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女兵连学员的选拔与构成
1936年，阎锡山在山西实行了联共抗日抗蒋图存的策略方针，在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的推动和领导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区，一批一批的进步知识女性，冲破层层阻挠，抛开个人的一切，从全国各地来到太原，在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下的军政训练班，通过艰苦的军营生活，接受先进的政治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坚定的抗日先锋与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3月5日，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的校园里，一百多名革命女青年整齐列队，英姿焕发，隆重宣告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十一连正式成立。
来自各地的女学员，进入连队前，一般都要经过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题目有：为什么来参加训练？个人的志愿？什么是民主阵线？什么是法西斯？民主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五一”、“三八”是什么节日等等。其目的一方面是有效地了解学员的文化程度以及参加训练的动机，另一方面也借此对女学员进行政治觉悟的考核。口试主要是为了了解学员家庭情况和本人学历或职业情况。凡经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介绍来的学员，则可以免试。
十一连从成立到结业，人数前后达190多人，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山西、河南、河北、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和东北三省为最多。这些女学员，以知识女性为主体，多数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和小学生。此外还有少数女工中的先进分子及其他阶层女性。她们大多是当地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些学员大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些已是共产党员，不少是民先队员。有些是由各地地下党组织介绍而来，有些是民先队员和学生会介绍的，有些是老党员的亲属。这些青年知识女性，不约而同地投身于训练班，有因家境困难不能升学，而来十一连求得深造；有反对包办婚姻而来十一连寻求解放之路。但更多的是为了抗日救亡、捍卫国家的理想，为了发挥自己力量、磨练自己的意志而汇集于此。
女兵连的学员们平均年龄为20岁左右，个别只有十四五岁。这群风华正茂的女学员，脱下精致的旗袍和裙子，穿上简朴的灰色军衣，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变为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女兵，不少学员还特意留影纪念。这不仅代表着形象的改变，更是身份的转换、思想的转变。在这里她们将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学习进步的思想言论，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教育、集体主义、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教育，在这里改造自身、完善自身，接受时代赋予她们的历史重任。青一色的灰军衣，从形式上消除了她们在出身、文化以及政治素质上的差别。共同的理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兴亡，一致抗日救国的奋斗目标，则从根本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为了理想的实现而战斗在一起。所有女学员，以坚定的意志学习革命理论，参加军事训练。通过自己刻苦的努力，人生观、世界观得以改变，坚定了革命的斗争方向，树立了献身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随时准备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2.正规的连队建制与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
女兵连完全按照陆军正规军的连队建制组建。按照军政训练班连队的序列，编为十一连。连辖三个排，一个排辖三个班，每班学员十二人。连部设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人；各排设排长、政治工作员各一人；班设班长、副班长各一人，副班长从学员中推选。连部有书记员一人、传令兵一人。以连为伙食单位，设事务长一人、炊事员五人。
连队的领导与干部的任命遵循与阎锡山合作的原则。基本上以中国共产党负责政治教育，而阎氏负责军事训练。连队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与政治工作人员都是党员与民先队员及进步青年。政治指导员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刘亚雄同志。政治工作员为陶恒馥（陶佩清）、戴新民、陈应春（于春）三人。陶恒馥为湖南岳阳人，于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受训。国共分裂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1936年底，到山西牺盟总会工作，次年调十一连任政治工作员，时年34岁。戴新民为辽宁沈阳人，民先队员。193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肄业。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由民先介绍到山西牺盟总会工作。1937年2月调任十一连，时年25岁。陈应春为江苏吴江人，是左翼进步青年。由此可见，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既有经验丰富、政治成熟的老党员，又有新生的年轻进步力量。这样，既能保证政治教育的进步倾向，又能团结各个阶层，更能满足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与政治面貌的学员的要求。同时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为年轻进步知识女性，与女学员年龄相差不多，能更有效地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更好地宣传教育，更有利于与女学员之间沟通交流，共同促进。军事训练与生活管理由各连、排、班长具体负责，他们是从阎锡山旧军的下级军官中选拔而来。各级军官在浓厚的抗日救国气氛笼罩下的军政训练班环境里，一般都能勤于职守。
既然是士兵，首先就要在军事上具备士兵的素质。同时，革命也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与良好的体质。因此，从建立之日起，女兵连的日常训练、生活都是遵照标准的陆军要求来实行，一切都是按照正规军的军事条例来进行。日程安排为：每天早晨六点听号音起床，晚上十点就寝。上午为军事训练，下午多为政治教育。每天两餐饭。早晨六点起床，十五分钟梳洗，然后在大操场上列队，和其他连队一起升旗、跑步。早饭后三个小时是军事操练。中午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下午多半是政治课程，有时是政治讨论会。太阳落山时，和其他连队一起降旗、自习。自习的多数是对政治课的讨论，然后是晚点名、熄灯、就寝，一天的训练结束。每周日上午则是擦枪，这是很严格的一门课程。首先要学会步枪的装、卸，然后把零件、枪膛十分仔细地擦亮上油。最后要经过严格地检查，不合格的要返工。
每天上午的军事训练经过了三个阶段。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是在大操场上进行的制式教练和变换队形，完全按步兵操典进行。第二月开始训练持枪扫描动作。最后一段时间则是打野外。每天早饭后，学员列队荷枪齐步走到北门外或是小东门外旷地进行班排进攻，练习各种战地动作，各种姿势的实弹射击，投手榴弹，利用地形地物，在地上摸爬、滚打，以及战争中如何防御、如何进攻等。此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京津相继失陷。十一连正处于学习结业之时，军事训练增添了游击战争、防空救护等内容。
军事训练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练得非常辛苦。就餐也像战斗一样。吃一餐饭，只准用15分钟的时间。主食是馒头和小米稀饭，菜很少。开始时很多女兵都来不及吃完，只好悄悄地将馒头藏在袖子里，就急忙跑去列队。一支步枪，几乎和自己身体一样高，背枪走路，枪托和腰间挂着的刺刀步步打着腿。打着绑带的两条腿，由于激烈的运动，像火烧一样疼。但大家为了能胜任将来的战斗，都咬紧牙关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认真严格地完成了各项训练课程。
政治训练采用课堂听讲，课后讨论的形式。每周四五节课，每节课两小时左右。老师为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李培芝、刘亚雄、陶恒馥等革命前辈。其他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彭雪枫、薄一波等也曾在百忙中抽时间来此讲课、作报告，受到广大女兵的热烈欢迎。课程内容比较丰富，既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的普遍原理，也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苏联“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类的国外无产阶级思想与革命经验教训，还有中国阶级结构的分析，比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农村社会经济的落后、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以及农民革命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地位等。更有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与论证，讲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妇女问题、妇女工作、民运工作等等。通过课堂上的扼要的阐述，加上连队政治工作员的具体辅导、小组讨论、大会辩论等多种形式的启发与诱导，对女兵们的政治认识、理论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配合政治学习，十一连学委会还成立了图书室，由刘佩雄、董玉兰二人负责。她们用有限的经费，通过在太原开明书店、三联书店买一些报刊杂志及书籍外，又把学员们带来的各种书籍组织起来，供大家借阅。既有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的童年》、《西北印象》、《呐喊》等，也有政治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左派幼稚病》，还有如《解放》周刊之类的进步杂志。为了保证这些珍贵的书籍不被遗失，刘佩雄和董玉兰每晚将书一趟一趟地搬回宿舍，第二天又一趟趟地抱回图书室，为了这小小的图书室，她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通过学习，使得许多女兵从朴素自发的爱国者向自觉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
不过，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女兵们也学习了阎锡山的一些理论与主张，如“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守土抗战”等，当时的省主席赵戴文也讲过他的“活东西”。大家对这些虽然不感兴趣，但也不好不听。在这些课程之后，党员、民先和抗先队员经常带头展开讨论，她们用革命的理论观点，巧妙地批判和揭露了这些言论的反动和欺骗群众的实质。使大家不仅对此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还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训练了女学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透彻地审视社会，认清现实。同时，也提升了女学员的思想理论高度，为她们日后参加抗日救亡及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除上课、讨论外，训练班也善于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来进行政治教育。比如，邀请了全国闻名的音乐家吕骥、刘良模来教大家唱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在当时各连队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教育了大家，而且也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课外在校园里，到处都是歌声嘹亮。无论平时生活、行军、外出宣传都离不了唱歌。特别是每晚点名时刻，各连队都列队操场上，点完名，便唱起了救亡歌曲。在整个军政训练班中，上千人的歌喉响起，悲愤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像春雷一样滚动在校园上空，激动着每个人的心弦，久久不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