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柯克·约翰逊，2005）的作者柯克·约翰逊，“具有通晓东西方文化的独特背景，他在印度乡村度过了13年的童年时光。约翰逊在印度西部接受中学教育”，1990年后才到美国。童年和少年时代十多年的印度生活使“在这个山区长大的我十分熟悉当地的习俗、语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2000）的作者之一兹纳涅茨基是波兰人，所以才会更加关注波兰移民。而民族情感和对本族同胞的了解，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这几则例子可以看出，费孝通、周大鸣、兹纳涅茨基和约翰逊几位前辈做研究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他们熟悉被研究地点，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甚至懂得当地语言，从这层意义上说，他们部分地是“局内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完全归属于被研究地，所以他们在相对大程度上保持着其“局外人”的身份。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对他们的研究的展开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单纯的“局内人”的身份，虽容易进入研究现场、容易理解本土概念，可又易于失去距离感，从而对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可能视而不见。而单纯的“局外人”身份可以克服距离过近造成的劣势，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问题，却难以展开调查。因而，双重身份为他们研究成果的取得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此，笔者选择了临近自己家乡、同属于河北省的吴桥县。首先，没有语言的障碍，易于交流。有些研究就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影响到调查的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折晓叶的经历：在调查广东某村庄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障碍，放弃了对私人领域的研究。她这样解释原因，“方言几乎就是社区生活的一个部分，不管调查者如何努力，外地口音本身就是你与村里人之间的隔膜，同时你也无法凭听觉来自由地接触他们细微琐屑的日常生活，体味他们透过言谈嘻笑表露出的微妙深刻的文化韵味和价值观念。”其次，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生活习惯的接近，为笔者调查展开提供了便利。其三，吴桥和笔者的家乡又保持一定的差异，使笔者具有“局外人”对当地人司空见惯的现象所特有的敏感，容易发现研究问题和被研究群体的特性。“局内人”可能因为熟悉感而拉不开距离感，从而可能丧失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对日常信息的质疑，而失去了质疑就失去了问题意识，失去了对研究主题的洞察力。这点笔者在调查中有着很深的体会。在调查中，多次被当地人问到，“不就那么点事，有什么好了解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问够吗？你不需要到处走、还问那么多人，随便拉一个人给你讲讲就行了，三天绝对你什么就都知道了”。这正是对自我的环境过于熟悉，导致意识不到研究价值所在和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多样性所致。哈维兰说，“人类学家是人，他不能完全抛开他自己的个人感情与偏见，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文化塑造成的。他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意识到这些东西，这样才能使它们受到控制。”在绝对的客观不存在的前提下，作为“局外人”，研究异文化，相较“局内人”研究自己的文化，显然更加接近客观。在当地人已经被潜移默化具有文化无意识的状态下，“局外人”则能在“局内人”的“不疑处”进行质疑，从而把握文化的特性。
框定了研究地和大体研究方向之后，具体的选点和研究对象的细化成为另外一个难点。有些个案可能非常具有代表性，但却很难展开调查。而选点的确定是需要经过多次筛选，不断细化的。
1.选点的扬弃
最初考虑这个选题，是把研究对象界定为吴桥杂技艺人群体，犹豫不定的是以杂技村庄为选点研究杂技艺人迁出地特征，还是以杂技团体为选点研究杂技艺人在当今时代下演出和生活的状况。
笔者期间，寒风刺骨，村里的街上很少有人活动。笔者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寻找机会和人“聊天”。在遭遇别人审视、村里小学因放假没找到可调查的人等等一系列不顺之后，心里产生强烈的排斥感。回校后倾向于放弃以村庄作为选点的考虑，原因是对调查村的排斥、对村庄生活方式的不适应及被调查情况今昔差别之大。后来笔者反思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乡村做调查和在城市社区不同，后者进入现场可能比较容易，通过政府部门、朋友或熟人的介绍就可以很快融入社区的生活，从而实现参与式观察。但在一个村落社区中，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在这样一个小型社区中，充满了熟悉和习以为常的面孔，任何外界陌生的“侵入”都会处于一种怀疑、监视、不信任的包围中。折晓叶在广东某村庄调查的时候有过类似的体验，她说：“作为陌生人的感觉，时常让笔者觉得难以真正进入这个村庄的社区生活，其中首先的障碍，是与村里人之间在穿着、相貌、语言、心理和身份上的距离，这可以从他们对你探究、猜测、冷眼的目光中，从与你谈话时的尴尬中感觉到。”这就是费孝通所讲，这样一个熟人社区完全不同于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此后，在阅读了半年的书籍基础上，曾在导师的指导下考虑以于金生的群艺马戏团发展历程为主轴进行研究。所以，在2007年9月预调查时，较早联系群艺马戏团。于金生杂技世家出身，吴桥县较早一批兴办杂技团的杂技艺人，他及他所承办的群艺马戏团，是吴桥杂技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是吴桥县民办杂技团中的成功典范，该团老中青几代杂技艺人和杂技学童并存，对研究吴桥杂技人颇有意义。这些书面资料显示的信息令笔者鼓舞，可被可行性这一关卡住了。笔者到吴桥后了解到，群艺马戏团团址已迁离吴桥县杂技艺人集中的于集镇（这和网上提供的信息不相符），因承包国家马戏团而将总部迁至北京，且该团很分散，加上杂技演出流动性大的特点，更显出调查难度之大。笔者在于金生投资80万兴建的杂技大世界滑稽动物园见到了于金生的弟弟于培洋，据他称于金生非常忙，不太可能接受笔者的访谈。于培洋也不太好接触，涉及杂技历史等问题时他会给笔者介绍，一旦问到群艺马戏团和他哥哥的事时就不正面回答了，甚至笔者表示愿为他们做宣传，他依然无动于衷。调查到这里，对这个角度就不抱太大希望了。
2.在田野调查中确定研究旨趣
2007年9月预调查时，最终确定以吴桥杂技学童为研究对象，以公、私立杂技团体和学校为主要调查点。
第一，在此次调查中，对吴桥杂技团校建立了一定的了解，认识到杂技团体和学校差别有限，都兼具演出和培养学童两项工作，而杂技演员流动性强且外出演出时间地点均不确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调查难度较大。且笔者拟以吴桥为调查立足点。因而从调查的便利程度上笔者倾向于以杂技学童为研究对象。
），也同样适用于笔者进入调查地，笔者的“生平情境”几乎都和学校环境有关，笔者的“手头知识”使笔者在无意识下更关注杂技教育。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笔者在此次调查中对杂技学童、杂技教育着重了解，而20天的预调查使笔者对学艺原因、学童来源、学艺方式、学艺途径、学艺经过、实习、毕业分配、教师情况等相关情况建立了一定了解，从而确定了调查的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与策略
1.学术调查与媒体调查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已经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一些媒体的“深度报道”也在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但由于学术和媒体目的、受众、影响社会的方式的不同，这两种相似的方法有一定的区别。学术调查，更加注重长期性、细致性，更关注文化层面的意义，即在一个怎样的背景下某现象、事件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而媒体调查，更强调的是时效性、焦点性、新颖性甚至猎奇性，期望在最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最大量的信息，并快速地将其播报出来，从而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对于我们而言，媒体调查方法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效仿之处。
笔者在艺校调查时遇到两位《南方周末》的记者，其调查方式对笔者有一定启迪。他们和笔者年龄相仿，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生。笔者旁听了他们对该校一位主任所做的采访。首先，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从他们的提问中笔者感受到他们关注问题的全面性。其次，注意和热点问题的联系，他们的问题中包含了杂技学童和运动员的异同处。第三，从他们的问题中感受到他们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他们对当今杂技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杂技发展问题等均有所关注。并得知他们不仅调查吴桥，也调查上海马戏学校，甚至即将调查北京、河南的杂技学校。同时，他们在面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时，提问的方式都大致符合受访者的说话习惯，笔者的愚见这点是学术调查常缺乏的。
从他们身上，笔者受到一些启发，感悟到他们身上具有许多我们可能缺乏的素质。主要是：灵活性、对书面知识与生活现场关系在调查中的辩证把握、现场的敏感和捕捉力、对“面”的重视——-坚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走访不同地区，从而获得不同地域杂技学童的情况，这显然是格外注重“点”的学术调查应该学习的。笔者认为，近几年人类学所倡导的多点民族志即为对“点”与“面”的反思。
2.调查前的心理准备
在调查之初，乔健教授的话给了笔者很大的鼓舞，“只要你够细心，有耐性，终能感到那数千年的文化脉搏的跳动。……仿佛，蓦然回首，你竟发现一位活了几千年的文化老人正向你娓娓诉说古往今来多少未见于史籍的事实，而一篇篇充满惊奇的文化篇章正在等着你去书写。”这对起步阶段自我信心的树立确有帮助。
理想主义的质性研究者认为，研究者应该将自己掏空和完全悬置，因为我们在调查前查阅理论文献资料的同时，会不自觉地把它们奉为教条、教科书，将自我限定在了前人所炮制的路径中，从而陷入仅仅在调查现场寻找前人研究之结论的正、反例证的误区。完全而真正的调查应该不带任何的假设和理论，在田野中发展出一种草根理论。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论的状态。笔者的观点是，在进入现场时尽量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让现成的框架把自己束缚住、左右调查视角。在调查的时候，调查提纲常会发生变动，甚至因某一意外发现而改变初衷。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尽量搜集所有可能搜集的材料，记下所有观察到的、访谈到的信息，因为可能一些当时认为无所谓的信息，反而成为日后研究重点。
3.调查身份
在调查中，可能遇到禁忌和猜疑，需要及时地化解和遮蔽，或者用其他方式掩饰真实的研究意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可能遇到伦理的挑战，如欺骗被研究者、获取了别人的隐私等。周荣德进行调查时，使用了一些饱受争议的手段，如隐匿调查目的、恭维，甚至为了取得内部的情报，又使他必须去窃取、密探、讹诈、欺骗和冒充。他必须巧妙地玩弄这些把戏，否则他就会丧失别人对他的信任。而在获得真实信息和维护被调查者的利益之间，存在一个宽阔的灰色地带。笔者在调查中逐渐获得一种认识，为了调查顺利进行，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必须讲求一定的变通技巧。
笔者认为，无法做到对每一位被访者详细讲明调查目的。调查目的的介绍，详细与粗略、明确与模糊，需根据调查对象进行灵活处理。一个实例可作为反证，笔者在某杂技团遇到一位老艺人，他现为杂技教练，笔者详细地做了自我介绍，并毫不隐瞒地告知对方笔者的访谈目的，该老艺人一度推脱不愿意接受访谈，经过笔者一再解释，勉强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他始终显得很紧张，访谈结束后，他临出门时差点摔跤，旁人解释道，“杂技艺人没文化，见到你这样的文化人紧张”。因为笔者开诚布公、详细做自我介绍而遭到拒绝的事件则是频频发生。在调查之初，笔者采用完全暴露式调查方式，最常见的结果是被客气地拒之门外，情况较好时也只是被允许坐在一旁看教练指导学童练功，很难展开调查。笔者被迫改变了策略，谎称姐姐的女儿想学杂技，托笔者代为打听，两位民办团老板都比较热情地接待了笔者，并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身份出现，和第一种身份出现时被访者冷漠的态度形成巨大的反差。在2008年的长期调查中，笔者对自己的身份采取了灵活的策略，针对不同类型的访谈对象做不同自我介绍，有时真实地告知被访者笔者的身份与调查目的，有时则采取模糊处理，比如大学生体验生活、社会实践、实习等等。总之，在不做任何有损被访对象行为的原则之上，以令被访者容易接受、访谈容易展开为目的，采取灵活的立场，不断转换身份。
4.逾越雷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