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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年初一的坏心情

李登建

今年的大年初一过得很不快活。而且从这一天起,心的天宇像漫了一层灰云,这层灰云越积越厚,直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也怪我满头华发的人了突然又童心萌发,对“年”还存着一份浪漫情怀——除夕夜守岁守到“春晚”落幕,年五更又起来放鞭炮,却依然精神头十足,丝毫不像平时觉睡少了就打蔫。但是接下来干什么呢?我已跟自己订了规约,过五十岁后不再到处窜着串门拜年。其实在城市里也不兴这个,一个楼道里住着也多不来往。睡回笼觉吗?不少人都是吃了饺子再躺下蒙头大睡,但那岂不浪费、辜负了这一年一度的“狂欢时节”?我站在窗前往外看,天已大亮,小区里却仍清寂无人。不远处的楼群纵向里在比着高矮,横向却彼此孤立,仿佛被钢筋水泥包裹起来,变成了一些冷血动物(是巨兽!)。在城里过年真没趣,哪像在农村,农村里大年初一这一天可不得了,夜色还很浓,家家的大门就敞开了(看谁开得早),除了辈分高的老人端坐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给磕头外,其余无不争先恐后出来拜年。同族同辈的男子仨一伙,五一帮,呼呼啦啦,拜了这家拜那家,一家也不落,小胡同里的脚步声“隆隆”响。姑娘们则穿戴一新,花枝招展,你推我拥,一群群地待在街头巷尾,谈论谁系了一条米黄色纱巾,谁别了一只火蝴蝶发卡。村东村西的孩子们都跑到了街心空场子里,追逐打闹,有的大嚼着糖葫芦,有的扯着一嘟噜气球,有的手捏鞭炮,点燃后迅速扔出去……满村里是问候声、祝福声、欢笑声,满村里是成团成簇、滚来滚去的彩浪。至于中午饭桌上的大鱼大肉、酒香果甜,猜拳行令的吆吆喝喝以及饭后那出自编自演、台上台下乐弯了腰的大戏就更不用说了。想到这里,我竟兴奋得不能自已,当即建议妻子回农村老家过这个大年初一。回哪个老家?我的父母已故去多年,而她老母亲还健在,去就去她老人家那里。这正中妻子下怀,于是,不用复议,我们立刻驱车上路了。

出了市区,驶入乡野,眼前无限开阔,天上没有一缕云丝,太阳的金粉飘飘洒洒,还没长出庄稼的土地无遮无拦平展展铺开,可以任目光小马驹似的在上面撒欢。两边不断有村庄掠过,隔得远的仿佛丹青妙手无意间遗落的淡墨;路近旁的,红瓦白墙,明快而素雅;而村头那片片掉光了叶子的小树林,枝条舒展,疏朗有致,静静地闪着银亮的光泽,无声地透出生命的力量。这是乡野的诗意。这诗意是繁富、拥挤、喧嚣而又冷漠的城市所缺少的。

到岳母家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行车很少,柏油路像一条飘荡的亮带子,一下子把我们甩了过来。到了村头,就见篮球场上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拜完年后聚到了这里——中间穿着绿绸子裤、红绸子袄、头上插着花,脸上抹了胭脂的女子们在扭秧歌;另一头,是十几个擂鼓敲锣打镲镲的汉子,都撑起架子来,很卖力的样子,说是为下午、晚上的演出作预演,实际上是满心的欢喜实在憋不住了。可惜我们不能留恋这里,看了一眼赶紧离开。

接到我们来过年的电话,内弟、妻妹还有也是本村的一个表兄弟,早就在家里摆上瓜子、洗好水果、沏了茶等候了。岳母、妻妹她们到厨房去忙菜,内弟和在某单位当头儿的老安表弟陪着我说话。这个老安绰号“嘴儿”,是天生还是后天练就的?他特能侃。打开话匣子,天南海北、天文地理、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箩筐一箩筐地来。我领教过,和他拉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这样的嘴儿在大年初一正派上用场,但我还不能坐下来当他的听众,妻子要和我趁吃饭前的空儿去看望二姑。

二姑的村子在县城北面三里路外,村名齐王。妻子说叫这个村名,是因为村里人全为王姓,且心特别齐。有例证,远的不说,打日本鬼子那会儿,这个村是有名的堡垒村,男女老少都上阵杀敌,全村没出一个汉奸。1948年解放县城的时候,敌军在城墙上架起机枪,居高临下,我突击队被“封”在了围子沟里。村子里的人听说了,情急之下,各家把自己的木箱子献了出来,刚过门儿的新媳妇献箱子也不二乎。他们装满土,用箱子“筑”成了一座比城墙还高的工事,凭借这道工事解放军才压倒敌人、攻进城去。如今过年办玩儿,这个村的踩高跷、划旱船、舞双龙、耍狮子,在十里八里也最叫好,这还是得益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我不觉对齐王村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但是,进了村,走在街上,我们却感到不大对头:村子里冷冷清清,或者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家家大门上都没贴红艳春联,倒是每座院子的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是用红漆刷的,“拆”字上还打了红×,显得异常刺眼。

一只狗朝着我的车头惊恐地扑咬起来,很是奇怪。

左拐右拐,找到了二姑的家门。二姑父和他的儿子小旺正偎着炭炉子烤火,二姑却不在家,说是到村南头“放哨”去了。

“放什么哨?”我不解。

“还不是怕警车到村里来抓人吗?”

表弟去喊二姑。寒暄过,二姑父说:“村子里乱腾坏了,年不像年、节不像节的……”原来,自去年初秋,这一带实行“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的伟大战略,这一伟大战略的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农民由分散的村庄迁入统一规划的社区楼房。政府部门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各村宣传拆迁政策,一名机关干部包几个拆迁户,拆迁有经济补偿,早拆迁的还发奖金。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民生工程”,多数村民却不买账。在别的村子,不买账也不要紧,你能“抗”得住?还不是一个一个被瓦解,陆陆续续都搬走了?只有这个齐王村不好对付,他们抱成一团,硬如石头,刀砍不动,火烧不烂,死活不搬迁,并与政府发生了严重冲突。

那天,齐王村的拆迁动员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一大早,高音喇叭就可着嗓门叫开了,满天空是它绽放的美丽花朵;大胖子镇委书记的主题讲话洋洋数万言,还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做手势,很给力。社区建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灿烂前景,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齐王的村民们却无一人应和。下午,心急的工作队员就开始往墙上刷那“拆”字,孰先孰后排好了顺序。第三天,一队推土机、铲车就意气风发、胜券在握地开过来。然而它们开到村头却被挡住了去路——齐王人已经在进村的两个路口用煤气罐垒起了高高的堤坝,爆破手就在“堤坝”旁边待命,推土机、铲车再向前一步就是他点火引爆的命令。

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对阵是多么尖锐。一边是逢山山躲、遇河河退、无坚不摧、铁履带能碾平一切的拆迁大队,一边是同仇敌忾、寸土不让、宁可搭上性命也要保住自己家园的村民。两强相争鱼死网破,情势紧张到一触即发。如果那推土机、铲车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加大马力一拱;如果那一手放在煤气罐阀门上、一手持打火机的村民急了眼、发了疯……这里顷刻会化为一片弹坑、火海——多么可怕!好歹,第一次,双方还有所克制,还只是对峙着。这样到了晚上,夜色暂时把矛盾模糊、化解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次日黎明时分,两辆卡车载着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机关干部、治安小分队队员,由警车开路(警车一反常态没拉警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齐王村。这次来主要目标是把带头闹事的(已连夜打出一串黑名单)抓起来。打蛇打七寸,把他们的组织者打掉,拆迁工作就可顺利进行了。不料,村头的一户人家,男子闹肚子上厕所,意外地发现了“敌情”。他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就到外面喊人。说来真悬乎,“迷彩服”们也下车了,村民们也在街上列成方队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在一起,手里紧紧握住铁锨、锄头、棍子、钢叉,严阵以待。那边的警犬虎视眈眈,这边的家狗也横眉冷对。而有的年轻村民则爬到墙头、屋脊上,抢占“制高点”,砖块、瓦片就在脚下……

从此,齐王村设了“岗哨”——是老头儿、老太太们义务担当的,随时注意村外的动静。

有些问题我不明白,问二姑父:“住新楼房不也很好吗?”

“咱也不是不想住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楼房,可咱住不起啊!”他嘴角咧了咧,似是一丝苦笑,“听说住楼房得交不少物业管理费,咱又没工作,地里那点收入也就够填饱肚皮的。再说咱那锄镰锨镢、犁铧耢耙往哪里放?干草秸柴火棒往哪里堆?楼上有猪狗牛羊的房间吗?……咱庄稼人就是土命,就像庄稼棵儿,根得扎在土里,吊在半空的高楼上,和土隔开了,还有活路吗!”

我还以为二姑父会说住楼不习惯,像装在罐头瓶子里,闷得慌,哪里比得上平房小院,四敞大亮,进出方便呢。看来我并不了解农民,要不就是这些他们已顾不上计较。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俺们到省里上访,人家省领导也知道俺条件达不到这一步,让停止拆迁,可下边这些狗娘养的却不按上级说的办,还是逼着搬。”二姑父又愤愤地说。

“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低价把咱的地弄到手,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他们才有大吃大喝的钱,一个个才吃得那么肥……”

我想起去年春天到邹平县的鹤伴山去,这里新建起一个旅游景点,邀我们去看看、玩玩,顺便给他们写篇文章,吹一吹。我们去了十几个人,镇上的接待很排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镇经济很发达,富得流油。镇长是我在大学教学时的学生,我问他:“旅游收入很可观吗?”他说不能指望;“企业搞得很好?”答也不咋样;“农业呢?”他反问我:“现在有谁还靠农业?”“那你们的优势是……?”“房地产开发呀……”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这时,二姑回来了,我和妻子走出屋。妻子嗔怪道:“大过年的放什么哨哇,外面这么冷!”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啊……”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就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了——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焦虑,头发全白了,本来就瘦弱的身子越发单薄,走起路来见了迟缓。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确实,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骄傲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一个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

我很难想象,像二姑这样一位老人,也手持这样的武器,站在了那个与“政府”对抗的队列前面!

全然不避我,还带着一丝炫耀的意思,表弟小旺也拿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架自制的小钢炮,炮筒有大半米长,茶碗口那么粗,“炮弹”是苹果大小的礼花弹。他拎出了一塑料兜礼花弹让我看。他说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可以,在第三次冲突中,他们(说不准是谁)发射的礼花弹,一枚炸掉了一个“迷彩服”的半截小腿,一枚崩飞了警车的一只轮子。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我意识深处,和平岁月里,武器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所陌生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武器的制作并不复杂,它的产生并不困难。就像水洼里必然有鱼,如果敌意、仇恨在滋长,武器就会杂草一样丛生、蔓延。可能我的脸变了色,我劝他们赶紧把小钢炮和狼牙棒销毁,留着它们后患无穷。二姑和小旺却满不在乎,他们轻松地笑着:在俺们村,家家都有几件,平日藏起来,不得已的时候才拿出来自卫用。

我给二姑满了一杯茶,递过去,她润了润喉咙,但,是这杯茶太酽、太苦(农家多是喝劣质的茶叶末子,抓一大把放进壶里)?她再往下说时,声音有点儿涩滞:“老辈子里俺齐王人就拧成一股绳似的,撕都撕不开,可这回不行了,出了‘汉奸’……”好像这对她是最致命的打击,“俺村的书记、村长、会计三家先搬走了。”

“他们是带头执行……”我为了安慰二姑。

“才不是呢!人家早捞够了钱,不愁下半辈子花的了……有权就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塞,谁管老百姓的死活……”

“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慢慢动摇?小腿拧不过大腿,能‘抗’多久?您也……”妻子在一旁插话说。

“……”二姑未答话。我看到她没有了起初的自信,头在往下垂,眼里雾一样蒙上了哀伤和绝望,脸色非常难看。想来她对这场争斗的结局是清楚的。

……

从二姑家出来,已近中午,朗朗的日头当空高照,我却感觉有什么在遮挡她的光芒(是头顶的树冠吗)。一个个的大红“拆”字又尖利地扎进眼窝,疼得我受不了。我别过头,不看它们,我厌恶它们,是它们宣判了这个村庄的死刑,是它们夺走了人们年节的欢乐。可这些“拆”字却老在我眼前晃,飘飘忽忽,铺天盖地。它们的后面是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推土机、铲车,再后面是迎着它们举起的森林一样的木棍、铁锨、钢叉。它们混杂交错在一起,我的眼里、心里乱极了。我担心双方的冲突再度激化、升级,我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们是弱者;我又为狼牙棒、礼花弹的出现深深忧虑;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谁阻挡都是愚蠢、徒劳的,这道理我也懂;可美丽的农村家园的即将消失又叫我无比地痛惜……这些东西纠缠着我,过年的兴味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当代散文》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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