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的债券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美国在借鉴英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公司资本主义，或称股票资本主义，并逐渐摧毁英国债券资本主义所积累的结构力量，把世界经济的流动资金、购买力和生产能力集中到美国资本市场上来。实际上，英国当年有机会实现美国式的股票资本主义，但由于金融制度强制性变迁的过犹不及，导致了英国股票市场没有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在英国，股票交易从1555年左右就开始，到17世纪末股票交易在伦敦趋于火爆，终于酿成1720年的“南海股票泡沫”事件。这一事件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严格限制公司股票上市的法案--“The Bubble Act”，由于该法案过于严厉，限制了英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使伦敦股票交易徘徊搁浅了130余年，直到1850年，才重新复苏。从某种意义上看，The Bubble Act法案把以股权文化为中心的创新经济留给了后来的美国。
与荷兰、英国相类似，金融革命仍然是美国今天新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新经济也不仅仅是比尔·盖茨等技术天才所发动的技术革命的产物，也是金融革命的产物，美国《商业周刊》经济编辑迈克尔·曼德尔曾评论说：“如果说技术是美国新经济的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过去10年中，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从每年约50亿美元激增至1000亿美元，使得很多种子公司短期内得以爆炸式成长成为业内巨头，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获得的技术很多时候与美国旗鼓相当，却不能像美国那样从技术革命中获得超额利益，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金融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
三、金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摩根索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是追求权力、显示权力和扩张权力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冷战以来的国际关系现实证明，世界上主要大国仍然把权力当作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断追求权力、炫耀权力，把外交当作是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国家获取权力的一种战略手段。一旦外交手段失去效用，替代手段就是军事力量的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构成国家力量的基础要素--经济和金融方面来分析我们的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与维也纳体系相比，当今国际关系体系的显著特征是：金融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造成某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国际金融的主要职能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求合适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国际金融造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国家力量盛衰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强国来说，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意味着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广泛渗透，并对其国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对受援国来说，外资、援助和贷款必然使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主仆依附关系，它们在获得投资和贷款的权益时，常常被迫接受发达国家附带的苛刻还债条件和政治条件11。
实质上，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往往是体现该时代霸主国利益的霸权体系。霸主国通过国际金融手段对国际经济和外交事务施加深刻的影响。霸主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它的货币是全球金融关系的基础，它的资本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一旦国际金融发生危机，只有霸主国家才能发挥某种“起死回生”的关键作用。
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产生于19世纪。从1870年起，英国等工业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导致对海外的资本输出，给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因素。
显示英国强大的地方不在于庞大的殖民地、威名远扬的不列颠舰队和生气勃勃的工业生产，而在于它控制了近百年的国际金融体系。1914年，英国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投资于外国铁路、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和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英国的投资者和金融家从海外的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英国成了靠投资生活的国家。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已经直接影响到英国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因此，作为经济霸权国家，英国十分关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通过政府和英格兰银行管理着世界金融体系。英国实行英镑与黄金兑换挂钩的金本位制，英镑成为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40%以上的国际贸易使用英镑结算。英国还实行帝国特惠制，在英镑区实行低关税政策。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从世界霸主的地位跌落下来，英国的经济体系遭到战争毁灭性的打击，其国库在两次大战中消耗殆尽。1945年，英国海外资产损失40亿美元，出口贸易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外债高达120亿美元，黄金储备降至100万美元。
显然，英国经济囊中羞涩，虚弱的财政收支已经无力支撑起大英帝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尊严。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支持，英国必然淡出国际舞台中心，让出世界霸主的宝座。另一位世界霸主开始粉墨登场了。促成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强大动力是战后初期美国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雄厚金融实力。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体系时清楚认识到，美国依靠军事力量无法成为世界霸主，苏联同样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杀手锏则是它能运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创造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通过实现经济霸权来达到实现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目的。美国政治军事霸权迟至90年代完成，而经济霸权早已实现，这一过程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开始的。
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跃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尚未从心理上做好争霸世界的准备。美国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霸权意识猛然醒悟，同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美国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黄金储备高达200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59%，这为建立一个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作为参战国，美国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在战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又为它自己平添不可估量的政治信用。于是，威力无比的军事机器、深谋远虑的政治外交为美国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扫清一切道路上的障碍。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式形成。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完全按照美国方式组建和运作，成员权力的大小根据它们交纳的股金进行计算。美国在IMF总计88亿美元的本金中承担了27.5亿美元，在世界银行的100亿美元股金中，美国缴纳了32亿美元，因此，在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中，美国拥有足够的否决权。有些国家则缴纳很少一部分股金，如巴拿马只缴纳了0.002%的世界银行股金，它们的投票权利只具有象征意义。
从布雷顿体系的内容来看，美国从稳定汇率、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三个角度勾勒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其核心思想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经济体系里面，充分维护和实现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外交政策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实行黄金--美元本位制，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的支付手段。如此一来，美元成了关键货币，美国可以充分享受戴高乐所说的“美元特权”带来的种种优惠条件。当别国为外汇储备增减忙碌时，为对外贸易逆差扩大苦恼时，美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通过印刷货币、增加美元供应量来解决本国外贸逆差，并且直接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动。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是说明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例证。有专家认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战争，是美欧日垄断资本对金融权力的一场争夺战。“在这场金融动乱中，亚洲国家遭抢了，巨额财富流失，并由此触发了政治动荡、社会动荡。日本被打瘪了，经济一蹶不振。反之，富了美国，肥了欧洲”。“亚洲的这场金融风暴，带动了亚洲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也有专家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转型。透过这场危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就全球层面而言是美欧潜在竞争格局的显现；在亚太地区是日本、韩国、东盟群雄受挫背景下，中美双峰对峙局面的形成。有的专家甚至断言货币金融力量将是新世纪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力，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尽管这种论断还须斟酌，但不可否认，货币金融力量对当代和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