人传抄、改动或误刻所致，并因而导致看法上的争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系词“是”的产生时间的讨论。郭锡良先生还为此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先秦两汉的系词“是”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其间还不时向王先生请教，最后写成了《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争论的几点认识》（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按王先生对系词的认识和方法，在现存先秦古籍中，只找到了四例疑似的例子：
谓彼是是也。（《墨子·经说下》）
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是鲁孔丘之徒与？（《论语·微子》）
韩是魏之县也。（《战国策·魏策三》）
郭文经考证分析，排除了③④两例，然后说：“剩下两个例句，我们虽然没有材料论证它是否传抄之误，但是在先秦那样多的语言材料中，判断句成千上万，唯独只有两个系词‘是’，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郭锡良1990：116）产生怀疑的唯一原因就是：数量实在太少，不成比例。如果从语言发展的渐进性来看，我们不妨承认，剩下的两个例句就是系词。郭文在下文也说：“我们认为应该承认西汉‘是’已经用作系词，甚至不排除战国末期系词‘是’就已经萌芽。”（郭锡良1997：118）
到了两汉时期，系词“是”开始逐渐增多，但数量仍然是很少的。郭文在“对两汉系词‘是’的探讨”的章节里，所列举的系词“是”总共只有19例，其中还包括疑似的例子。这也有助于说明，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在其发展初期，其量总是很少很少的，有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
有时，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产生时甚至可能是孤证。例如表示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们”，约产生于唐代，开始写作“门”。唐刘知几《史通·外编·杂说中》：“渠门底个，江左彼此之词。”王先生认为“但这只是一个孤证，而且意义不明。一般还是认为词尾‘们’字起于宋代，在最初写作‘懑’（满），后来写作‘’（瞒）、‘门’、‘们’。”（王力1990：73）王先生虽然说“这只是一个孤证”，但紧接着又说“一般”，可见王先生并没有否定这个孤证可能就是词尾“们”的萌芽。对一个孤证存疑而不贸然肯定，这正反映出王先生治学极为严谨的态度。
一个新的语言形式处在萌芽状态时数量很少，不仅语法现象中存在，词义现象中也存在。先秦的文字义，一般由“文”或“名”表示。如：
书同名，车同轨。（《管子·君臣上》）
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聘礼》）
于文，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
“字”的本义是生育。《说文》：“字，乳也。”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约在战国时期引申出文字的意义。如《商君书·定分》：“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好像与语法现象偶合，表示文字义的“字”，在先秦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只有一例。虽然这也只是一个孤证，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认可“字”的文字义，战国时期就已产生了。西汉时期，“字”的文字义的使用频率仍然很低。《史记》中仅6见，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孝武本纪》《三王世家》《吕不韦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西汉时期的其他子书，如《淮南子》《新语》《新书》等都还不见“字”用于文字义。这说明，一个新的语义的产生，普遍有一个量的由少逐渐增多的过程。
至于语音发展的量变过程，还一时找不到这样能说明问题的语料，但现今普通话的某些语音变化，似也显示有这样的迹象。例如“微”“危”“巍”等字，1950年出版的《中华新韵》都读wéi，阳平；而当今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等都注音为wēi，阴平。“期”的读音也类似“微”，原也读阳平，现一律读为阴平。邮票的“邮”，维持的“维”，尽管现代辞书还注音为yóu、wéi，但“邮”在口语中用作动词时，如“我给你邮过去”，口语中也常常念成阴平；“维持”的“维”，口语中也常念成wēi。如果说，我们根据这个语音迹象进行假设性的预测，某些浊声母的阳平字，呈现出有可能向阴平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恐怕这样的字也会有一个慢慢地由少增多的过程。
语言发展的渐进性，还表现为点的逐渐扩散。点的逐渐扩散与量的逐渐增多，两者看起来似有联系，但所指内容却各不相同。量的增多，是指新兴的语言形式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是一个数的增多的概念，并能形成时间层次。如系词“是”在先秦只有两例，汉以后逐渐增多，魏晋时期才逐渐稳定。
点的增多，是指使用这种新兴语言形式的人和居住区，从一小片，逐渐连成一大片，是一个面的逐渐扩散的概念。语言既然是交际工具，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进入交际活动，开始总是在较少的人和较小的范围内流行的。如果某个时期，出现一例新兴的语言形式，尽管只有一例，也标志这一形式已具有并实现了其交际功能，而且已得到了这一小范围内的人的认可，否则，就不可能在交际活动中出现。
因此，点是一个用同一语言进行交际活动的人群或地区。如果我们不排除郭先生所举的两个先秦的“是”就是系词，就可以据此判断这两个地区的人群，在相互交往中已经开始使用系词“是”了。这两个例句是：
谓彼是是也。（《墨子·经说下》）
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墨子是鲁国人，在今山东境内；韩非是韩国人，在今陕西境内。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两个地区中已经有人群使用系词“是”进行交际活动了，尽管反映在书面语言上只有两例。
经郭先生辨认，《史记》中有8例系词“是”。《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司马迁与韩非是同乡，也是陕西人。我们据此不妨做一个合理的推测：汉代的首都在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全民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系词“是”这个新兴的语法形式，正是从这个点，也即从这个地区，逐渐扩散到全国的。还有一个看似巧合，实际上也有其必然性的例子。《史记》中的8例系词，其中5例是记叙汉以前的传记中出现的；另外3例是记叙汉代的事，有2例是司马迁转述的，有1例“此是家人言耳”，是汉代人亲口说的话。这个例句见《儒林列传》，原话是：“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而辕固生是齐人，即今山东境内，与墨子是同一地区的人。齐、鲁是古代的文化中心，在陕西境内的长安历来是古都，也是汉代的京都。一般说，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对语言的交际功能要求比较高。一些新兴的语言形式，总是首先在这些地区产生，并先在这些地区间传播扩散，然后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看来，系词“是”最早也是在这两个地区产生和使用，决不是偶然的。
还有一个多少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史记》中的8例系词“是”，其中有关汉人的2例，《汉书》虽也转录了《史记》的原话，但其中的系词“是”却被删去。一例是以上所引的“此是家人言耳”，一例是“朱家心知是季布”（《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前一例，《汉书》收在《儒林传》，改为“此家人言矣”；后一例，《汉书》收在《季布传》，改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汉书》的作者班固也是陕西人，理应知道《史记》中的这两个“是”并没有用错。之所以把《史记》中的两例系词“是”改掉，从中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即系词“是”到东汉初年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还是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主要还是在口语中流行。而《汉书》作者却好古，思想保守，喜欢用古字古义，排斥新的语言形式，有意删去新的语言形式系词“是”也在情理之中了。我们也应该因此赞扬《史记》作者司马迁，正因为他的思想开放，乐意接受新的语言形式，才为我们今天研究语言的发展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语料。
语言发展的渐进性，还表现为时间的延续性。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从萌芽、发展到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如王先生所说：“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是符合当时汉语发展的客观事实的。我国社会长期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阶段，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商业不发达，教育不普及，交通很落后，加上幅员辽阔，山河阻隔，人员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很小。这就决定了一个新兴的语言形式产生以后，要普及到全国“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如系词“是”的萌芽到成熟，就经历了几百年时间。郭文所举的汉代不满20个例句中，其他的分别引自《韩诗外传》《穀梁传》《说苑》《盐铁论》。《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燕人，即今北京地区人；《穀梁传》的作者是穀梁赤，是鲁人；《说苑》的作者是刘向，是沛（即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长期在京（长安）做官；《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是汝南人，即今河南上蔡人。从战国末期到两汉的三四百年时间里，系词“是”才从陕西扩散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可谓慢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