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求贤”说，刘敞《七经小传》云：“盖后妃於君子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诗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贤审官之意耳，不谓后妃己自求贤审官也……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在，故无获也。以言为国当求贤耳，而贤不至得，亦以心不专，故贤不来矣。如是，顷筐无所获，则失其所愿。周行无所寘，则失其所治。此为后妃警戒求贤审官也。其馀又陈当知臣下之勤劳之事，亦谓从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己所行也。”张纲《经筵诗讲义》曰：“盖人君之治，无大于求贤审官者。诚能求贤以任使之，审焉而勿忽，则众职并举，天下不足为矣。故后妃既求淑女以协成内治，而于辅佐君子，又必以求贤审官为先也。文王之时，群臣戮力以趋事，后妃知其勤劳，是以欲燕劳之。而进其贤者，则非有险詖私谒之心也。然求贤审官，文王之政，后妃唯当辅佐之，而不敢与其事焉。有其志而不敢与其事，是以朝夕思念，至于忧勤而不释。序诗者以为后妃之志又当如此，故以其诗次於《关雎》、《葛覃》之后也。”伪子贡《诗传》说：“文王遣使求贤，而闵行役之艰也，劳之以《卷耳》。”钱澄之《田间诗学》云：“言采采，则采非一女。嗟我怀人者，因筐之不盈而思人之助之也。周行，大道，置诸彼，明有怀也。以独采不如共采之易为力，喻求贤之宜亟也。”王先谦云：“盖文王当日以官人为急虑，岩栖谷隐之贤伏而不出，不惧跋涉劳瘁，躬亲求访，故有‘崔嵬’、‘高冈’、‘马病’、‘仆痡’之事。猎吕尚于磻溪，举颠夭于山林，皆其明证。”朝鲜时代学者李瀵《诗经疾书》云：“《卷耳》谓求贤之作者近是，非后妃之作也。卷耳生于道旁，宜若易求犹不能多得，况贤人在远者耶？崔嵬，高之极，望之愈远，陟必愈高。大罍、小觥，皆待宾之具。望远人而不至，忧心忡忡，先酌而候远。言始则其望之也不休，既不可得则又陟高冈、陟砠，思其次也。马病、仆痡，责臣下之不能进贤也。”
宋儒疑序，由否定《诗序》妇人预政之嫌开始，对旧说进行修正，如欧阳修提出疑问，说：“妇人无外事，求賢审官，非后妃之职也。臣下出使，归而宴劳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国君不能官人于列位，使后妃越职而深忧，至劳心而废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劳，阙宴劳之常礼，重贻后妃之优伤，如此则文王之志荒矣……如此，岂其本义哉！”刘敞《七经小传》亦云：“《卷耳序》称：后妃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内有进贤之志，至于忧勤。吾于此义殊为不晓。后妃但主内事，所职阴教，善不出闺壸之中，业不过笾馈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贤而思进之乎？假令实可不害，武王岂责纣为‘牝鸡无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馈，无攸遂’乎？假令后妃思念进贤，为社稷计，亦何至朝夕忧勤乎？要之，后妃本不与外事，自无缘知贤者不肖主名。若谓后妃贤，当并治其国者，是开后世母后之乱，吕、武所以乱天下也。若尔，又何以号为正风、教化万世乎？且令自古妇人欲干预政事，故引此诗为证。初虽以进贤审官为号，已而‘晨鸣’便无可奈何矣。验大姒、大任等，亦但治内事，无求贤审官之美，审知此诗序之误也。”从后世人的观念出发，此种责难可以说是对旧说的致命冲击。从此之后，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后妃之志”上下功夫，解释“志”只是内心的一种愿望，并非实有其事，以此解脱后宫预政之嫌。如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说：“夫妇一体也，位虽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师取友，妇人固无与乎此，而好善之志则不可不同也。崇徳报功，后妃固无与乎此，而体群臣之志则不可不同也。”张次仲《待轩诗记》云：“《卷耳序》‘后妃之志也’，归季思曰：妇人无外事，故云志。朱康流曰：文王三分有二，不改臣节，后妃志文王之志，故虽当如毁之世，行役艰危，念之诚深，而安于无所逃之义，不敢冀文王之免于役，惟祈其不永伤而已，若徒言后妃思念文王，亦人情之常，何足云志？”其二是另出新说，如王质《诗总闻》说：“内职如外庭，皆为周行；嫔御祝史之属，将归宁而有怀，故劳苦之，使各安其位，以待其归。”朱熹则为寻找此诗之确解，曾数易其说。如其《答刘平甫》说：“昨因听儿辈诵诗，偶得此义，可以补横渠说之遗，漫录去，可于疑义簿上录之。一章言后妃志于求贤审官，又知臣下之勤劳，故采卷耳备酒浆虽后妃之职，然及其有怀也，则不盈顷筐，而弃置之于周行之道矣，言其忧之切至也。三章、二章皆臣下勤劳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辞。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
此则述其所忧，又见不得不汲汲于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劳也。”（《晦庵集》卷四十）《答潘恭叔》则改“求贤审官”为“朝会诸侯”，其云：“《卷耳》诗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首章来喻得之，后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远而从之，则仆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忧伤耳。大意与《草虫》等篇相似。又《四愁诗》云：‘我所思兮在大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亦暗合此章耳。”（《晦庵集》卷四十）《吕氏家塾读诗记》于末章引朱熹说则又以为是“讽其君子”之作，其云：“朱氏曰：极道勤劳嗟叹之状，讽其君子当厚其惠意，无穷已之辞也。”今本《诗经集传》则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又于最后注曰：“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岂当文王朝会征伐之时、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欤？然不可考矣。”黄震《黄氏日钞》又说：“王雪山去《序》言诗，至以为后妃劳媵妾之归宁；晦庵《诗传》以为后妃怀文王，皆以妇人不预外事也。然诗人特咏其情如此耳，岂敢预外事哉？书坊《诗传折衷》有晦庵新说，亦从众说，合从众说以为后妃之志。”从朱熹数次改易其说中也可以看出，要想获得此诗之确解，确实是很难的。不过，自朱熹提出后妃思念文王之说后，支持并在此基础上立说者越来越多。如俞德邻《佩韦斋辑闻》云：“《卷耳》，夫行役于外，其室家闵其勤劳而作也，正与《汝坟》、《殷其雷》之义同，故曰‘嗟我怀人’，曰‘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人曰‘我怀’，马曰‘我马’，仆曰‘我仆’，岂后妃之言臣下哉？说者承《小序》之误，故迁就而为之辞耳。”何琇《樵香小记》亦云：“夫采卷耳寘周行，非后妃之行。遣使臣闵劳苦，亦非后妃之事。此必大夫行役，其室家念之之词。惟其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意，知沐浴于宫闱之化者深，故曰后妃之德云尔。如曰后妃所自作，则‘采采芣苢’，亦后妃自撷野草矣。”此则抛弃文王、后妃而直探诗义，近世言诗者，基本上是沿着此思路而来的。余冠英先生《诗经选》说：“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冈了，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诗经选》，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郭沫若先生则认为“我马虺隤”是思妇幻想征夫；“我姑酌彼金罍”，是思妇假设自己为征夫解忧（见《卷耳集》）。孙作云先生《诗经的错简》则以为这是两篇诗的误合。第一章为残诗，二三四章为一篇完整的诗。钱锺书《管锥编》以为“妇与夫皆诗中之人”，这是话分两头的写法，首章托言思妇之词，后章托言劳人之词。
由此我们看到在此诗的解释上出现的两大派流，一是以《诗序》及汉儒为代表的所谓“求贤审官”、劳使闵勤的一派，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思妇怀人的一派。就诗论诗，这确实像一篇怀人之作，但建立一种新说之前，应该考虑到旧说建立的根据是什么。此诗即一眼望去便知为怀人诗，《诗序》与汉儒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要把它与“求贤审官”联系起来呢？而且此一理论从《左传》就开始了，这就更发人深思了。清儒如朱鹤龄、陈启源、范家相、马瑞辰、陈奂、王先谦等，之所以皆不能脱《毛序》及汉儒窠臼，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此一理论渊源之古。所谓“后妃之志”、“求贤审官”等，此当是在《诗经》编定的时代就形成的意义，它与《左传》所谓的“能官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左传》引《诗》多断章取义，这反映的不仅是春秋时代引《诗》解《诗》的一种风气，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时代人对《诗》的一种合法性理解，而编《诗》者或用《诗》乐者采取同样的理解方式，在那个时代是完全允许的。我们从战国到汉代人的解《诗》中看到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对诗“断章取义”的惯用性理解积淀下来，以作为经典的基本意义。如《小雅·车舝》“髙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句，其本意是说“髙山则可仰，景行（大道）则可行”，以喻对贤淑之女的仰慕。《礼记·表记》引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向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这是以“高山仰止”二句比喻好仁之心的。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记武帝曰：“高山仰止，景行向之，朕甚慕焉。”《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盐铁论·执务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及，离道不远也。”刘向《列女传·齐相御妻》曰：“《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当常向为其善也。”《说苑·说丛》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虽不能，心必务为。”历代人对此二句反复的引用，意义都落脚在“心向往之”、“常向为善”上。而所谓仰、向往、向善，都是好学的表现。这一意义在《诗》的理解与诠释中积淀下来，到后汉便径释为“好学”了。如王符《潜夫论·赞学》曰：“《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徐干《中论·治学》曰：“《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学之谓也。”就诗之原意来说，与“好学”毫不相干。如果不是有《表记》、《史记》、《列女传》等资料的存在供我们研究以探其来龙去脉，“好学”之训，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像《卷耳》之所谓“求贤审官”之意的生成，与此完全同例。《诗序》中相当多对诗意的解释，其实都是从断章之义出发的。明白了这一层，就不必胶着于《诗序》而说诗了，也不必责怪《诗序》曲解诗义了。
《诗序》断章取义，并作经义发挥，给后人解诗以极大影响，人欲摆脱其说，而又看到其渊源之古，故不能不考虑它的存在。而朱熹“怀人”之说的合理性，又很发人深思。故不少研究者徘徊于二说之间，以求两全。如季本云：“文王怀贤臣远役，而不得置之左右以论大道也。当纣之时，四方叛乱，贤臣久劳征役，困于险远之地，而不得归焉。诸家皆据《小序》求贤审官之说，而义与文乖，多曲为之解。欧阳氏辩之审矣。《集传》之说，亦深得其文义，但以为后妃思文王而作，则采卷耳而寘道路，酌罍尊而解忧伤，似与后妃贞静端居、表率宫人之徳不类，故直以为文王怀贤耳。然亦初为西伯，德化未行于纣之叛国时所作也。”陆次云《事文标异》曰：“陈卧子曰：《卷耳》言‘嗟我怀人’，是所怀之人明矣。毛、郑以为贤人，拘《小序》之过也，朱子所谓委曲迁就而前合之，始舍《小序》而求之经，亦诗之大幸。但欲尽去《小序》，则太过耳。”范家相《诗渖》云：“《卷耳》之序，何以曰‘后妃之志’也？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后妃无日不切怀思，此遣使臣于纣所作，以劳使臣之诗也。卷耳易生之草，采之尚不盈筐，嗟我怀人，乃寘彼使人于周行之上。陟高冈，陟崔嵬，其马玄黄而虺隤，仆痡而声吁，劳苦甚矣。于其归也，我姑以酒醴笙簧报其劳，酌彼以金罍，酌彼以兕觥，维以不永怀、不永伤乎！盖将俟文王之归以行其报功之志，故曰后妃之志也。末章慰劳之至如闻其声。”现在看来，所谓文王、后妃、求贤、劳使等等，皆可以不考虑。这就是一篇纯粹思妇怀人之作，即如俞德邻等所云：“夫行役于外，其室家闵其勤劳而作也。”戴震亦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迈之忧劳而作也。”牟庭说得更干脆：“《卷耳》，思妇吟也。”
由于《左传》及《诗序》的影响，关于“周行”的解释，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关键所在。《吕氏家塾读诗》引吕氏说：“周行，周道也。《大东》诗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又引朱氏曰：“《诗》有三周行，此及《大东》者，皆道路之道，《鹿鸣》乃道义之道。”吕祖谦加断语说：“毛氏以‘周行’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来，其传旧矣。然以经解经，则不若吕氏之说也。”这显然是从经文出发寻找确解的。清儒则不然，他们每立一说，都要从文献中寻找根据。因而关于“周行”的问题，他们作了大量文献工作。如黄式三《儆居经说·周行说》曰：“《诗·卷耳》、《鹿鸣》、《大东》之‘周行’，皆大道也，而诗意各异，解之者不必同。《卷耳》言所怀之贤人当置之天衢，则‘周行’是大廷中之列位。《左氏襄公十五年传》：‘《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左传》之言不诬也。《鹿鸣》言嘉宾爱我，必告以大道，则‘周行’是正大之道义也。《礼·缁衣》：‘私惠不馈德（馈今本作归，以馈为正），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示周行为馈德，《缁衣》之言不诬也。《大东》言佻佻公子，葛屦履霜，往来道路，则‘周行’是所行之通衢也。朝廷者，仕宦之周行；德义者，伦常之周行；衢路者，往来之周行。周行不同，诗人随义分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