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原定会员227人，出席者仅一百四五十人，主张抗日民主和不满蒋汪把持会议的人，几乎都没有参加。会议由汪精卫主持，共开预备会1次，正式会6次。黄炎培等62人再次致电，认为欲挽救国难，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方能奏效。他们希望政府在未实施宪政前，立即确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承认各党派并允许其自由活动，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但这些合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根本未予理会。在讨论国内政治问题时，国民党分子张继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唯一希望，全国国民应一致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关于"御侮"问题，会议也作了决议："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人，政府应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宗旨之条约，概不得签订"，"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此决议表明，国民党政府在不准人民起来抗日的前提下，仍然坚持现行的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会议于4月11日闭幕。
此次国难会议违背了人民呼吁召集的初衷，未能制订任何反映民众愿望的抗日救亡政策，也未给予人民任何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此后更趋激烈。
淞沪停战协定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3月2日被迫撤至昆山至福山一线。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国联的干预下停止进攻，中、日双方进入紧张的停战谈判阶段。
关于中日停战问题，国联曾召开过各种公开的、非公开的大小会议，3月4日通过了停止上海战事的决议案，3月30日通过了"上海中日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共订有14条条款，其中包括：日军撤回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恢复"一·二八"事变以前之状态。在国联决议影响及各国代表的斡旋下，上海的中日双方代表自3月4日起在谈判桌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次日，中日两国代表均表示准备依据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案与对方开始谈判。1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领事署开始首次会晤，列席会议的有英、法、美三国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共6人。经数次争论与调停，3月21日各代表始在英国领事署商定了三项原则：（1）中国军队暂时留驻现在防线；（2）日本军队按照一定程序，撤退至1月28日以前的原防，此项程序将由正式会议决定；（3）由参加各友邦代表在内的共同委员会，证明第一、第二两项的实行。
双方在英国领事署举行正式会议。因双方分歧较大，会议断断续续进行10余次，无多大进展。后经英国公使蓝普森从中调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4月28日双方始达成一致意见，停战协定至此已基本完成。
中日上海停战会议在英国驻沪领事署举行，下午1时半，《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始告完成。协定全文于当日晚9时在南京、东京、上海三处同时正式公布。
淞沪停战协定共有正文五条，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21年5月5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嗣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按：当时中国军队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的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21年1月28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的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的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的组成。
淞沪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是国民党当局向日本妥协让步的产物。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守，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实际上将上海变成一个不设防、不驻军、不准有抗日组织及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此外，协定没有明确规定日军撤回原状的日期，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这不但给予了日军一个充裕的回旋余地，也为尔后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犯创造了条件，埋下了隐患。
废止内战大同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出现内忧外患、战乱纷争连续不断的局面。这种混乱动荡的形势自然严重影响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尤其是"一·二八"上海事变的爆发，顿使上海这个全国工商、金融中心受到致命的冲击。为此，上海各工商联合会强烈希冀结束此种纷争混乱的局面，由于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他们决定发起一个由全国各商会参加的联合组织，共同致力于废止内战的斗争。
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发表通电，声称："鉴于内忧外患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以期安内对外"，并制定章程十条，其中第二条为废止内战运动的方法，共分三个步骤：（1）平时发表文字或演说，宣传内战的罪恶；（2）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调处之，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解决；（3）不幸内战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和平适宜方法制止之。通电还呼吁全国各省市商会、银钱业公会加入该会。同日，发起人沪银行界吴鼎昌、刘湛恩等18人，通电平、津、武昌、南京、广州、上海各界名人征求参加。通电发出后，平、津、南京、济南等市工商界一致赞同加入发起成立同盟之列。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四团体发表公告，决定在上海先行设立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即日起开始办公。筹备会成立时，正值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未久，筹备会即于成立第二日致电广东陈济棠和陈策，吁请悬崖勒马，另图和平解决，并电广州各团体婉劝力诤，联合阻止二陈互相残杀。随后，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推举代表朱庆澜、查良钊、陈立廷3人赴粤请愿停战。
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大同盟会正式成立。到会代表449人，推王晓籁、吴鼎昌、林康侯、杨美真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吴鼎昌致开会词，略谓：攘外必先安内，今外患莫知底止，乃二十年不断内战致成积弱所召。我民族国家求生存，惟有一致对外，长期抵抗；要长期抵抗，非在运动废止内战一条路上开步不可。大会推举吴鼎昌、王晓籁、朱学范等57人为常委，马相伯、段祺瑞、胡适等15人为名誉委员。9月6日，大同盟会在沪召开第二次常委会，决定在天津、北平、汉口、南京、重庆、广州等地设立分会。
废止内战大同式成立后，曾为停止国内军阀派系之间的内争到处奔走调停。山东韩复榘、刘珍年发生战事后，废止内战大同盟9月20日分电韩、刘，劝其停止军事行动，并电请青岛市长沈鸿烈设法斡旋。21日，大同盟公推张伯苓赴鲁止战。四川战乱发生后，废止内战大同盟12月12日通电中央党部、行政院、财政部及教育机关，以刘湘无故枪杀四川大学生、封闭《新蜀报》、封闭川省裕通银行，要求中央予以严厉制裁，褫夺刘一切职务。13日，大同盟会派代表林康侯等赴京，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请愿制止内战。川黔事发后，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会于12月23日讨论制止内战，解决川黔问题办法，并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军委会等，要求：（1）严令川军即日停战；（2）迅组川政整委会；（3）授权整委会编遣川军；（4）严禁军火人川；（5）查办川战祸首；（6）调王家烈部离黔。
由于废止内战大同盟把"内战"的标准定为"争权利、夺地盘"的"非剿匪性质的战事活动"，所以，虽然它为消弭内战而到处奔波，但是其成果极为有限，因为军阀派系为利益、权势而争，非少数人调停、劝告所能解决。再者，大同盟会固执地把所有与蒋介石中央有矛盾的军事行动都视作反叛，故此它不但支持国民党的"剿共"军事行动，也反对十九路军成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无意间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广播如同报纸、杂志，是舆论传媒的重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其迅捷与影响往往超过后者。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蒋介石手下重要人物陈果夫已注意到无线电广播在政治舆论宣传中的重要性，并多方搜罗无线电专家准备筹设广播电台，只是因经费人手问题而未得要领。1928年春，陈果夫得知上海有一部500瓦广播机欲售，便借得7000两银子作为定金，以1.9万两银总价买下。当年5月，勘定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隅旷地为台址，迅即造屋装机。该台被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因其功率有限，虽名日"中央广播电台"，实际上电波所及，仅东南一隅。嗣后，陈果夫等决定扩大功率，遂于1930年向德国得力风根公司订购75千瓦全套机械设备，在南京市西郊江东门外北河口建筑发射台，1932年5月全部装置工程竣工。
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66周年纪念日，新建的中央广播电台遂于是日正式开播。因其功率猛增，收听效果极为清晰洪亮，全国各地称盛一时，就是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大轰动。
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草创伊始，只是初具雏形，节目单调而贫乏。1932年强力电台开播后，又增添了一部10千瓦的中波机加入联播，电台的节目也有了很大改进。电台的领导骨干，多为出身上海交通大学、留学欧美的机电专业人士，博文广见，思路开阔，他们参照欧美的广播套路，全面革新节目编排，使节目逐步达到系统化、系列化。为提高播音质量，电台公开招聘男女播音员，无论国语、英语，其播讲都堪称上乘水平。尤其该台的第一批女播音员刘俊英、张沽莲、吴祥祜3人，以特有的播音韵味更使听众为之耳目一新。一些节目的播讲形式，如儿童节目，也开始变得生动活泼。
为丰富节目内容，中央广播电台自己编排了许多文艺节目。除邀请各家乐队来电台演奏外，1935年以后，出现"本台同仁演奏"节目。戏曲节目园地除放唱片外，南京几家剧院有专线可通，时时转播，还经常有票友组织来台播唱。更值得称道的是，电台传音科长范本中组织台内人才演播话剧，并动员同仁自己动手编写适合广播形式的新型剧本。其取材相当广泛，而其中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爱国救亡的历史题材，借此宣传抗日救国，又不"有碍国交"，因而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中央电台问世，正值国共内战、日军侵略的内外交困时期，该台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舆论喉舌，这两方面的话题自然占据相当比例。但由于在二者关系中，国民党更着重于"剿共"，而对抗日的宣传，则谨慎严肃，不激不随。故此，电台广播中，凡有政治演讲必然大谈"反共"、"剿共"，而一谈及国难，便色调灰暗，而且总是将之归结到"剿共"之中。尽管如此，在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的环境下，救亡的呼声不可避免地在这座电台进发出来。演讲、评论、歌曲、广播剧，均不约而同地发出爱国主义的呐喊，一些有识之士也常来中央电台发表救国宏论。但是，抗日救亡虽为时代的主题，国民党当局的"拥蒋"、"反共"、"救亡"的诡论仍充盈电台。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很快逼近南京。自8月14日起，日机频频袭击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移设到东郊灵谷寺的短波发射台被毁。在这种危机四伏时刻，中央电台大多数员工仍坚守岗位，坚持播出。不久，形势更趋恶化，国民政府准备移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11月20日奉命广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之后，于11月23日停止播音，抓紧进行电台搬迁工作。
迁至武汉后，中央广播电台将一部250瓦的广播电台与武汉原有电台联合播音，临时成为暂驻武汉的国民政府的中央喉舌。但武汉毕竟非久留之地，因此，中央广播电台一方面在武汉继续播音，一方面将南京转移来的广播器材分批经宜昌再转重庆，同时派员分驻香港、广州、汉口、宜昌，积极转运由英国运来的35千瓦短波机部分器材，装轮西上抵渝。
重庆正处于忙乱状态，中央电台在上清寺附近暂驻，将运集来的设备装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发射机，于1938年3月10日以1450千周频率恢复播音，播音语种有国语、英语、蒙语、藏语、回语，不久，又借得重庆电信局7.5千瓦电报电话两用机，作短波广播，加入联播行列，并随之增添了厦门语和粤语节目。
要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国际广播电台的设立便极为重要。1939年初，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又建起了一座35千瓦功率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根据国际时差及不同季节，采用几种天线，向本国和北美、欧洲、东亚、南洋、印度等广大区域分段广播，使得国际宣传顿时改观。
抗战时期电台工作条件极为艰险，日机的连续空袭使电台损伤甚重。1940年9月底，中央、国际两台主要设备移入坚固的地下室内继续坚持播音，这使得日本对狂轰乱炸之中中央电台仍正常播音极感惊讶与懊恼。
团结御侮是抗战时期一大主题，设于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也便成了反***战线的重要宣传阵地。除国民政府重要人物外，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及爱国志士也经常在电台中频频出现，而国际广播电台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成为国际反***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
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与兴奋。当8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瑞士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转达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播音员潘启元、靳迈以无法控制的激越、微颤的声音向全国播放了这一消息，这声音使得举国沸腾！南京沦陷区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听到重庆电台消息后，欣幸之余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卡断"大东亚播音"而改播重庆电台的新闻，胜利的消息顿时弥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