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证第十八
【原文】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体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译文】九州的人，语言都不尽相同，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本来就是如此。自《春秋公羊传》记明齐地语言，《离骚》被视为楚地语词的经典，这也许是明确方言差异的最初的说法。而后扬雄著《方言》，这方面的论述就非常详细了。然而都是考证事物名称的异同，并没有说明读音是否正确。直到郑玄注释《六经》，高诱注解《吕氏春秋》、《淮南子》，许慎著《说文解字》，刘熹著《释名》，才开始用譬况假借的方法来标明音读。但是古音与今音有区别，其中语音的轻重、清浊、还未能了解，再加上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的注音方式，更使人疑惑不解。孙叔言著《尔雅音义》，他是汉末人唯一懂反切注音法的。到了曹魏时期，这种反切注音法大为盛行。高贵乡公不懂得这种反切注音法，被看做是一件怪异的事。从这以后，韵书层出不穷，这些书各自记录各地的方言，互相非议取笑，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知晓谁是谁非。后来大家都用帝王都城的语音，参考比较各地方言，究核古今语音，采取一个折衷的方式。经过斟酌和权衡，只有建康音和洛阳音可取。南方水土柔和，语音清亮悠扬而发音急切，不足之处在发音浅浮，言语多鄙陋粗俗。北方的山川深邃浑厚，语音低沉浊重而迟缓。体现了其朴实正直，言辞中保存了很多古语。然而就官宦士子的语言而说，南方优于北方；而市井平民的语言，则北方胜过南方。如果交换了服装然后再让他们交谈，若是北方的官员和平民，听一天也难以区分出来。但是南方语言受到吴语、越语的影响，北方语夹杂着外族语言，二者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这里不能一一详细列举。它们中错失轻微的，则如南方人把“钱”读作“涎”，把“石”读作“射”，把“贱”读作“羡”，把“是”读作“舐”；北方人把“庶”读作“戍”，把“如”读作“儒”，把“紫”读作“姊”，把“洽”读作“狎”。像这样的例证，南方与北方的错误都很多。我到邺都以来，只知道崔子约、崔瞻叔侄二人，李祖仁、李蔚兄弟俩对语言略有研究，稍微做了些切磋补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常出现差错；阳休之著《切韵》，特别粗略草率。我家的儿女，尽管还在幼儿时期，就逐渐纠正错误。所作的某种器物，没有经过考证有关书籍，就不敢随便称呼，这些都是你们应该知道的。
古代人物【原文】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仓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於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玙璠，鲁之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译文】古今的言语，因为习俗和风气的变化而有所差异；著书立说的人，由于地处南北而在语音上各有不同。《仓颉训诂》中，“稗”注音为逋卖切，“娃”注音为於乖切；《战国策》注“刎”音为“免”；《穆天子传》注“谏”音为“间”；《说文解字》注“戛”音为“棘”，将“皿”读作“猛”；《字林》注“看”音为口甘反，注“伸”音为“辛”；《韵集》中把“成”、“仍”、“宏”、“登”合为两个韵，又把“为”、“奇”、“益”、“石”分入四个韵部；李登《声类》将“系”注音“羿”；刘昌宗《周官音》将“乘”读作“承”，诸如此类例子很多，必须加以校正。前人标注的反切，又有很多是不太贴切的。徐仙民《毛诗音》将“骤”的反切音注为在遘，《左传音》将“椽”反切音注为徒缘，像这样不可依从相信的反切，也非常多。现在的学者，语音也有读得不正确的；难道古人是什么奇特的人，一定要沿袭他们的讹误呢？《通俗文》说：“入室求曰搜。”（服虔）将“搜”的反切音注作兄侯。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兄”就应该读作所荣反。如今北方民间通行这个读音，这也是古代言事中不能沿袭的例子。玙璠，是鲁国的宝玉，“璠”是反切音当作“余烦”，江南地区的人都把它读成藩屏的“藩”音。岐山的“岐”音应当该读作“奇”，江南地区的人都把它读作神祇的“祇”。江陵陷落以后，这两种读音流传到关中，不知道二者所依据的是哪些典籍。我疏浅学况，从来没有听说过。
【原文】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译文】北方人的语音，多将“举”、“莒”读成“矩”；只有李季节说过：“齐桓公与管仲在台上商议讨伐莒国的事，东郭牙远远望见桓公的嘴张开而合不上，因此就知道他们谈论的是正是莒国。这样看来，‘莒’、‘矩’二字的拼读不同。”这样的人就是懂音韵的人了。
【原文】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译文】物体本身有精细、粗糙的区别，精细的被称作好，粗糙的被称作恶；人的情感对事物有放弃或吸取，这种吸取或放弃就被称作好或恶。后一种好、恶的读音始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地区的学者读《尚书》时却将“好（呼报反）生恶（乌故反）杀”读作“好（呼皓切）生恶（乌各切）杀”。这种一面取评论事物体质地的读音，一面却表达人的情绪的意思，根本说不通。
【原文】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
【译文】“甫”，对男子的美称，古书多通假为“父”字；于是北方人没有一个人将“父”读作“甫”音，这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的缘故。只有管仲、范增的号，须依父字本音来读。
【原文】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於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译文】案：各字书将“焉”释为鸟名，或解释为虚词，都注音於愆反。自葛洪著《要用字苑》以来，开始区分“焉”字的读音释义。假如解释作“何”、“安”，就应当读作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的句子就是如此；如果“焉”字是用作句尾语气词及句中语气词，就应该读作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的句子就是这样。江南地区至今流行这两种不同的读音，其意思就非常容易明白；而河北地区把两种读音混成一个读音，虽然这是遵从古音，却在今天不能通行。
【原文】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译文】邪，是表示疑问的词。《左传》中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说：“天邪地邪？”《汉书》说：“是邪非邪？”这些句中的“邪”字就是这种用法。而北方人把“邪”字读作“也”，那就是错误了。有人诘难我说：“《系辞》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字也是疑问语气词吗？”我回答说：“为什么不是呢？前面先提出问题，后面陈述阴阳之德的道理来做裁断啊。”
【原文】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迈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
【译文】江南地区的学者读《左传》，是靠口授互相传述，自立音读章法，军队自己溃败说“败”（蒲迈反），打败敌国军队说“败”（补迈反）。各种流传本中都没有见过“补迈反”这个注音。徐仙民读的《左传》，只有一处注了这个读音，并没有说明自败、打败别人的差别，这显然有些牵强附会了。
【原文】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飔段”，元帝答之云：“飔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戒。
【译文】古人说：“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他的品德很少有端正的。”这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不能克制私欲，不能勉励自己的原因。我见那些王公贵戚，读音大多不纯正，这也是由于他们在内受到下贱保傅的熏染，在外没有良师益友的原因。梁朝有一位被封为侯爵的人，曾经和梁元帝一起饮酒戏谑，自称“痴钝”，却把这两个字念成“飔段”。元帝回答他说：“（按照你的读法，）‘飔’就不同于凉风，‘段’就不同于干木了。”那侯爵又把“郢州”读成“永州”。元帝把这件事告诉简文帝，简文帝说：“庚辰日吴人入楚郢都的‘郢’却成了后汉司隶校尉鲍永的‘永’。”诸如此类，那些王公贵戚张口就是。元帝亲自教导那些公子侍读，就将这些作为对他们的告诫。
【原文】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兖；名洸，自称为汪；名，自称为獡。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孙避纬纷纭矣。
【译文】河北地区的人反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读音不同，这是非常错误的。近代有人名叫“暹”，他自己将“暹”读成“纤”；有人名叫“琨”，他自己将“琨”读成“兖”；有人名叫“洸”，他自己将“洸”读作“汪”；有人名叫“”，他自己将“”读成“獡”。这样不但在音韵上有错误，他使后代子孙的避讳变得纷繁复杂了。
杂艺第十九
【原文】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译文】楷书、草书等书法，是要稍加留意的。江南谚语说：“咫尺书信，就是你给千里之外的人看的脸面。”今人继承了两晋、刘宋以来的风气，留心学习书法，所以在这方面不会觉得为难窘迫。我小时候继承家传的学业，再加上自己生性喜欢书法，所看到的书法范帖很多，也在赏玩研习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终究不见书法水平有所提高，这也许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的缘故吧。然而这门技艺也没必要学得过精。因为巧者多劳，智者多忧，一旦常常受人支使差遣，你就会觉得精通书法是一种负担了。韦仲将告诫儿孙千万不要学书法，还确实是有道理的。
【原文】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译文】王羲之是位风流才子，他潇洒散淡，谁都知道他的书法，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反而将他的其他方面的特长掩盖了。萧子云时常感叹说：“我撰写了《齐书》，刻印成一部典籍，书中文采大义，我认为很值得一读，到头来却只是由于抄写得精妙，靠书法出了名，也算是怪事了。”王褒出身高贵，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到了关中后，他也依然得到礼遇。由于他擅长书法，因此便常常给人书写，困顿于碑碣之间，辛苦于笔砚之役。他曾后悔地说：“如果我不会书法，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劳碌了吧？”因此，千万不可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话虽如此，地位低下的人，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也不少。所以说，道业不同的人是不能谋划到一块的。
【原文】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
【译文】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典藉散失以后，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草书墨迹，家里也曾收藏十卷。看了这些作品，才知道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等人的字，都是学的王羲之的字体，可以说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这种改变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书体。
【原文】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秘收缮写，贤于往日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