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现代医学模式下的健康概念
所谓医学模式，是人们对疾病观、健康观、死亡观等重要医学观念的总体概括。一定的医学模式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中医学发展的特征、水平、趋向和目标，也是与一定时代人类科学技术及哲学思想的整体水平相适应的。医学模式是一个动态概念，不是僵死不变的，总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而发展、转换。当一种医学模式对其涵盖的领域内发生的新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适当的处理时，必然会被另外一种更有生命力的医学模式所替代。
相对于现代医学模式，传统医学模式指的是发展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生物医学模式。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医学进入实验医学阶段，使生物医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各种学科分门别类地对人体的结构、功能及生理、病理状态下的各种生命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步揭示了人体生命的奥秘和疾病的原因、过程甚至机理，这一阶段的医学模式便被人们称为生物医学模式。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竞争也愈演愈烈。人口的迅速增长及迅速城市化，生活节奏加快，住宅拥挤不堪，交通事故频发，失业率上升，人际关系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使人们长期处于神经紧绷状态，许多疾病的发病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很多疾病不像以前一样由单一病因引起，而是显现出多因多果的趋势。医学研究表明，当前疾病的致病因素除了生理和遗传因素以外，通常还包含以下几种：环境污染，如噪声、大气污染、水体污染、辐射污染、食品污染、职业危害等；社会心理因素，如住房困难、工作挫折、人际矛盾、亲人丧失、个人心理缺陷等；生活方式因素，如吸烟、酗酒、吸毒等。根据发达国家的综合医院门诊的统计，由心理社会因素协同作用所引起的各类心理疾病和身心疾病各占1／3，而由单一因素引起的单纯躯体疾病患者仅为1／3，可见心理社会因素在致病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日益复杂的疾病，尽管新药层出不穷，手术和理疗等治疗技术不断进步，医疗设备也不断更新，可是治疗效果却往往不佳，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逐步暴露出来。它不仅已不能充分解释现代卫生保健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还束缚着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指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生物（躯体）变量来说明”，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是“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事实上仅用生物医学解决不了诸如结核病和性病尤其是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流行和预防问题。正如艾滋病等性病在生物医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仍无法控制，因为这些疾病更多的决定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及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社会因素。
心理社会因素在健康与疾病转换过程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主动与被动结合的新医学模式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来。于是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应运而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在新医学模式下，医生治疗疾病的手段从传统的“服药、手术、理疗”变为“服药、手术、理疗和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有几百种方法。最开始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后来美国发展出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疗法，日本主要是森田疗法，我国有钟友彬的认知领悟疗法。当前，行为主义疗法在我国使用较多。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新健康概念就是新医学模式的反映。在1948年WHO成立时，其宪章中就规定了健康的新概念（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到人的生理问题，而且涉及到心理和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三方面结合起来而构成了健康的整体概念。最近，WHO又对健康概念进行了改进，“所谓健康就是在身体上、心理上、道德上、社会适应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没有疾病或虚弱状态”，道德健康也被融入了健康的概念之中。
生理健康是人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基本保障，达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健康，更谈不上长寿。生理健康主要指人的身体能够抵抗一般性感冒和传染病，体重适中，体形匀称，眼睛明亮，头发有光泽，肌肉皮肤有弹性，睡眠良好等。
心理健康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良好的心态能促进人体分泌出更多有益的激素，能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促进人体健康长寿。心理健康主要指人的精神、情绪和意识方面的良好状态，包括智力发育正常、情绪稳定乐观、意志坚强、行为规范协调、精力充沛、应变能力较强、能适应环境、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经常保持充沛的精力、乐于承担责任、人际关系协调、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相一致、能面向未来等方面。
道德健康主要指人能够按照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准则约束自己，并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辨别真伪、善恶、美丑、荣辱等是非观念的能力。道德健康是WHO健康概念中新纳入的一项内容，这样做是有科学依据的。巴西着名医学家马丁斯研究发现，屡犯贪污受贿罪的人易患癌症、脑出血、心脏病和精神过敏症等疾病，而品行善良、心态淡泊、为人正直、心胸坦荡的人则往往身心健康。这是因为，有违于社会道德准则、胡作非为的人，长期处于心情紧张、恐惧等不良心态之中，有损健康。研究发现，这类人很容易发生神经中枢紊乱、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减弱等病症，最终会在恶劣心态的重压和各种身心疾病的折磨下早衰或早亡。
（第二节）心理与身体的统一性
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兴奋激动时，人会面色潮红、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吸急促；极度悲伤时，人则面色苍白、心跳缓慢、血压降低、呼吸不畅，还会因胃肠蠕动变弱而消化不良。反过来，生理改变也会导致心理变化，比如女性在怀孕期或更年期时心理上会有很大变化，脑部病变的人往往出现精神障碍，甲亢的人容易激动发怒，而甲低的人则表情冷漠、缺乏热情等等。这一切现象都无可争辩地说明：人的心理与身体是统一的，即人具有心身统一性。
我们的祖国医学即中医学，博大精深，经几千年而不衰，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国乃至世界医学的发展。“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心身统一观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整体医学思想。这种理论基础和思想与现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
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从天到人、从理论到应用，把“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系统化，深深影响了中医学几千年。我国中医学者用现代语言将《黄帝内经》中关于心身关系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生命活动与精神活动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如《灵枢·天年》之“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2.不同的情志活动可以相互影响。如《素问·阴阳应象》之“怒胜思”、“恐胜喜”等。
3.精神活动与机体活动密切相关。如《素问·阴阳应象》之“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宣明五气》之“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
4.心主宰精神活动，尤其是有目的、有意志的活动。如《灵枢·口问》之“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
5.人的情绪活动是机体整个“气”的活动状态的变化，不一定固守某个脏器。
6.基本体质不同，人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气质类型。如中医有阴阳五态人等说法。
7.精神状态的调整有利于疾病防治，肉体痛苦的解除有助于精神状态的改善。
8.身体与心理交互作用可引起不同疾病。如《灵枢·本神》之“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素问·阴阳应象》之“怒伤肝”、“喜伤心”、“恐伤肾”等。
但中医学的心身统一观也是存在缺陷的，例如带有很大推测性，缺乏科学实验证据，不能解释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之间的联系机理等。
现代医学理论认为，人脑的机能是心理活动的实质，心理是人脑对外界事物的反映，所以说人脑是心理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和主宰。心理体验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外界的各种刺激通过外周神经系统的各种感觉神经元传入中枢神经系统，即大脑和脊髓，然后大脑对各种传入的信息进行接受、加工、保存、整合、程序编制等过程，形成各种心理体验。心理体验通过传出神经传到各组织器官，便会完成各种生理功能。
下面以情绪和情感心理活动为例来说明心理与生理的统一性。
现代医学理论认为，情绪和感情活动中所发生的机体变化和外部表现，与神经系统的多种水平的机能密切相关。
（一）情绪与植物性神经系统
人们早就发现，情绪是在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控制之下的。
植物性神经系统是整个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它的主要机能是支配有机体的消化、呼吸、循环、生殖等内部器官的活动，调节内脏、平滑肌和腺体的功能。植物性神经系统起源于下丘脑，它的神经联系从下丘脑下行到脊髓，在脊髓的一些部位离开脊髓，通过植物性神经节达到各内脏器官。它是在大脑皮层的控制之下进行活动的。
植物性神经系统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们共同控制内脏器官（心脏、血管、胃肠、肾等），外部腺体（唾腺、泪腺、汗腺等），以及内分泌腺（肾上腺、甲状腺、胰腺等）的活动。
交感神经系统所带来的神经兴奋普遍影响很多器官，引起普遍的神经兴奋和广泛的效应，因此它的作用在于普遍的发放，如引起瞳孔放大、心率增加、血压升高、血液从内脏输送到四肢。这些反应以整体的形式为有机体的应急活动做准备。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机能作用与交感神经系统是相对立的，二者互相制约。交感神经系统使身体准备应急，副交感神经系统使之恢复到正常，以保证内脏和整个机体的正常活动。例如，交感神经系统可引起瞳孔放大、心率增加、皮肤及内脏血管收缩而冠状动脉舒张、消化道蠕动减弱、血糖浓度升高等，相对应地，副交感神经系统则引发瞳孔缩小、心率减低、内脏血管舒张、胃肠蠕动增强、血糖浓度降低等现象。
情绪与植物性神经系统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人在情绪状态下表现出许多生理反应。呼吸、循环系统，骨骼、肌肉组织，内、外腺体，以及代谢过程的活动，在情绪状态中都发生变化。例如，在激动、紧张的情绪状态中，呼吸加速、加深，心跳加速、加强，外周血管舒张，血压升高，血糖增加，血液含氧量也增加；突然的惊惧会使呼吸出现暂时的中断，外周血管收缩，脸色变白，出冷汗、口干；焦虑、忧郁状态抑制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引起食欲减退。
情绪状态与内分泌腺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在激烈紧张的情绪状态中，肾上腺分泌的反应比较直接，肾上腺素分泌的增加导致血糖、血压、消化和其他腺体一系列的变化反应；处于愤怒状态时，由于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增加，引起血糖、血压升高和肌肉紧张度提高，使机体处于应急状态；处于焦虑状态时，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出现外周血管收缩，血糖下降，肌肉松弛，消化腺活动下降等生理现象。内分泌系统是情绪反应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情绪的中枢机制
现代生理学的研究强调中枢神经机构在情绪发生中的作用。许多研究成果证明，情绪的特殊体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丘脑、下丘脑、边缘系统和网状结构的机能。大脑皮层则调节着情绪和情感的进行，控制着皮层下中枢的活动。
丘脑
丘脑是较早被发现的情绪中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凯仑提出了情绪的丘脑学说。他根据丘脑受损伤或丘脑活动在失去大脑皮层的控制时，情绪变得容易激动或发生病理性变化等一些事实，认为丘脑在情绪的发生上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凯仑认为，丘脑部位冲动释放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情绪的定位问题。他用药物使低级中枢从皮层的控制下释放出来，被试者出现笑和哭的情绪反应。根据这些事实，他认为主张情绪无特定的脑中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可是凯仑的丘脑学说并不完善，它强调了大脑皮层对丘脑抑制的解除是情绪产生的机制，但是却忽略了外周性变化的意义，以及大脑皮层对情绪发生的作用。实验证明，给已去皮层的动物切除全部丘脑之后，怒反应仍然存在，而只有当下丘脑结构被切除后，情绪反应才消失；同时如果情绪反应是由于丘脑机构从皮层抑制下的释放，那么排除皮层抑制的来源就应当产生连续、持久的怒反应，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怒反应是暂时的，而不是连续的；而且，怒反应也可以在刺激下丘脑、大脑皮层，甚至小脑时发生。这些事实都不能用皮层抑制的释放来解释。
下丘脑
许多研究证明，下丘脑在情绪形成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下丘脑的一些核团已被认为在许多不同种类的情绪性和动机性行为中是主要的。背部下丘脑对产生怒的整合模式是关键的部位。如果这个部位被损坏，被试者只能表现出一些片断的怒反应，而不能表现协调的怒模式；如果下丘脑未被破坏，其上部的脑组织无论去掉多少，被试者都仍能表现有组织的怒模式，甚至把被试者的脑在下丘脑以上全部去掉，仍能得到这些行为模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学者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在下丘脑、边缘系统及其临近部位存在着“奖励”和“惩罚”中枢，即“快乐”和“痛苦”中枢。当刺激这些部位时就会产生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情绪。
网状结构和边缘系统
在情绪的构成中，网状结构起着激活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唤醒”是活跃情绪的必要条件。它可以降低或提高脑的积极性，加强或抑制对刺激的回答反应，人的情绪色彩和情绪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状结构的状态。
从外周感官和内脏组织来的感觉冲动通过传入神经纤维的旁支进入网状结构，在下丘脑被整合与扩散，兴奋间脑觉醒中枢，激活大脑皮层。激活的作用包括一般的警戒和注意，以及去行动或促使去反应，也包括情绪的被激活，使感情的冲突尖锐。所以网状结构的作用在于产生唤醒，是产生情绪的必要条件。
边缘系统位于前脑底部，它之所以称为边缘，是因为它环绕着脑干形成一个边界，围绕着、并延伸到大脑的全部领域。边缘系统的主要部分重迭在下丘脑之上，调节着植物性神经系统，诸如探究、喂食、攻击、逃避等活动，因而调节着与有机体的天然需要相联系的情绪机构。
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促成感情体验，下丘脑促成情绪表现。这样的观点已为一般人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