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脱亚入欧”的过程中，美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东亚地区贸易的比重增大，因此同扼守东亚贸易通路的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1871年8月，兼任夏威夷公使的美国驻日公使查尔斯·德隆与日本签订了《大日本国与夏威夷国条约书》，互相承认最惠国待遇，日本在条约上的地位提高了一步。1872年10月，日本单方面设琉球藩后，德隆就佩里缔结的《琉美协定》的有效问题照会日本，日方答称，琉球为日本的一部分，《琉美协定》当由日本政府照旧遵守，美国对此未提出异议。1973年上任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兵汉有明显的亲日倾向，他在治外法权的解释上与其它各国持不同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应该服从日本国内的法律，后来他的见解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兵汉还主张应该接受日本提出的关税自主的要求，认为关税自主是作为独立国理所当然的权利，而美国从中则毫无损失，而且利益甚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对日本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持较配合的态度。1876年，日美开始就修改日美条约问题进行交涉。1879年7月双方签订《修改日本国合众国现行条约某些条款并为增进两国通商的约定书》（即《吉田—埃瓦茨条约》），其中规定：美方承认日本收回税权、废除出口税及沿岸贸易的管理权；日方决定新开放下关等两个港口作为补偿。但是关于条约的实行日期，则规定要待其它缔约国也缔结了与此相同的条约并付诸实行之时。不管怎样，美国率先与日本修约，促进了日本与列强修约并收回主权的进程。
五、肢解中国：日本的大陆政策
中国是日本“脱亚入欧”的主要受害国之一。在明治维新之前，虽然日本就有种种侵掠骚扰中国的劣迹，但中日两国基本保持友好交往的态势，而且，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从中国学习、借鉴了许多东西，甚至有中日是“同文同种”之说。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向西方学习，跻身于列强行列的同时，却与列强一起欺压瓜分中国。与此同时，日本逐渐确立了以侵略、肢解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大陆政策，并逐步实现之。
日本的大陆政策虽然形成于明治时期，但却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早在16世纪，日本便出现了“征韩论”，其代表人物是武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曾两度出兵朝鲜，进行侵略扩张。幕府末年，在日本又出现所谓“海外雄飞论”，其代表人物是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佐藤信渊认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本”，“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而“当今的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日本）易为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洲”。佐藤信渊的思想中虽然有对付沙俄南下的因素，但基点却是力图把邻近的国家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吉田松阴是幕府末年改革派的先驱，他在提倡开国攘夷、富国强兵的同时，鼓吹对东亚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失之美俄，取偿于亚洲”。他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则取偿于朝鲜和满洲之地。”
明治政权成立后，日本统治者基本继承了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明治天皇在其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表露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明治政府制定的“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其实质是通过“强兵”来实现“富国”。“强兵”首先并不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的压迫，而是要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补偿，并且把国内人民对外平等的要求转为夺取新领土战争的动力。在实现这个计划时，日本努力争取欧美的谅解和鼓励。
以后，随着日本对欧美外交方针的调整，更加明确了“大陆政策”的内涵。1882年，日本军界首领和政界要人山县有朋提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感并不急迫，因此目前不存在来自欧洲各国入侵的可能性，日本真正的“外患”是中国。1889年，山县有朋出任日本首相，不久就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之说。他认为：固有领土疆域为“主权线”，其外侧有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急密切关联之地区”。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山县有朋所说的利益线主要是指朝鲜与中国，对中国首先是把矛头指向台湾和辽东半岛。至此，日本的以吞并朝鲜和肢解、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大陆政策和对华战略最终定形。
在大陆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日本就已开始实践这一政策。侵略朝鲜、强占琉球使日本得到了进攻中国的两块跳板，与此同时，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特别是台湾。1871年，即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次年，日本便派使节到中国，想迫使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类似日本开国时与欧美列强签订的那种不平等通商条约，但遭到拒绝。此后，日本便开始寻找时机入侵台湾。1871年12月，琉球的一些渔民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其中一些人遭牡丹社土著居民杀害。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获悉这一消息后，报告给政府并建议出兵台湾，追究责任。日本政府以为有机可乘，一再派人与清政府交涉，硬说是杀害了日本人。虽然日本政府因觉得未作好出兵的准备而拒绝了大山纲良的建议，但却趁机在琉球设藩，并要求各国公使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此后，日本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台湾、琉球问题，一方面作出兵台湾的准备。1873年2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谈判关于台湾、琉球问题，但未取得结果，不过此时日本出兵台湾的计谋已定。1874年4月，日本政府作出了出兵台湾的决定，次日，在长崎设“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任命海军少将赤松和陆军少将谷参军，聘用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德为顾问，出兵侵略台湾。日军分两批向台湾进发：一批由赤松和谷参军两少将率1700人分乘“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于5月3日从长崎出发，于10日进入琅峤湾，在射寮港登陆；另一批由西乡从道率1900人分乘4艘军舰于16日由长崎出发，22日抵达射寮。然后日军分三路向台湾内地进攻，一路烧杀，所到之处，荡然无存。到6月3日，日军大体控制了台湾全岛。起初，清政府不相信日本会破坏两国“修好条规”。5月11日，清政府照会日本外务卿，对日本出兵台湾提出质问。28日，日本公使柳原在上海会见了福建官员，说明日本出兵的目的是：惩办加害琉球渔民的台湾土著居民；对抵抗这一处理的人进行惩罚；制定防止今后发生暴行的方策。6月21日，清政府派人去台湾与日本谈判，要求日本撤兵，但日方提出要以清政府赔偿侵台的一切费用并保证台湾人今后不再发生伤害外国人的事件为条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派代表到北京，强词夺理说日军占领的是“生番地”，不是中国领土。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向天皇献策，主张如果清政府不答应日本要求，则发兵3万，从江苏登陆，乘势直捣天津，逼清政府就范。然而，此时台湾岛正流行疟疾，日军大吃苦头，攻占台湾时战死者不过12名，而病死者竟达560人之多。日军在台湾难以维持下去，不得不考虑如何突破这个僵局。在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威德的偏袒日本的“调停”下，经过谈判，中日两国于1874年10月31日签署《北京专约》，日本从台湾撤兵，清政府承认日军占台是“义举”，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日本第一次侵占台湾的努力虽然失败，但此举使清政府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
之后，日本一方面继续努力在外交上争取从中国得到权益，如1879年提出将相互平等的两国“修好条规”改为日本居于优越地位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开始作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讨伐清国之策略》，规定在中国实行军队改革以及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实力之前侵略中国，要求在1892年以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这份作战计划提出：日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吞并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10里左右的地方”，其中重点是旅顺半岛，因为这是控制中国北部，压制朝鲜的要害地区。根据这个计划，日本首先扩充陆海军。1882年，日本制定了陆军扩充计划，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有12.3万人的兵力，可动员22万人参战。同时，海军也以中国北洋舰队为假想敌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到1893年有军舰55艘。为了扩充陆海军，日本不断增加军费预算，到1892年，日本军费支出超过3450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41％强，待发动对华战争之际，确定的临时军费为2.5亿日元。其次，着手建立和完善战争领导体制。1893年5月，日本内阁用天皇敕令的名义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了战时的统帅机构，战时大本营就是战时天皇指挥全军的最高统帅部。条例还决定了陆军对海军的优势地位，并且排除了武官以外的所有文官（包括首相）对战争的指导，把战争作为纯粹军事上的事情。此外，日本还在外交上作好了准备工作，制定了“远交近攻”和“不损害第三者欧美各国之感情”的外交方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争取到了对东亚局势最关注的两个国家——俄国和英国的中立。
在作好了上述准备后，日本便采取了实现其大陆政策的决定性一步，即发动侵华战争。
六、甲午战争：中美日角色大转换
日本作好了作战准备后，便寻找时机策划对华战争。日本之所以急于发动对华战争，除了它既定的大陆政策外，还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自明治政府建立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开始走向稳步发展阶段。日本的主要产业，缫丝业、织布业和纺织业，生产率迅速提高，技术进步惊人，产量成倍增长。然而，生产的发展却引起了许多矛盾。首先是产量的增加与国内市场狭隘的矛盾。1890年日本出现经济萧条时，纺纱卡特尔棉纺联合会曾决定不计得失，一定要作到每年向中国和朝鲜输出三万件棉纱，而实际输出1890年不过31件，1892年不过109件。而开辟海外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其次是生产发展与原材料短缺的矛盾。日本资源贫乏，作为纺织业主要原料的棉花，日本国产棉花质量低劣，不适于机器纺织，而且都是分散经营，不能大批进货，因而完全依赖进口，而中国是主要棉花供应国之一。其它两个主要棉花供应国，美国和印度，其纺织业是日本对华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从那里进口棉花，运费成本高，不利于日本纺织品在价格上同美、印竞争。因此，日本急于抢夺中国的原料市场。此外，朝鲜还是日本的粮食供应地。日本的纺织业能立住脚，主要是靠日本工人的低工资，而低工资又是靠低米价政策来维持，而低米价又依赖于进口廉价的朝鲜米和安南米。低米价和低工资，对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向朝鲜和中国扩张，是日本政府采取的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途径。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局动荡，朝鲜国王请求清朝出兵援助。日本认为挑起战争的时机到来，一方面促使清朝出兵，一方面自己作好了出兵计划。5月30日，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官员郑永邦拜会清朝外交代表袁世凯，打探清朝是否出兵保护侨民，同时暗中怂恿清朝出兵。6月2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散议会并出兵朝鲜。然而，朝鲜农民起义军为了不给日中两国出兵的借口，已经同政府军讲和，从所占领的全州撤退。待回国汇报形势的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420名警卫于6月11日回到汉城时，看到的却是一片平静景象。日本出兵的借口——保护公使馆和日本侨民——已经用不上了。袁世凯看到日本派兵，便向大鸟提议两国同时撤兵。然而，日本内阁却以派兵纯属统帅事项为由，对大鸟公使发来的要求停止派兵的电报只答复说“没有任何办法”。1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继续往朝鲜派兵，以在朝鲜拥有军事上的主动权，先发制人。大批日军入朝后，占领了仁川至汉城的要隘，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猜忌，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境地。于是，日本制造新的出兵朝鲜的借口，提出日中两国军队共同留在朝鲜，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中国拒绝了日本的建议。日本又抛出了“独立逼朝改革”的计策，直接要求朝鲜改革内政，并提出改革条件。其用意是，如果朝鲜拒绝或是在限期内未能达到要求，日本就可以反诬朝鲜政府没有改革内政的诚意，日本便有了使用武力侵略朝鲜的借口。然而，朝鲜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提出让日本先撤兵，然后进行内政改革。但是此时，日本开战的方略已定，不管有没有合适的借口。它所等待的只是开战的良机，这个良机就是日本在外交上扭转被动局面。因为日本担心开战后会遇到欧美列强的干预。
实际上，日本早已为发动对华战争展开了外交攻势，不过，由于清朝请求列强“调停”，给列强提供了干预的机会。7月16日，修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字完毕，日本最为担心的国家不再反对日本发动战争。而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的俄国则担心把日本驱入英国怀抱，也缓和了对日本的态度。列强的所谓“调停”失败，日本完全打消了顾虑。第二天，召开了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决议对华开战，并通过了作战计划。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不宣而战。7月29日，日本大岛混成旅在成欢打败中国军队，占领牙山。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日本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日军有充分准备，所以清军在陆海两路节节败退。1895年2月，日军攻占了威海卫要塞，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曾让日军畏惧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清政府被迫求和。4月17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对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至此甲午战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