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一下“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批所谓的“新女性”，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世家中走出来的，如林徽因、凌叔华、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等；另一类则是从一些保守的封建大家庭中“逃”出来的，如杨荫榆、蒋碧微、萧红等。毛彦文自然是属后一类。而这两类女性中，就事业来说大体上都各有成就，但就爱情和婚姻来看，前者多数都还差强人意，而后者大多数都不如人意了，有的甚至可以说很失败。这似乎很奇怪—她们当初之所以逃婚，就是不满于自己那被包办的婚姻，而欲追求自由的、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可以说当初就是直奔着婚姻而逃出来的；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既给了她们当初逃出的勇气和力量，也是她们逃出的最直接目的；至于学业和事业，一般说来那还是次要的，第二步的；可为什么她们直奔着爱情和婚姻的努力，最终却并不能如意呢，多数都沦为了爱情婚姻的悲剧主角而命运多舛呢？如果将原因仅仅归结为她们都只是偶然的遇人不淑，恐怕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了，也并不符合实际。对此最早看出的要算是鲁迅，他在小说《伤逝》中为当时的新女性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在当时，鲁迅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逃出和正准备逃出的新女性们，要与封建势力做不懈的斗争，否则就会像小说中的子君一样，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但最终又只好乖乖地回去了。因为鲁迅的这篇小说，我们以前很长一个阶段都将那些逃婚的新女性婚姻多失败归因于没有完全逃脱封建的桎梏，但现在看来并不然，至少并不尽然。杨荫榆没逃脱吗？毛彦文没逃脱吗？不，应该说她们逃出了很远。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她们的问题是，逃脱了以后实际上又站在了另一条起跑线上了，一条直面世界、社会与人生的起跑线上。凌叔华、林徽因们由于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又摊上开明的父母，于是，她们不必逃跑，便就与毛彦文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站着了；当然，她们这时也有个如何把握自己人生往何处去的问题。如果说杨荫榆、毛彦文们逃跑更多需要的是勇气，那么此后在面向世界与社会时，更多需要的则是理性和智慧。
爱情虽说是感性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它的初期，如，在选择对象阶段，需要比较，需要试探等，而这些总之是需要社会经验和理性加入的；而一旦需要理性加入，则需要从容、冷静、客观等，只有这样，最终做出的选择才会正确。在这一方面，凌叔华、林徽因们事实证明是较具有优势的。虽然有许多的局外人在看待她们当初的爱情选择时多有指责“无情无义”的一面，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她们的爱情选择是正确的，这由她们一生的美满婚姻为证—对此，人们又常常充满了羡慕。但是人们在羡慕的同时常常又会想—这都是因为凌叔华遇到的是陈西滢，林徽因遇到的是梁思成，总之是她们太幸运了，如果她们遇到的是朱君毅，是吴宓，甚至是徐志摩，她们还会如此幸福吗？换一个角度，如果毛彦文也遇到陈西滢、梁思成这样的男人，不也可以同样幸福吗？此话看似也有道理，但其实也只说在了表面。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毛彦文们为什么总是遇不到陈西滢、梁思成这样的好男人，而遇到的尽是朱君毅、吴宓这样的“混蛋”呢？
其实，每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好人与“混蛋”的几率都是一样的，问题是你要能识得出谁是好人谁是“混蛋”；再则俗话说“每个女人都会爱上一个混蛋的”，不是吗，凌叔华、林徽因不也都曾爱上过徐志摩这个“混蛋”吗？甚至凌叔华后来还爱上了朱利安这个更甚的“混蛋”，但是她们都能够最终清醒过来，各自回到她们应该回到的人身边，否则她们的爱情和婚姻不同样也是悲剧收场了吗？
毛彦文似乎尽遇“混蛋”，但是事实上肯定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与她很合适的好男人在等着她，只不过这个好男人或许向她发出爱的邀请时被她拒绝了，或许是这个好男人需要她去主动发现但她却终未发现。的确，从这一方面看，毛彦文的实际表现总是令人深感遗憾，她似乎只是一个先天的乖乖女，缺乏这方面的智慧和能力，在实际生活中总显得力不从心，总需要有人给她“做主”；一旦没有人给她“做主”，她就只能被动地等待，且等待的结果往往是“收到篮子里的便是菜”，哪怕这“菜”最初是她看不上的，但只要对方或“迎难而上”，或“坚持不懈”，最终都是能进入她的篮子的，最多只是“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她自己从来就无多少坚持和主见。不是吗？朱君毅都这样了，她还在幻想着他浪子回头；吴宓如此“混蛋”，她居然最终还是答应跟他结婚；一听熊希龄的求婚，她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但最终还是欢天喜地地与他结了婚。总之，她一直都是“被恋爱”、“被订婚”、“被退婚”、“被结婚”着。当她遭遇到一次次爱情的失败后，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吸取多少，智慧和能力自然也没有多少长进，反而是后悔越来越在心头堆积，直到晚年临死前，她都不但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婚姻到底为什么竟会如此不幸，反而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对当年逃婚的后悔，觉得如果不逃，说不定过得也不错。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推说：或许毛彦文早就后悔自己当年的逃婚了，至少是每当她爱情失败一次时她一定就会后悔一次。对此我们今天或许会感到诧异，且更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毛彦文一人，那一批逃婚的“新女性”中，竟然多数人或多或少地对自己的逃婚表示过后悔：萧红逃出后不久就曾后悔了，而且竟然还自己跑回去与那个原本她要逃离的男人同居了一段时间；蒋碧微到临死前还公开表示自己很后悔当初随徐悲鸿一起逃婚，虽然此时的徐悲鸿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
那么，毛彦文们的爱情不幸是不是多由其自身负责呢？也就是说她们都是活该呢？似乎也不能这样说，至少是不能完全这样说。
前面说到，凌叔华、林徽因们的确是处理爱情婚姻问题的“高手”，钱钟书对此曾不无讽刺地说林徽因“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为什么相比之下毛彦文们在这方面就大为逊色、力不从心呢？一是她们没有凌叔华、林徽因们的从容，二是这个世界对她们也太不给力；而二者的原因又只是一个，这就是因为她们终究是“逃”出来的。
因为她们是“逃”出来的，心绪自然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紧张那是自不必说的；更因为她们是“逃”出来的，所以许多实际问题往往就会一下子摆在她们面前，如生计、学费等等，这让在家里原本也是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她们自然难以应付了，因此不能不是个问题—而这一切在凌叔华、林徽因们那儿是从来就不成其为问题的。正是因为她们面临的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太多，她们便无法在生活中获得应有的从容—从容的思考、从容的判断、从容的选择，对于爱情当然也无法从容地面对；而失却了从容，便往往也失却了理性，失却了智慧，所以便往往“打眼”，常常遇人不淑。
因为她们是逃出来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便将她们打入了另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在一种不知不觉中打入的—她们既然敢于逃婚，一定是桀骜不驯，一定是想入非非，一定是不守妇道，甚至一定是已经失节……一定有许多“好男人”便是被自己的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推断“吓”跑了，敢于亲近她们的往往是那些“混蛋”。不是吗？吴宓之所以如此放肆地一会儿要毛彦文做“小”，一会儿爱，一会儿又不爱，一会儿结婚，一会儿又订婚等如同玩笑一般，深层的原因不能不说在于他本质上对毛彦文是看轻的，至少并不像他诗里写的那样看重；就说熊希龄，虽然说他也算是给了毛彦文爱情和婚姻，但是他如此高龄求婚，本身就是对毛彦文的看轻—如果毛彦文在他眼里不是因为成了“大龄剩女”他完全有把握把她“搞到手”，他会生出这个“心”和这个“胆”吗？再回想毛彦文这一路的爱情生活，在其中为她“做主”的长辈、老师、领导一直不少，但是他们的“做主”，与当初她父母的“做主”本质上又有多少差别呢？在如此不给力的“做主”之下，本身就是个乖乖女的毛彦文能得到爱的力量和选择爱的智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此来看，毛彦文晚年不时流露出对于逃婚的后悔和对于包办婚姻的向往，不是非常正常吗？
毛彦文一辈子的爱情与婚姻生活虽然看起来以疯狂开始，又以疯狂结束—似乎疯狂是其自始至终的主题，但实际上那只是在时代的挟裹下和别人的“做主”下才发生的，而她本人既无多少爱的疯狂，也无多少爱的智慧，原本只是个乖乖女，所以受伤的总是她。
此岸是一路打打杀杀登上历史舞台的上海滩青帮大亨，彼岸是将中国京剧艺术几乎推到了一个顶峰的梨园大师。
她人生的小船曾在这两岸的河水中游弋。
从此岸到彼岸，人都说一个须生一个花旦是一个“冬皇”一个“梅后”，正是珠联璧合！更是天造地设！
谁知有一天，她终于还是回到了此岸。有人说她这是“回头是岸”，有人说她这是好马竟吃了“回头草”。
然而，她的这一“回头”真的“是岸”吗？好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她的这一“回头”确确实实算是狠吃了一把“回头草”，但似乎谁也不能就此说她不是“好马”！最多只能说一声：“唉，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若不是近年电影《梅兰芳》的上映，今天人们真难得会想起她了，但是她本来并不是一个靠梅兰芳而在青史留名的女人；反之，如果没有梅兰芳，或许她反而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会更深、更重。
有人说，她对于杜月笙的人生来说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但杜月笙对于她的人生来说则是非同小可、举足轻重，因为，是杜月笙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也是杜月笙最后终止了她的艺术生命，更是杜月笙使她被夹进了历史的缝隙让今天的人们将她如此久久地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