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华北新华日报社联合在下合村总部招待所，举行了招待会，招待来自大后方的妇女儿童考察团与作家战地访问团。
在这次招待会上，妇女儿童考察团团长陈波儿及吴竞、宋迪夏、陆耕、王紫非、常子峰，作家战地访问团叶以群、袁勃、杨朔等先生，八路军总部朱光、龚澎、孙泱、李伯钊等人参加，宾主欢聚一堂，互相交换了工作经验。
陈波儿在会上介绍了该团的成立过程：妇女儿童考察团，是好些爱好妇女儿童工作并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在去年年底成立的，自重庆出发来前方各战区，它的目的是在于了解各战区妇女儿童在抗战中的救亡活动情形，以及在工作中的困难和经验教训，并了解被迫来华的日本妇女，在日本法西斯压迫和奴役的情形，了解我国妇女在敌占区被日寇蹂躏和奴役的情形，此外，也更藉此明了各战区军政民各方面的工作，沟通各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的密切关系，相互交换经验，使大后方及各国人民明白前线及敌后军政民英勇抗战的情形，打破前后方阻隔，唤起世界同情。
妇女儿童考察团，自重庆出发，经过延安，到了晋西北，到了晋察冀边区，她们本拟先去河北平原，但因大水所阻，乃由冀西来到晋东南；他们在晋察冀逗留了半年，曾写了许多稿子，摄了许多照片，搜集了儿童的歌谣，介绍到大后方去，并写了不少以妇女儿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陈波儿表示，她们将在晋东南停留一个时期，作详细的考察，然后渡过黄河晋谒卫立煌司令长官，转道西安返回重庆。
妇女儿童考察团的到来，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也在百忙之中，携夫人康克清一起接见了考察团成员，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朱总司令详细地介绍了我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杀敌的战绩，也介绍了华北各根据地创建以来，对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视，中共北方局专门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来组织、引导妇女，挣脱封建传统束缚，走上社会。目前各根据地都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广大妇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中，她们不仅宣传抗日、唱抗日歌、做军鞋、开展拥军活动、救护伤员、洗绷带等，而且在参战支前、战地救护、扫盲识字等活动中也有她们的身影。华北根据地还广泛建立了儿童团，不仅组织他们学文化、学练武，也组织他们站岗、放哨、查路条。朱总司令风趣地说：如果你们不带路条，想到乡村去考察，肯定会被儿童团送到村武委会的。
朱总的介绍使考察团成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最后，朱总与考察团成员合影留念。
考察团在八路军总部的安排下，在武乡驻扎了3个月时间，并深入到黎城、辽县、涉县、襄垣等地进行广泛的考察、宣传、采访、调查，做了大量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不少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1940年春，陈波儿率领考察团，经洛阳晋谒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之后，行程万里回到国统区重庆。
考察团成员满腔热情地向大后方人民汇报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业绩，以及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然而，她们的行动却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报告会受阻挠，文章不能发表，剧本不让拍摄，对她们进行查抄、恐吓，还公然闯入住宅妄想把陈波儿强行抓走，由于陈波儿等处境日趋险恶，1940年秋，中共党组织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经过多方周旋，将她们转移到延安。
鲁艺木刻工作团是在1938年10月，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延安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去”的号召而组建的。团长胡一川，主要成员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木刻艺术班的罗工柳、彦涵、华山等。11月，该团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带领下，随延安赴前方的干部一起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抗日前线。
他们带着经过遴选的抗战以来全国木刻界创作的数百件木刻作品，进入山西根据地。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1938年春天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展出的，也有一部分是延安木刻工作者的新作品。
木刻工作团渡过黄河以后，首先抵达晋西，在那里举办了多次木刻作品展览，并与当地木刻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同时也听到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内容不够丰富、生动，情节性不强，形式上不美观，最好有颜色群众才喜欢看等等。
（第九节）鲁艺木刻工作团
木刻团从晋西来到太行根据地后，也举办了多次展览和座谈会，并在长治出版了美术专刊。从晋西到太行，鲁艺木刻工作团共举办过7次展览会和4次座谈会。但由于这些作品在内容与技巧、表现方式和题材等方面，都与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着明显的差距，所以往往受到冷遇。那时中国新兴木刻艺术，还保留着欧洲的风格和表现手法。
意想不到的冷遇，使木刻工作团的艺术家们对群众的批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感觉到：内容上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没能深入敌后，了解抗战前线的生活情况，无法脱开老套路和旧的表现手法，在内容上有闭门造车的嫌疑。为改变这一现状，他们表示，要到抗战的最前方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出表现敌后军民抗战的好作品来。
木刻工作团的成员虚心吸取了在敌后活动的经验教训，了解到群众要求，中国的新兴木刻必须是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工作团决定集中精力，先创作木刻连环画小册子。胡一川创作了一套《太行山下》，华山创作了一套《王家庄》，彦涵创作了一套《张大成》，都取材于敌后斗争生活。这些作品的出现，使木刻艺术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改变了木刻活动在抗日军民中受到冷遇的境况。
不久，木刻工作团来到武乡，驻扎在拐垴村。
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后，一方面深入生活，积极创作反映军民抗战的木刻作品，一方面也开始为华北《新华日报》刻制插图。为了集中展示木刻作品，提供更便捷的与广大军民见面的机会，木刻团与华北《新华日报》联合，创办了副刊《敌后方木刻》。
特别是在1939年底，一次八路军总司令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
这次谈话之后，鲁艺木刻工作团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趁着1940年春节之际，制作一批军民生产生活的年画。木刻工作团为了有效地开展新年画活动，除留下华山同志在报社担任木刻工作外，其余同志都来到拐垴村，工作团召开全团会议，讨论新年画创作计划、分工、选题，定时完成任务。为了解决水色套印、刻字技术和人员的困难，特地从农村里请来会刻字的赵思恭师傅，又从新华日报社请来一位曾经印过旧年画的工人王同志，在他们帮教下，有些技术很快被工作团同志掌握。经过个把月的突击，这批新年画刻制出来了，作品有《军民合作》、《破路》、《开荒》、《实现民主政治》、《织布》、《春耕大吉》、《保卫家乡》等，这些新年画在印制过程中，村里的煤窑工人、农民、过路行人都跑来看新鲜，而且有人要买几张带回家里去，还有人把贴在村里的新年画揭走。特别在农历腊月二十三那一天，是民俗祭灶的日子，村里人叫过小年，胡一川和杨筠二同志，亲自带着这批年画去赶集，到蟠龙集市上摆摊叫卖，几千张新年画在不长的时间里被争购一空。第二天，又有许多老百姓赶几十里地来买年画的，有人在集市没有买到还直接跑到木刻工作团驻地拐垴村去要求买年画。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看看农民对它是否喜欢。木刻工作团所以能够创作这些新年画，首先在于明确艺术为民众、为抗战这一目的性，而且是以现实生活为其创作的题材内容，并从群众欣赏习惯出发而采用民间年画一些格式和印刷方法，所以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这样的情景，使大家深受感动。木刻创作上这一新的发展，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既密切了美术创作与群众的关系，也教育了美术工作者，使大家进一步体会到了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认真向民间美术学习的现实意义。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这次尝试得到朱德等领导的高度赞扬。彭德怀也非常喜欢这些年画，还让他的夫人亲自到木刻工作团要了一些年画看，并于1940年2月7日写信给木刻工作团，信上写到：这次你们的勇敢尝试，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许多艺术工作者口喊大众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而你们则已向这方面走进一步了。信中还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脱离了时代要求，不反映革命现实的作品，是没有而且也不会有艺术价值的。目前中国艺术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加紧地批评地接受与发展民众的艺术形式，充分反映抗战中人民的要求，成为动员民众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1940年2月8日，也是农历正月初一，朱德总司令在下合村召集了晋东南文协座谈会，并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号召艺术工作者笔杆子要跟上枪杆子，要用笔杆子创作出有助于抗战的作品来。陆定一同志以《艺术工作的方向》为题，作了系统的发言，其中提到：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年画得到重大收获后，正在准备出版木刻画报及木刻彩色连环画。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一定以全力帮助。又说：“我们的艺术家要真正深入民众，了解工农兵的日常生活需要和心理，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描写对象，磨练技巧的对象，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老师，自己的批评家。鲁艺木刻工作团在这方面已经得到不少成绩。”
八路军首长对木刻工作团同志们的表扬，成为该团努力的方向，他们时时把这些鼓励看成金玉良言，以此鞭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