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建设离不开伦理道德
孔子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最具有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的一位伟人，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更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这些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一种民族精神的存在，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这就好比歌德所说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儒家的文明正是在它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完善，担当着建设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重要任务，它依靠自身的生命智慧，维护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绵延和发展。
我们重读儒家经典会发现，孔子所倡导的伦理在当代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了传统的依据。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长期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儒家的伦理思想则是这一博大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已经形成了独具民族心理和性格的伦理思想，其中最具现代价值的伦理思想就是“崇尚德性，严于律己”。儒家向来是重视人的德行的，把义德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特别是强调人要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崇尚德性的思想历来都被认为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比如孔子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可见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还是主张要严于律己的。儒家还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这里他们更是明确指出，苛求别人的人在道德上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躬身厚而薄责于人”的状态。
儒家这种倡导人们要加强道德修养，提高义德，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的追求人的最高境界的想法是十分可贵的，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升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向完美，社会越来越和谐的重要条件。
作为崇尚道德、严于律己的思想，它是建立在人类深刻认识到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并利用这个原理来科学地调整各种关系，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从而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孔子特别强调“克己”，他认为这是道德修养最重要的一面。孔子其实并不主张否定自我、遏止自我的正当欲望，而是提出了“为仁由己”。但是他主张一个人要正确分析自己、对待自己，不要过分自信，不要太任性，对错误的个人利益与欲望必须克制和遏制。
由于当时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所讲的“复礼”其实是与当时的道德是一致的，代表了秩序与和谐。在《论语·八佾》中有这样一句话：“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认为，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道德最重要的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可见孔子对于“礼”的坚持是处于对道义的追求。
礼的本质就是说一个人的说话和做事都要符合“道”。礼的最高境界是由内在的德性自然而然地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礼乐教育的根本是提升人的精神。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很好的把握自己，能以礼待人，能改过从善，又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社会肯定是既有秩序又有活力。而这点就对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因为我们知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是要有道德进行支撑的。建设良好的社会公德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复礼”，这都要求社会中每个人的品德有一个提升。而“克己复礼”又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步骤和措施。
上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家伦理的文化传统呢？儒家伦理的文化传统是指当代社会中那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体现民族性格、民族价值的道德精神，是历史变迁的连续留存。通俗一点地说，它是眼下中国公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价值、生命样本、生存智慧和精神方向的文化基因，它甚至可以代表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一种文化倾向性，这种文化倾向性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现代化文化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儒家伦理对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格塑造等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毋庸置疑性的重要地位，而且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可以成为一种丰富的知识资源，成为构建现代化公民不可缺少的人文知识资源。这是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不管它多么的先进与文明，它都是无法摆脱自己民族固有的特征的，这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力量。
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公民道德建设是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化是包括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公民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此，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着突出的作用。因为单纯的科学并不能全面地提升人的道德，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用充满人文内涵的儒家经典来警醒、省察自己的生活。
汤恩佳先生认为孔子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有六大功能：第一，能促进世界和平；第二，能提升全人类的道德素养；第三，能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第四，能促进中国统一；第五，能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与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轴心，共同服务于中国当代文明建设；第六，能与世界各宗教平起平坐、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共同服务于中国当代文明建设。
现在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了民主和科学的范围，要应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挑战。而这是就要求用儒家伦理的经典来重新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从而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
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开始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人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在追求自身技能和知识提高的同时，忽视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和自我完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德治”的国家度，“德”被视为安身立命的基础，治国安民的根本。《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仅仅用刑罚来惩治，人们不做坏事是因为怕受到处罚，但是以德和礼来教化和引导百姓，不仅人民守规矩而且更有羞耻之心，这才真正达到了教化百姓的目的。而以礼乐为根基的人文教化是今天和谐社会建设的不竭资源，这是因为儒家的礼乐文化就是用来克服人性的弱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人道德意识的。
而现在如何运用儒家伦理来构建公民道德的价值观，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人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开放的体系，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充实自我，而我们今天的儒学伦理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已经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在应用它来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就有了新的内容。
第一，坚持自我实现与完满社会实现是相统一的。儒家伦理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尊严，强调要把人当人，强调为仁由己、道德自觉，强调智仁勇三者兼备，这也就是《论语·子罕》中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见，孔子时代对人格理想的自我实现是非常重视的，就此来看，儒家伦理不仅仅是一个成熟而完备的人格价值理念传统，而是中国人文精神最经典的表达。
如果我们能够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理性精神结合起来，就可以整合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实现价值理念。
第二，在一个人成长与发展上，坚持智性修养与德性修养的统一。儒家注重德性修养的同时也强调要重视智性的修养，而现实状况是，我们忽视了自己德性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忽视了我们文化中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相互依存的生命智慧。儒家主张以德御智具有普遍的定理，这就意味着儒家对道德追求进行了一个十分周密的价值预测，并且揭示了道德是如何制约着人的创造力。
而这种自我需要的实现，需要陶冶和含蓄一个人节制欲望的功夫和能力。德治和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开发人善良的心，善良的想法，以及一个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的愿望。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勤奋的学习，反复感悟，不断理解“道”中的真谛，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了，这不也是很高兴的吗？别人不理解也不埋怨，这不就是一个君子吗？
行政也是一种专业，不论以前学习的是什么专业，但是开始行政就是一切重新开始。学习行政之道，就是要掌握行政的规律。在行政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行政是公共事务的处理，这就必须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品故事，明心志】
体察入微，持之以公
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狄仁杰和娄师德同时担任宰相。但是狄仁杰总是排挤娄师德。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我这么信任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狄仁杰回答道：“我的能力能够为朝廷办大事，不是一个无能的人，所以您才这么信任我。”
武则天想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以前并不了解你的情况，你之所以有今天，全是因为娄师德的举荐。”
武则天命令士兵取出了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的奏本。狄仁杰仔细看过以后感到很是惭愧，从此以后，狄仁杰抛弃对娄师德的成见，俩人共同辅佐武则天，将国家治理的和谐、太平。
二、礼学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自觉弘扬，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道德品味的民族，对荣辱问题一直都很重视。孔子主张“礼”，孟子则主张“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荀子也有关于荣辱问题的论述。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荣辱问题的深刻思考，铸就了“明荣辱，知礼义、尊德性”的民族本性。特别是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荣辱观的优秀成分和传统的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荣辱问题与礼相关，那么什么是礼呢？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有影响，甚至还协调着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礼可以说是一种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人们想对祖宗表示尊重，就通过频繁而庄重的祭祀形式来实现。
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宗法制的崩溃，周礼也就成为了历史。此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封建主势力逐渐强大，他们不满足当时社会的财富分配秩序，因此就需要出现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下，扮演社会制定、社会规范的“礼”上场了。到了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主张“礼”的孔子道德说，孟子的“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说等许多关于荣辱的论述。
一个“礼”字体现了秩序与和谐。礼，主要是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理顺社会关系等等。而荀子认为，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的秩序化，这些都是靠社会分工以及等级制度来确定的。总体而言，礼是国家处理政务的一把尺子。《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通过这段话我们会发现，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维持秩序的“法”，也就是所谓的“礼法”。而这些不断发展的礼法又成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让整个社会生活更加有秩序化，这样以来它不仅仅具有了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其中蕴含着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
荣辱观自古有之，而荣辱心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都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荣辱观也不完全相同。传统的荣辱观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它主要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也就奠定了传统荣辱观的思想基础。他强调“知耻近乎勇”，明确指出要树立鲜明的荣辱观；孟子则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严密的论述来佐证了“舍生取义”的深刻含义；曾子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从而使得传统荣辱观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今天，我们依靠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的客观实际结合在了一起。
在我国传统道德的历史上，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里的“仁”就是指爱人、仁爱，要求人们必须怀有爱人之心，用爱人之心对待他人，相互关心与帮助，这样就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义”就是说要有正义和公理，也就是要求人们依据道德来追求自身的价值；“礼”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礼仪、礼制。“礼”可以说是“仁”、“义”的一种具体行为的体现。“信”是指诚信、信誉。现在人们越来越看重“信”这个字了，“信”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智”就是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对“信”的最好理解就是体现在“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也许你会问，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荀子在《大略》一书中就告诉了我们答案。“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荀子还有“隆礼重法”的思想，这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荀子认为一个安定和谐的国家一定是需要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来规定每个人的行为，这样才有治理国家的依据。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树立荣辱观是规范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集于一身，它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