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反复强调的是日常生活言语的对话性，并对对话的前提、基本特征作了全面阐述。在《小说理论》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对话性正是我们的存在状态，人在社会上生存必然要与他人接触，人张口说话必然会遭遇他人言语，引用他人言语。他人言语几乎成了自我言语不可缺少的反面，我们不得不和它进行激烈的对话。只有神话中的亚当，那个第一个来到人世间的人，那个来到原始世界第一个发表言辞的孤独的亚当才会避免同他人言辞的碰撞。在这里，巴赫金用神话中虚构的人物为我们解释了对话的势在必行及对话性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本质。
在1970—1971年的笔记中，巴赫金又一次提出了他人话语伴随着人类的整个生活的观点：“我生活在他人话语的世界里。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这一世界里定位，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反应(这反应是极其多样而无穷尽的)，以掌握他人话语始(在最初掌握语言的过程中)，以掌握人类文化财富终(用话语或其他符号表现的文化财富)。”他又指出，自我的话语世界是狭小的，他人的话语世界是无边的，既然对话性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那么言语中对他人的引用则不可避免。他说：“只要留心听一听、想一想各处人们说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论断：任何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人，他的生活语言平均不少于一半是他人话语(思想上很明确是他人的话。)”
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一文中，巴赫金提出了几乎日常生活语言的一半都是他人言语的论点。他人话语普遍存在于日常对话乃至长篇大论中：“社会的人每发一次言论，从日常生活中一句简短的对话到长篇的思想性文字(文学、学术等作品)，几乎全有相当的部分是有意用之的他人话语，以不同的方法或隐或显地转述出来。几乎在每一言论的疆界里，自己话语与他人话语都在紧张地相互作用，相互斗争，都处于相互区分的过程中，或是对话式的相互映照中。”巴赫金对我们言论中的他性作了多次警示，他口气严肃地指出我们的言语里至少有一半来自他人的话语，在我们的话语中总是镶嵌着他人的言辞。在任何表述中，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追究，就会发现隐蔽和隐蔽在他人话语中的其他表述，虽然他们具有的他性成分各不相同。对话性决定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杂语并存的世界。巴赫金说：“我们的言语，即你们的全部表述(包括创作的作品)，充斥着他人的话语，只是这些他人话语的他性程度深浅、我们掌握程度的深浅、我们意识到和区分出来的程度深浅有所不同。”
再次，作为对话主义别名的复调理论是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作出系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通过研究，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说人物不同于传统小说如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与复调小说相对立的独白小说在思想上是单一的、一元的，只存在一种思想即作者思想，这种思想与其他所有思想对垒，极富价值判断：“在独白型的艺术世界中，别人的念头、别人的思想不能作为描绘的对象。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都分裂为两种范畴。一种思想，即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满足着作者意识的需要；他们力图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另一种思想，即不正确的或不关作者痛痒的、不容于作者世界观的思想，它们不是受到肯定而是或者在论辩中遭到否定，或者丧失自己直接的价值……”
独白艺术中的主人公是封闭的，他们被处于上帝地位的作者定了性，划分了活动范围：“在独白型构思中，主人公是封闭式的。他的思想所及，有严格限定的范围。他活动、感受、思考和意识，都不能超出他的为人，即作为特定的现实的形象而局限于自己的范围之内；他只能永远是他自己本人，也就是不超出自己的性格、典型、气质，否则便要破坏作者对他的独白型构思。这样的形象是建立在作者的世界观里的，而作者世界对主人公意识来说是个客观的世界。要建立这个世界，包括其中不同的观点和最终的定评，前提是应有外在的稳定的作者立场、稳定的作者视野。主人公自我意识被纳入作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而主人公自我意识却不能从内部突破作者意识的框架。主人公自我意识建立在外部世界坚实的基础上。”在独白型小说中，人物是作者的安排、构思与思想体现，人物没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只是作者意志的传声筒，听从作者的命令，服从作者的调遣，安命于作者安排的命运结局。而在复调小说中一切都变了，人物与作者的关系不再是主人与仆从的关系，是作者被人物牵着鼻子在走，是人物塑形上帝或者作者的行为，而不是上帝在创造人物。
与独白性艺术世界人物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总是充满了对话性、未完成性，是受着精神折磨的、有着重大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的思考型人物。正如陀氏小说中的人物阿廖沙给伊万下的评语那样：“他内心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是那种不要百万家产，可要弄明白思想的人。”追求而无法解决是陀氏小说人物的特性之一，也是其根源所在，在此意义上，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未完成性的，他们并不追求思想的圆满，他们的思想总是与他人的思想、他人意识处于短兵相接之中。听听《地下室人》中的一段话：“你们的这些话，不用说当然都是我自己编的。它们也来自地下室。我在那儿从板缝里注意地偷听你们的话整整四十年，从不间断。这些话是我虚构出来的，也只能虚构出这些话来。我背得烂熟，而且以文字形式写下来，这就不足为奇了……”
为此，巴赫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复调小说：“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复调是一个来自音乐学的术语，指的是多种旋律、多个声部、多种韵律在同一乐曲中的同时出现。尽管巴赫金强调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说成复调实属无奈之举，应该将它看作只是一个比喻，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由于音乐和小说使用的材料大相径庭，且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因此把复调用于小说有它的不恰当性。但是，复调的提出为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提供了一个入门方法，巴赫金对陀氏小说敏锐的观察力也得到世人公认，因此声名鹊起。
巴赫金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社会环境，认为他所处时代所具有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生存状态的多元化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土壤。除了复调小说的现实土壤外，人类的思维意识及其对话性的特质也构成了复调小说的艺术来源之一。对陀氏来说，整个小说都充满了大型对话和小型对话，整个小说结构构成了大型对话，整个小说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作者之间还存在着无数个小型对话，陀氏的小说就是一个由对话构成的复合体：“……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话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
陀思陀耶夫斯基能够在一切地方，在自觉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种种表现中，倾听到对话的关系。哪里一有人的意识出现，哪里在他听来就开始了对话。……因此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他是当作一个‘大型对话’来结构的。”
复调小说的实质就在于不同的声音在同一结构内的汇合，它们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充满自我意识，相互冲突着、论争着。这种文学作品中的多声部现象恰恰是互文性标榜的特质之一，即包含在自我中的他者影子。对话主义和复调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可以互换着进行，复调强调的是人物意志、声音的复数存在，对话也是如此，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一个概念。
(三)巴赫金对拉伯雷的研究及狂欢精神与互文性的联系。
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的研究，基于对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整个社会文化及民间笑文化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狂欢概念。那么，对狂欢精神的理解必须依赖下列概念：狂欢节、狂欢化、狂欢式、狂欢性。
狂欢节是经官方认可的节假日。从节日的种类和分法来看，除了狂欢节，还有复活节、愚人节、驴节、丰收节、谢肉节、葡萄节等多种样式，只是到了文艺复兴后期才慢慢地占主导地位，成为所有节日的合称，处于统领地位。巴赫金说：“狂欢节在这个词的狭义上来说，却远非是简单的、意义单纯的现象。这个词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它们起源不同，时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间节日游艺的某些普遍特点。用‘狂欢节’这个词结合各种地方现象并将它们概括在一个概念之中的这种过程，是与流动于生活本身中的现实过程相一致的：各种不同的民间节日形式，在衰亡和蜕化的同时将自身的一系列因素如仪式、道具、形象转嫁给了狂欢节。狂欢节实际上已成为容纳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存器。”由此可知，狂欢节具有一切节庆活动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至于将自己扩大化而成了关于欢乐节日的总的概念。
狂欢节上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悖反，充满了对等级秩序的戏谑讽刺，充满了年幼的对年长的、仆人对主人、下层对上层的嘲弄。狂欢节是取消了等级制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它充满了对正常秩序的背离和对常规的叛离，抛弃了一切对于上层的恭敬、谦逊、仰慕、礼貌：裤子套在头上，器具作为头饰，炊具当作武器，讥笑、殴打国王，抢走国王作为权力象征的王冠，儿子咒骂父亲等等。歌德就曾援引了一个典型的狂欢节情景：在罗马狂欢节的“moccoli”中，一个男孩子吹灭了父亲的蜡烛，然后欢快地喊着：“死你的吧，父亲先生！”在狂欢节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发疯胡闹，除了打架和动刀子，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允许，这是一个精神上绝对放松的节日和场所，凝聚着平民化的心灵狂欢，尽情取闹、狎昵、不拘礼节。“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别刹那间仿佛不再存在了：大家彼此接近，每个人都宽宏地对待他碰到的任何事，彼此之间不拘礼节，自由自在融合于共同的美好心绪之中。”
狂欢化则是依附于狂欢节而产生的一个修饰语，对它的理解应该从广义上进行，而不仅仅局限于狂欢节，狂欢节只是古代民间节日因素保留得相对完好的片断，从它身上可以引申出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基本特点，从而可以将“狂欢化”看作一个修饰语，来修饰整个这一时期民间文化特征。恰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对它(指狂欢化——引者注)的理解不光是指狭义上的和纯粹意义上的狂欢节形式，而且还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自身基本特点——在随后的那些世代里，当其他多数形式已经死亡或者蜕亡后，这些基本特点就鲜明体现在狂欢节上的整个丰富的、多样化的民间节日生活。”巴赫金还说：“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这里又引入了一个概念“狂欢式”。
狂欢节的游戏内容和戏谑精神脱离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作为一种抽象化精神特质向人类生活各个方面运动就是狂欢式。简言之，狂欢式就是脱离了特定的时间(规定节日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广场)的狂欢节。因此，可以这样看待狂欢式，从狂欢节而来的各种仪式的总合可称为狂欢式，这些仪式包括庆贺、加冕、脱冕、驱逐、讥笑、殴打等仪式。这种脱冕、殴打、驱逐的对象直接指向等级社会的最高层“国王”。在民间笑文化中，他们这些旧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扮演了一个滑稽角色。巴赫金说拉伯雷在被殴打和辱骂者背后看到的是国王、过去的国王、王位僭越者。民众在一个难得的节日里运用狂欢式巧妙地讥笑了古板沉闷的权力最高层，通过游戏的方式发泄他们心中对永恒权力及至尊位置不朽的幻想加以无情的嘲讽。巴赫金说：“当旧权力与旧真理的代表们一本正经、装腔作势地表演着自己的角色时，观众却早已在窃窃暗笑了。他们喋喋不休地用皇帝或永恒真理代言人的那种刻板的、自以为是的、虚张声势的、威严的腔调说话时，却没有觉察到，时间已让这种腔调在他们嘴里显得十分可笑，并把旧权力、旧真理变成了狂欢化的谢肉节草人、滑稽怪物，被人民欢笑着撕碎在广场上。”
而一切具有狂欢化精神的事物我们皆可称其为狂欢性，狂欢性是狂欢精神的总的概括，它明显是一个名词性的概念。从性质上看，它是娱乐的、放松的、享乐的、放纵的、随意的、互不计较的、宽容的、取缔了等级秩序的……
巴赫金则从中世纪民间谐谑文化中求证狂欢精神。他认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化相当强大，官方封建宗教文化不得不对其作妥协，民间节庆除了狂欢节外，还有愚人节、驴节、复活节等游戏，庆祝农事的丰收节和葡萄节也是民众狂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赫金说，中世纪民众的生活被一分为二，“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敬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双重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我们可以联想一下高康大偷取圣母院的大钟来作自己母马的铃铛的细节。作为宗教圣物的大钟被降格、脱冕为动物身上的铃铛，这是一种从上层到下层的反叛，等级秩序最高层的圣物大钟被看作滑稽的母马身上的铃铛，这一细节的出现是对等级秩序的颠覆、扰乱和无情嘲讽。互文性所蕴含的意义之一就是这种给旧事物脱冕，给新事物加冕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