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月使鲁迅看到了山西人不好的一面。两年后，另一个山西人梁善济（1861年生于崞县，进士出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当了教育部次长，此时教育总长为汤化龙。汤和梁都有立宪派的渊源，合组过民主党、进步党，是后来“研究系”的元老。有景耀月坏印象在先，现在来了一个“立宪派”，鲁迅的心情可想而知。1914年5月12日，梁善济到部就职，鲁迅在《日记》上写道：“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这是鲁迅文中第一次使用“山西人”这个词，表示山西人跟其他地方的人有其不同之处。接下去说“不了了”，有贬义。这自然包括景耀月在内。梁善济刚到部就有此印象，显然以对山西人总的看法为基础，并非出于对梁本人深入了解所做出的评价。
还有另一件事发生在山西人身上。鲁迅初到教育部，属于“同司同室”的有山西人冀贡泉。冀为汾阳人，亦留学日本。所谓“同司”，即社会教育司；所谓“同室”，即同一个办公室。冀为科员，鲁迅1912年先任佥事，8月任科长，正是冀的“顶头上司”。冀回忆说，他们两人“同桌办公”，都喜欢看书，无公可办时就各自埋头读书。1913年初，在山西执政的阎锡山联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外国人李提摩太、庄士敦，由贺长雄、李佳白等发起，在太原文庙成立尊孔社团“宗圣社会”，由书画名家、时任设在文庙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馆长的柯璜具体承办。柯起草了一份成立缘起的文件，送到教育部备案。这正是鲁迅这一科应办之事。冀贡泉在回忆中说：“记得有一天，我上班稍迟了些时，一进门就听到他们大笑之声，且分明是他的声音。他是不轻易笑的，但我一进去，他们就不做声了。我追问了他们为何这样态度？最后他说：‘怕你不好意思，我们笑是因为今天才收到的一件公事。它是从你们山西来的，你看了就会知道。’”这件公事便是要求批准成立“宗圣社会”的呈文。鲁迅说：“这名儿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又说：“我们笑尽管笑，研究还要好好研究，你也应当细细打听一番，不要怕给山西人出丑，出丑是中国人的。”据《宗圣汇志》一卷四号载，同年夏天，临汾县一宗圣社员拟办一书院，呈文到部，亦有批示，批文在“应即准予立案”后，也说到“惟书院名目不合”，应予修改。尊孔与反孔之争，从维新运动以来就已经存在。“反孔”符合时代潮流，当时视为进步，但主张者人数少得多。而崇圣、尊孔，却具有极大社会势力，即使那些“革命党”，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把崇圣、尊孔挂在口头上，推行不遗余力。山西人不免保守，民国刚刚成立，就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打出了“宗圣”的旗号，所以鲁迅说这是“给山西人出丑”，给中国人“出丑”。鲁迅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这次的笑谈乃是“五四运动”前鲁迅反对孔儒学说、反对旧礼教思想的反映。
冀贡泉在教育部工作，跟景耀月任次长是同一时期，在梁善济就任以前。虽然冀和鲁迅两人都喜欢埋首书中，但既然同处一室，各自谈论本地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冀的故乡汾阳是“晋商”发迹地之一，跟“晋商”大本营榆次、太谷、平遥、介休等地相邻，可以想见，鲁迅有关山西人善于经商、爱财如命等方面的知识，冀贡泉当是最主要的介绍渠道，而且是在民国初年。爱财的另一含义，是唯利是图，或说求利而忘义。现在加上保守，这就是民国刚刚诞生时鲁迅所了解的山西人。冀本人是留日出身，属知识分子，跟商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鲁迅跟冀的关系自不一般。1913年4月27日晚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仁10人在前门外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举行宴会，为即将离任回山西的冀贡泉饯行，鲁迅是其中之一。以后冀贡泉到京，鲁迅都要宴请。如在1915年8月6日、1916年7月21日的《日记》，鲁迅都有跟冀共饮的记载。
在教育部任职的山西人，还有崞县（今原平市）人狄桂山。狄在普通教育司任主事，1915年元旦曾到鲁迅所住绍兴会馆拜访。
跟冀贡泉同事一年多，引来了另一些山西人。1914年2月5日，山西人翟用章投考知事，持已离开教育部、此时在太原的冀贡泉的介绍信，请鲁迅作保。鲁迅答应了。八个月后，同年10月15日，冀贡泉本人和另一山西人到北京办理律师手续，又请鲁迅作保，鲁迅同样慨然允诺。《日记》云：“出律师保结二：冀贡泉，郭德修，并山西人。”1915年4月3日，鲁迅再为山西人景万禄、白尔玉作保，投考知事，不过这次是由好友许寿裳先生介绍的。第一次为翟用章作保，也有许的介绍。许寿裳何以会介绍山西人请鲁迅作保，不得而知。鲁迅为别省人作保，《日记》极少记载。三番五次为山西人作保，给了他了解山西、熟悉山西和认识山西的机会；这些人麻烦鲁迅，自不会空手而来，虽然《日记》未记，但以中国人情之常，很可能带有礼品。如冀贡泉1921年10月2日就送汾酒一瓶，以后的高长虹、荆有麟等熟朋友都有礼品相赠。汾酒是山西人赠鲁迅最多的礼品，除冀外，高长虹、唐诃等都几次以汾酒相赠。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后，心情郁闷、悲愤，以至病了一场，连饭也不想吃。这年11月8日，鲁迅“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汾酒竟有如此奇效！有的人，带来了家乡特产闻喜煮饼，鲁迅尝过，味道甜美，这就成为《孤独者》中那个细节的原始材料。
在跟山西人不断交往的同时，山西的“历史文物”和古代山西人的著作又先后进入鲁迅眼中。鲁迅收集了许多山西古钱和碑帖拓片，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反清义士傅山遗留下的文物和书画，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
民国初年，鲁迅因失望于辛亥革命，理想破灭，长期住在会馆里抄古碑，辑古文。1912年鲁迅到北京不几天，即从琉璃厂购得唐王绩（河津人）《王无功集》。1913年3月27日，鲁迅辑录谢承《后汉书》毕，写出《谢承〈后汉书〉序》。序中说“清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又据《困学纪闻》所载“傅山自云其家”几种古籍“寇乱亡失”，说：“然他人无得见者。”从此引起对傅山的特别关注。同年11月8日，在琉璃厂有正书局买得石印《傅青主自书诗稿》一册，两个月后收到二弟周作人寄来的竹坨抄《傅青主持》（“持”，原文如此，当误）一册。1927年底，鲁迅在《日记》后专门写了一篇《西牅书钞》，共五则，其第一则云：“严元照《蕙櫋杂记》：近见徐昆《柳崖外编》载傅青主先生一帖，语极萧散有味，录之于此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纯然白话一篇！鲁迅在《日记》后附《书账》是常例，而写《书钞》却只有这一次，其重视程度不同寻常。
鲁迅收购的其他山西文物，有刻有“长子”、“襄垣”字样的小币，有印有“安邑化金”的圆足布，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拓片（按，大云寺在猗氏县仁寿寺），有《潞州舍利塔下铭》拓片，还有“山西新出土”的墓志拓片等，分布南北各地，难以计数。山西是古物之乡，面对这些古物，就是面对历史，面对人世沧桑，面对整个中华民族。那是人类生命的永久的记忆。鲁迅在观察着、研究着历史，也在研究着、认知着山西。
另外，山西的一些去世的人，也会影响着鲁迅对“山西人”的看法，比如《隔膜》中所写的冯起炎。鲁迅说：“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鲁迅又引其结尾处有似“自传”的“十分特别”的话：“臣……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原由”，原来冯起炎在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又在另一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有此“二恨”，“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鲁迅说冯生员“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然而署直隶总督袁守侗却称其“狂妄”，判处“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鲁迅写此文是揭露清代文字狱的，但其受害者却是这么一个小文人，我们在痛恨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可恶的同时，也会感到冯起炎这么一个山西人的迂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