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了又谈，谈了又谈——至少我是这样；我们笑了又笑，笑了又笑——至少他是这样。可是自始至终，我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照轮机师的说法，我把我那天生的机警“开足了马力”。他的回答虽然是含含糊糊的，我却下定决心，非弄清他的行业不可，而且我还决定要使他对我的企图还没来得及犯疑心，就叫他把实情说出来。我打算用一个高深莫测的妙计把他引上圈套。我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全都告诉他，在这一阵诱惑性的亲密谈话时间内，他自然就会对我热情起来，以致情不自禁，还没猜到我的企图，就把他的事情全都告诉我。我暗自想道，伙计，你哪知道你是在和一个多么狡猾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
“噢，你决猜不到今年春天和冬天我在各处演讲，挣了多少钱吧？”
“猜不到——我想我怎么也猜不到。我想想看——我想想看。大概有两千块钱吧？可是不，先生，不对，我知道你挣不到那么多钱。大概有一千七百块吧？”
“哈！哈！我早知道你猜不中。我今年春天和冬天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块。你觉得怎么样？”
“噢，这真是惊人——十足地惊人。我把它记下来吧。你说这还不是全部收入吗？”
“全部！哦，天哪，还有《呐喊日报》给我的四个月稿费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呃，比方说，大约八千块，你觉得怎么样？”
“好家伙！唉，那我就要说，我很希望自己也在那么一大堆钱里打滚。八千！我把它记下来吧。喂，伙计！——除了这些钱而外，难道你会说，你还有别的收入吗？”
“哈！哈！哈！瞎，你可以说是刚刚摸着了一点儿边哩。还有我那部书，《傻子出国记》——定价三块半到五块，看装订的好坏。你听我说吧，对准我的眼睛瞧着吧。过去销掉的不算，只算最近这四个半月，光是这四个半月里，这部书我们就卖了九万五千部。九万五千部呀！想想看。平均就算它四块钱一部吧。小伙子，那就是将近四十万元哪。我得一半。”
“我的天哪！我把这个也记下来。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呢，嘿——我的乖乖，总共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真能有这么多吗？”
“那还会错！要是有错的话，也只能是没算得够。我要是会计算的话，我这一年的收入是二十一万四千元，现款。”
然后那位先生就站起来要走。我当时非常晦气，以为我听了这个陌生人大声惊叹的话，便得意忘形，大吹其牛，把钱数夸大了不少，结果却大概是白说了一阵，毫无意义。可是不，最后那位先生把一只大信封递给我，说那里面装着他的广告，他说我从那里面就可以弄清楚一切关于他的生意情况，并且还说他很乐意得到我的照顾——事实上，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收入特别的人做他的主顾，他简直会感到荣幸哩，他说从前他总以为这个城市里有几位阔佬，可是等到他们和他做起生意来，他就发觉他们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他说自从过去面对面见过一个阔人，和他谈过话，用手和他接触过以后，已经熬了许多许多年了，所以现在他简直禁不住要拥抱我——事实上，如果我能让他拥抱一下，他就会认为那是很大的恩惠。
这使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并打算拒绝，居然让那个心地单纯的陌生人伸手搂住我，淌下了几滴令人快慰的眼泪，顺着我的脖子背后往下流。然后他就径自走开了。
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就打开他那一封广告，我把它仔细看了四分钟。然后我把厨娘叫来，说道：
“快搀着我，我要晕倒了！让玛丽去翻烤饼吧。”
后来我苏醒过来，就派人到街上转角的地方那个酒店里去，找来一个画家，雇用他一个星期，叫他每天夜里坐一通宵，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我咒累了的时候，偶尔也叫他帮帮忙。
啊，他是多么可恶的一个坏蛋！他那份“广告”原来不是别的，只是一份混账的报税单——关于我的私事的一连串无礼的问题，我可以说明一下，都提得非常巧妙，连世界上最老的人都看不清它们究竟目的何在——这些问题是煞费苦心想出来的，它们可以使人把他的实际收入照四倍填报，为的是防止他们起誓的时候撒谎。我想找出一个漏洞，可是似乎什么漏洞也没有。第一个问题把我的情况包括得很全面、很充分，就像一把雨伞盖得住一个蚂蚁窝似的：
过去一年里，你从任何地方经营的生意，干的手艺或是职业，总共有多少收益？
这个问题还附加了十三个别的问题，都是同样追根究底的。其中最客气的一条还要求我说明是否干过偷窃和抢劫之类的事情，是否用放火的手段或是靠其他秘密来源，获得过第一问题右方所列的收入以外的钱财。
显然，那个陌生人叫我当了一个傻瓜。这是十分十分明显的，于是我就出去，再雇来了一个画家。那个陌生人故意利用我的虚荣心耍了手段，引诱着我说出二十一万四千元的收入。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钱当中有一千块是免收所得税的——这是我唯一可以放心的一点，可是这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按照法定的百分之五的税率，我必须付给政府一万零六百五十元的所得税！
（我在这里可以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照办。）
我认识—个很富有的人，他住的房子是一座皇宫似的大厦，吃的是豪奢的饮食，开支非常之大，可是他却是个没有收入的人，这种情形，我是常在报税单上看到的；我在苦恼之中便去向他请教。他把我开列着那些大得吓人的收入的单子接过去，戴上眼镜，拿起笔来，真快呀！——我马上成了个穷光蛋！这是最干脆不过的事了。他巧妙地运用了“免征表”，就毫不费力地大功告成了。他把我所缴纳的“州政府、联邦政府、市政府的税款”开列了若干；把我所受的“轮船失事和火灾等项的损失”开列了若干；把我“出卖房地产所受的损失”又开列了若干，还有“出卖牲畜的损失”、“租赁房屋的租金”、“修和利息等项开支、“租赁房屋的租金”、“修缮、改建和利息等项开支”，还有“我从前当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当税局职员的时候，曾经在薪金项下缴过的所得税”，以及其他等等。他在这许多项目上每一种都算出了一笔惊人的“免征额”——每一种都有。他计算完了之后，就把那张单子交给我，于是我一眼就看出了，在那一年里，我在赢利方面的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元零四角。
“你瞧，”他说，“那一千元是依法免征所得税的。现在你只要把这张账单拿去，宣誓证明属实，再缴纳这二百五十元的所得税就行了。”
（他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的背心口袋里偷了一张两元的钞票溜掉了，我敢打赌，如果访问我的那个陌生人明天来找这个小孩子，他也会谎报他这笔收入的钱数。）
“难道你，”我说，“老兄，难道你自己老是照这个办法编出一些‘免征额’吗？”
“噢，可不是吗！要不是在‘免征项目’这个标题之下有那十一条规定的话，我每年都会为了供养这个凶恶可恨、横征暴敛的专制政府，穷得像叫化子一样。”
这位先生的地位很高，他是在这个城市里实力最雄厚的阔人之列的——他们这些人在道德方面有分量，在商业上有信用，在社会上的声誉是洁白无瑕的，所以我就甘拜下风，学了他的榜样。我到税局里去，在当初去访问我的那位客人怒目相视之下，我站在那儿撒了一连串的谎，说了一大堆骗人的话，提供了许多耍无赖的证词，一概都发誓证明是实在的，直到我的心灵涂上了好几英寸厚的伪证的污垢，我的自尊心永远、永远扫地无余了。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不过是美国成千成万最有钱、最得意、最受人尊敬、最受人重视、最受人巴结的阔佬每年都干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在乎，我并不感到惭愧。我只是暂时少说些话，避开防火手套，免得染上某些可怕的坏习惯，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竞选州长
就在几个月之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与斯图阿特·沃得弗先生和约翰·赫福莫先生竞选。然而我总觉得我有一个显著的长处胜过这两位先生，那就是——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即使他们曾经知道保持名誉的好处，那个时候也已经过去了。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对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正当我还在赞美自己的长处，并暗自因此得意的时候，却有一股不愉快的浑浊潜流“搅浑”我那快乐心情的深处，那就是——不得不听到我的名字动辄被人家拿来与那些人相提并论地到处传播。我心里越来越烦乱。后来我就写信给我的祖母，报告这桩事情。她的信回得又快又干脆。她说——
你生平从来没有干过一桩可羞的事情——从来没有。你看看报纸吧——你看一看，要明白沃得弗和赫福莫这两位先生是一种什么人物，然后想一想你是否情愿把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和他们公开竞选。
我也正是这么想呀！那天晚上我片刻也没有睡着。可是事已至此，我终究无法撒手了。我已经完全卷入了旋涡，不得不继续这场斗争。早餐时，我无精打采地看着报纸，忽然发现下面这么一段，老实说，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
伪证罪——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在大众面前当了州长候选人，他也许会赏个面子，说明一下他怎么会在1863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个证人证明犯了伪证罪。那次做伪证的意图是要从一个贫苦的土著寡妇及其无依无靠的儿女手里夺取一块贫瘠的香蕉园，那是他们失去亲人之后的凄凉。生活中唯一的依靠和唯一的生活来源。吐温先生应该把这桩事情交代清楚，才对得起他自己，才对得起他所要求投票支持他的那些广大人民。他是否会照办呢？
我不胜诧异，顿时觉得心都要炸了！这样残酷无情的诬蔑。我一辈子连见也没有见过交趾支那！瓦卡瓦克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至于香蕉园，我简直就不知道它和一只袋鼠有什么区别！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简直弄得神经错乱、不知所措。我只好把那一天混过去，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早上，同一报纸上登着这么一条——别的什么也没有——
耐人寻味——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于那桩交趾支那的伪证案保持缄默，似有隐衷。
（附注——在竞选运动期中，从此以后，这个报纸一提到我，唯一的称呼就是“无耻的伪证制造者吐温”。）
其次是《新闻报》，上面登着这么一段——
敬请说明——新任州长候选人可否将下述事实经过向本市若干迫切等待着给他投票的市民赐予说明，以释群疑。他在莫大纳的时候，和他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伙伴们时常遗失一些小小的贵重物品，后来这些东西通通在吐温先生身上或是他的“皮箱”（他用采包裹身边物品的报纸）里找到了，于是大家为了帮助他改过自新，就不得不对他进一番友谊的忠告，所以就给他浑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让他吃“坐木杠”的苦头，然后就叫他永远离开他在这个工棚里所占的位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可以说明一下吗？
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居心险恶的事情吗？因为我是一辈子没有到过莫大纳的。
（从此以后，这个报纸就照例把我叫做“莫大纳的小偷吐温”。）于是我渐渐对报纸有了戒心，一拿起来就觉得提心吊胆——很像一个人想睡觉的时候去揭开床毯，可是脑子里却担心那底下会有一条响尾蛇似的。有一天，我又看到这么一段——
谣言被揭穿了！——根据五：戈区的迈克尔·欧弗兰纳根先生和水街的启特·柏恩斯先生及约翰·亚伦先生三人宣誓负责的证词，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诬蔑我党德高望重的领袖约翰·赫福莫已故的祖父，说他是因犯盗劫罪被处绞刑的。这种卑鄙的说法是一种下流的、无端的谣言，连丝毫事实根据的踪影都没有。像这样诽谤九泉之下的死者、并以谰言玷污他们的圣名的无耻手段，竟被人用以博得政治上的成功，这实在叫正人君子看了寒心。我们想到这种卑鄙的谣言对死者清白的家属和亲友们所必然引起的悲痛时，几乎激动得要把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鼓动起来，采取断然行动，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么办！还是让他去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苦痛吧。（不过公众如果让感情的冲动占了上风，在盲目的愤怒支配之下竟对诽谤者加以人身的伤害，显而易见，陪审员是不能给这些激于义愤的人们定罪的，法院也不能对他们加以处罚。）
末尾那句巧妙的话居然大起作用，当天夜里就有一群“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从前面冲进我的房子，把我吓得连忙从床上爬起来，由后门逃出去。那些人满腔义愤，来势汹汹，一进门就捣毁了家俱和窗户，走的时候把能带走的财物都拿去了。但是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赫福莫州长的祖父。不但如此，直到那一天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
（我要顺便说一声，从那以后，上面所引的那个报纸就把我称为“盗尸犯吐温”。）
其次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新闻是这样说的——
好一个体面的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在独立党的群众大会上作一次中伤别人的演说，但是他不曾按时到场！他的医生打来一个电报，说他被一辆狂奔的马车撞倒了，腿上两处受伤——伤者在床上躺着，非常苦痛，如此这般，还编了一大堆这类的谎话。独立党党员们极力要把这种卑鄙的托词信以为真，故意假装着不知道他们所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花天酒地的家伙之所以没有来的真正原因。昨晚上分明有人看见一个人醉得不成样子，一歪一倒地走进吐温先生住的旅馆。独立党党员们有不容推卸的义务，应该赶快证明这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我们终于把他们难住了！这件事情是不容避而不谈的。人民的呼声响雷似地要求回答，“那个人究竟是谁？”
当真把我的名字牵连到这个不名誉的嫌疑上面，一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绝对难以置信。我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尝过麦酒、啤酒、葡萄酒，或是任何一种酒了。
（现在我说起当初看到自己在那个报纸的下一期上被人确信地加上“酒疯子吐温先生”的诨名，竟能毫不感到苦恼——虽然明知那个报纸会坚持不懈地继续这样称呼我，—直到底——这就足见当时的环境对我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时候匿名信逐渐成为我所收到的邮件中的重要部分。普通的方式是这样的——
被你从你的公馆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讨钱的老太婆，现在怎么样了？
爱管闲事的人启。
还有这样的——
你干的事情，有些是除了我一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的。你最好识相一点，快给鄙人拿出几块钱来，要不然就会有一位大爷对你不客气，在报纸上跟你过不去。
随你猜敬启。
大致的意思总是这样。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举出许多例子，直到读者发腻为止。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又给我“判了罪”——大规模的贿赂行为；而民主党的权威报纸则将一桩大肆渲染的讹诈案硬栽到我头上。
（就是这样，我又获得了两个称号：“肮脏的舞弊分子吐温”和“可恶的讹诈者吐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