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聊的首任
朝廷的任命终于下来了。王安石被任为“淮南签判”，任职地在扬州。告别了曾巩等朋友，他即日乘舟南下，开始了地方官生涯。王安石刚刚入仕，满怀期待能有所作为，到了任上，却大失所望。原来，“淮南签判”的职责就是为淮南知州韩琦做幕僚，具体不过做些收收发发整理文件的工作。一天的工作一个时辰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都是空闲。
没有事可做，王安石只好收起雄心，专心读书。那时许多读书人一入仕途，读书的任务即已完成，就开始诗酒笙歌，放任自己了。王安石却很少参加府里其他幕僚们的宴饮，大多数时间依旧力学不已，显得有点不合群。这时的读书没有了应试的任务，完全是兴趣所在，所以读起来兴致盎然，往往通宵达旦。第二天快天亮时略睡一会儿，时辰一到，匆匆擦一把脸就去衙门。王安石平日对自己的衣着就不太注意，经常穿得比较邋遢。有几次读得太晚了，第二天起不来，脸也来不及擦，衣服带子胡乱系着就去上班。好几次都被知州韩琦撞上。韩琦对这个第四名的进士本来颇有好感，现在也不禁有些生气了。有一次索性叫住王安石教训了一顿：“介甫，你正年少，有时间的话不妨多读读书，这样放逸自己太可惜了！”
王安石知道韩琦是以为自己夜里和同僚们喝酒赌博了，不禁有些气闷。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只好一笑了之。
1043年，王安石23岁。这一年他请假回家，一为省亲，一为成亲。同那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妻子是王安石母亲的亲戚，姓吴，当年19岁。王安石是个讲究礼法的人，婚礼如仪，婚后的感情和谐而平淡。王安石谨守当时的道德规范，于女色无所用心，终生未娶妾，也终生没有写过一首关于妻子或其他关于男女感情的诗。结婚第二年，王安石得了一子，取名王方。
（二）鄞县知县
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知县。鄞县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应该说接受这个任命时王安石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做了三年淮南签判，清闲而乏味，而今终于成了握有实权的地方官，可以稍稍展现他埋在心中多年的理想，他有一种羁鸟出笼的兴奋和喜悦。
1046年，王安石回京述职。1047年，携家人由京师赴鄞县知县任。这两年都是大灾之年。自1046年秋至1047年春，北方发生大面积旱灾，农民因无雨无法播种，大片大片的农田被荒废了，千里赤黄。成批成批的灾民离开家乡，外出逃难。王安石亲眼看到难民们大批地拥挤在集市上，为抢一个馒头而打得头破血流。见到此情此景，伤灾悯农之情油然而生，带着这样犹豫的心情，王安石来到鄞县任所，从此开始了三年知县生涯。这三年经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他执政之后的政策方针有很大的影响。
王安石在鄞县县任上主要做了三件事：兴修水利、预演青苗法、兴办学校。
兴修水利。鄞县当时是一个穷僻的海滨小县，旱灾同样蔓延到了这里，王安石到任之后，就立刻投入到了救灾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县库粮食存量，调查各地灾情，然后分不同情况，予以赈济。
王安石为政，喜欢深入民间，亲身体察民瘼。到鄞县三天之后，他不顾长途旅行后的劳累，亲自下乡分发救济粮。以他的经历见闻，他深知如果没有严格监督，很难保证粮食能发放到灾民手里。一连十多天，他走了五个乡。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很多地方是羊肠小路，他就和差役一起步行前进，十分辛苦。但想到自己的职责，又怎么能逃避退缩呢？
经过考察，王安石发现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储水设施，雨过之后，立刻归入大海了。王安石决定由县政府出面组织大家兴修水利，修建储水、引水设施，同时疏浚河道，以利雨多时排水。说干就干，王安石到鄞县第二年是个丰收年，秋收之后，他开始组织农民动工兴修水利。他首先走遍全县，做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做出规划。王安石此行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多里。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可以说，知县中像他这样以百姓之心为心，汲汲求治的并不多，能像他这样吃苦的更少。
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县修了大小水利设施二十一处，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在后来发挥了很多作用。这年冬天，王安石在《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提出了反对官吏因循苟且、提倡为民兴利的思想，这正是以后变法中的基本指导思想。
青苗法预演。在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开始了一项意义重大的试验。面对农民丰年勉强糊口，灾年颗粒无收，还要向富家大户借高利贷，深受剥削的现实，王安石突发奇想：与其每年任由大户用高利贷盘剥百姓，何不如官府把粮食借贷给百姓，利息大大降低。这样，老百姓就从高利贷的桎梏中逃离了。而官府有了收益，推行这件事的动力也就有了，官仓中放了几年的粮食也能够得到周转，岂不是一举三得！
于是，他派人在各乡贴出告示，宣布家中缺粮的百姓可以到县上来借粮吃，秋天收获了再还，利息是两成。
布告贴出后，立即轰动了乡里。由于王安石在兴修水利时树立了威信，百姓积极响应，县城近郊的许多农民拿着口袋来到官仓要求借米，王安石亲自在官仓指挥发放。他要求每年以村为单位，统一借贷，统一偿还，以便于操作。前来借贷的农民很快由近郊发展到远乡，通往县城的路上到处是背着口袋兴高采烈的农民。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许多农民不用官府催促，自发地前来归还粮食。还粮路上，人们络绎不绝。
兴办学校。王安石十分重视地方教育，从儒家观点来看，教育是教化人向善的重要手段，是官府的重要责任。他到任的第二年，就拨款修复了校舍，请地方名儒担任老师，从各乡选人入学。
王安石重视教育，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培养人才。他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在鄞县，他深感人才的匮乏，县里真正读得懂书，做得了事的人实在太少了。王安石做什么事，都只能自己一个人筹划，连个好的师爷也找不到。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为治国思想的中心。在十多年后的那封著名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兴学思想。应该说，这些思想，主要是在鄞县发源的。
（三）舒州通判
俗话说三十而立。1050年，王安石正好30岁。这一年，他从鄞县解官回家探亲之后，被任命为舒州通判。舒州即今天的安徽潜山。宋时的安徽，是个山高路狭的偏僻地方，山深林密，人烟稀少，文化落后，到了这里，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通判一职虽然地位较高，然而在地方上毕竟是副职，工作比较清闲，也没有什么挑战性。从内心来说，他还是向往当初任知县时忙得废寝忘食的那段时间。而现在，他每天用半天时间就处理完了公事，剩下的时间大多就用来读书，然而读到疑难处，却无人可以商榷探讨，真是一大憾事！
王安石掌握着全州官员的监察大权，地方事务也有权干预。如果他做一些暗示，那些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的官吏，还有地方因各种事务须向官府说话的人会立刻送来大笔银钱。事实上，他到任后，丰南县的知县陈圣因任满考核，就曾拜访过他。
那人已经50岁了，在知县任上熬了十多年，按宋朝官场惯例，早该升迁了。然而此人一贯有些贪名，几年前曾因为夸大水灾灾情以冒领赈济款受过处分，所以一直延迟下来。今年又到了考核之年，他咬了咬牙，花了大笔银子，把全州上下都打点得差不多了。王安石刚刚到任，他就赶上门来。
说过几句话，王安石便明白了他的用意。王安石从心眼里看不上这样的人，觉得这种人是读书人中的败类，孔孟之书在他这里，完全成了遮掩其贪赃枉法的幌子，因此脸上就有些冷冰冰的。陈圣不解其故，以为自己表达得不够明白，索性说：“看大人的官寓实在寒酸，属下心里过意不去，故封了二百两银子，求大人收下，作为家常日用，也是属下的一点心意。”
王安石在此人来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对其鄙俗之气隐忍已久，此时实在忍不住了，沉下脸来问道：“请问贵县此钱从何而来？”
陈圣陪着笑脸道：“是属下俸禄。”
王安石说：“我一个通判俸禄比你多一倍，尚且不够用，还要你用俸禄来帮我。你的俸禄从何而来，为什么这样宽裕？”
不由分说，便将此人请了出去。后来审查的时候，王安石在对此人的评语中用了稍有瑕疵的字眼，让他升迁的愿望又一次落了空。此事传开去，许多人敬佩王安石的为人，争夸他的清廉。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来给他送礼，到他这里请托。
王安石就任半年后，一纸公文由东京传来。宋仁宗下来圣旨，要王安石到京城参加考试，准备任命他担任馆职，备位清要。
消息传开，同僚们纷纷来向王安石致贺，不料王安石却不收大家的礼。他说：“朝廷虽有此意，但我确实不想入京。我家口太重，弟妹又多在婚嫁之时，家里的事都得我操心。在地方上俸禄毕竟多一些，还能勉强支撑得开。要是做了穷京官，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
在大家的惋惜和不解中，王安石上了一道《乞免就试状》，在这份奏折里，王安石提出了由于祖母年老，死去的父亲还未正式安葬，弟妹又多在婚嫁之时，家口众多而经济困难等理由，难以在物价高昂的京城居住，过去也就是因为这个而请求不参加馆职的考试，得到了皇帝的宽谅。现在有的大臣认为自己是淡泊于名利，实在是一种误会。
他在奏折中所说的确实是实情。他没有别人那种强烈的升官欲望，为做官而做官为他所不取。作为一个孝悌观念很重的人，他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奉养好自己的亲老，怎么样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族。这对儒者来说，是严重的道德任务。所以，虽然在舒州做官并不很开心，他还是不愿意到京城中去。
在舒州几年，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阅历的旁观者，王安石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民生疾苦和官场腐败。北宋政府不反对土地兼并。在这种政策下，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户之田动辄千顷，普通农民的生活却非常困苦。加上贪官污吏把国家赋税层层加码，从中克扣，因此愈加民不聊生。王安石在舒州亲眼看到灾荒之时，大批大批的穷人饿死，而富户却守着粮食不卖。他动用自己的权力，强迫富户捐粮救灾，虽然救了许多人，和当地豪强大户的关系却更加紧张了。正是因为看到百姓的疾苦、贪官的凶残，作为一个地方官，王安石时常有一种自责、愧疚的心情。
至和元年，他舒州任满。离开舒州之时，他没有了告别鄞县那种欣慰，而是饱含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