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
为了巩固中苏两国邦交，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访问。一到苏联火车站，毛泽东一行就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谈话，高度赞扬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指出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谈到当前任务时，毛泽东认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就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客厅会见毛泽东。他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客厅门口列队相迎，规格超常，表示了对中国领袖的尊重、信任和特殊的礼遇。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在隆重热烈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祝词，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答塔斯社记者问，谈到出访苏联的目的及中苏会谈的主要内容。他说："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苏中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谈到中国目前的情势时，他说："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1月11日，毛泽东晋谒列宁墓并敬献了花圈。当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1月14日毛泽东乘车离开莫斯科北上，访问列宁格勒。在此期间，毛泽东参观了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基洛夫机器制造厂，看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苏德战争中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还参观了冬宫，沙皇的寝室、藏书室和客厅等。在列宁格勒做短暂停留后，毛泽东于17日返回莫斯科。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奉毛泽东指示来到莫斯科。1月22日同毛泽东一起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会谈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在访苏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多次会谈，并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的政治与经济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周恩来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安·杨·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前言和6个条款。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及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的行动，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的盟国进攻时，缔约国另一方将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或行动；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进行彼此协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的重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中苏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将在1952年底以前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并将该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在受到任何国家的侵略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双方同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于对侵略者作战；缔约国双方同意，大连的行政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在大连的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由苏联方面租用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双方签订的《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1月31日10年内分批还清。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定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外长还就有关问题进行换文。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还进行了其他的活动。1950年2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观了苏联飞机工厂。7日，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工厂，13日，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26周年大会，同日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中苏条约和协定正式签订后，中国代表团以驻苏大使王稼祥夫妇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斯大林有着从不出席克。林姆林宫以外地方宴会的惯例，但是这一次他亲临宴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周恩来满怀激情地发表祝酒词，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中国代表团结束访问后，于2月17日启程回国。毛泽东在火车站发表临别演说：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仁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同时指出，这次访问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回国途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访问了斯维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地。
毛泽东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直接会晤。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有关条约、协定，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50年代前半期成为中苏关系史上最为友好的时期，使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成为当时的中外关系中最为友好的关系，从而击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也对远东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
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时，国民党潜伏了大批特务、土匪和小股武装，妄图以所谓"大陆游击队"同人民政权进行长期较量。这些特务、土匪与反动会道门、地主恶霸互相勾结，流窜于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等边远僻壤，严重危害着人民和国家安全。
在西南地区，早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就派遣大批特务与当地的特务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在川、黔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名反动分子，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的骨干，疯狂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阴谋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计划。
中南地区的土匪十分猖獗，数量庞大。其特点是，以国民党特务军官领导，以惯匪及国民党残余部队为骨干，以反动的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纠集一部分被欺骗胁从的群众所形成的武装反革命集团。
在西北地区，蒋介石、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在溃散之前，就成立了"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助匪养匪，图谋开展"敌后游击"，以待美援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反攻大陆"，进行复辟。
鉴于匪患严重，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肃清反动派的残余与恢复、发展人民经济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不可分割、互相促进的中心任务。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抽调了41个军部、140多个师，约150万人的兵力，在5个大行政区的22个省内，迅速地展开了大规模地剿匪斗争。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各地的剿匪斗争，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进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经历了重点进剿、分区进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的三个阶段。第一步是重点进剿，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路的合击包围与包围圈外的要点设伏堵击相结合的部署，力求将土匪主力一举歼灭，不使漏网；第二步，转人分区驻剿，对散匪进行搜捕，进一步给予残匪以军事打击。同时，积极展开政治攻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匪特分子；第三步是结合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深入挖掘隐藏分散潜伏的匪特，组织各级"肃匪治安委员会"，进行镇反运动，彻底肃清土匪。在长期清剿的同时，部队还担负了工作队任务，宣传、组织群众，协助地方建立民主政权和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并参加了土地改革。
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后，即分驻各省，维持保卫社会秩序，协助地方政府开辟工作，大力进行剿匪斗争。1950年1月2日至12日，我军经过10天的连续战斗，歼灭国民党在陕南的反动武装王凌云部。2月下旬对陕北地区的高怀雄匪部发起三次进剿，迫使600余匪众自首。宁夏我军分别于1月底和3月上旬歼灭马绍开匪部和张廷之股匪。3月5日到11日我军连续追击青海马老五股匪，迫使其向我投降。在局面暂时平稳不久，匪患又起，被消灭者复起，公开活动，组织全面武装暴乱。为此，西北军区于5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驻军对匪情展开积极的侦察和清剿。经过一个月的剿匪斗争，基本歼灭了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大股土匪。为了彻底歼灭西北地区的残存的土匪，我军按原驻地区划分，组织了"分区联防指挥部"，进行了省与省、县与县，以及大行政区之间的联合清剿。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基本消灭了由新疆窜至甘肃境内、盘踞在海子地区的乌斯满残部2000多人；消灭了盘踞在敦煌以南安南霸地区的毕善禄、铁有才两股匪徒；消灭了盘踞在台吉乃尔乌图美人河中游地区的胡赛因匪部2500余人；消灭了盘踞在铁木里克以南地区的哈里伯克匪部300余人。并且在海子地区活捉了新疆匪首、美国武装间谍乌斯满。至此，西北全境剿匪基本结束。
西南地区：西南地区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除以一部分部队准备进军西藏外，将部队实行彻底分散，分区包干，担负参加城市接管，开辟农村和剿匪任务。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剿匪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指示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西南军区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剿匪工作是西南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农村工作特别是剿匪的方针政策教育，牢固地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和当前主要是工作队的思想。同时，对剿匪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加强腹心城镇守务，和组织有关部队以分段包干办法，对各主要交通干线进行守备、护航及两侧的剿匪工作；另一方面集中必要的兵力对各省腹心地区的大股土匪，组织重点围剿；而对各省边沿地区则容后逐步解决。
根据西南局和军区的指示，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了县区政权，加强腹心城镇的守备，掩护交通安全，开展了征粮活动。同时，组织了若干机动兵力，于1950年3—7月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了重重自然障碍，至1950年7月全区共歼匪27万人，取得了全歼股匪的巨大胜利，基本净化各省腹心地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匪特和西南的反动势力。
为了全歼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匪特，西南局于7月下旬，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在1950年冬和1951年春在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西南军区党委全体会议作出了"关于1950年下半年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也是军队的中心任务。并决定，在继续深人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力争在1950年内肃清全区股匪，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创造条件。1950年11月初，西南地区在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至1951年5月，全区这一运动基本结束。
西南军区部队在将近一年的英勇斗争中，胜利地完成参加地方工作，剿灭土匪的光荣任务。歼灭土匪100万人，全区土匪基本肃清。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沉重地打击了西南强大的封建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