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日本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历史记载，日本从汉朝起就与我国开始正式交往；到唐朝的时候，关系更加密切。当时日本19次派遣唐使，来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不仅日本往中国派遣唐使，中国也有使者东渡日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鉴真。1963年为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首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它热情讴歌了鉴真崇高的献身精神，高度评价了鉴真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鉴真是我国唐代著名高僧，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卒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也就是日本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大师是在日本圆寂的，享年76岁。鉴真的生命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56岁前，在大唐生活、学习弘扬佛法；56岁到66岁，六次东渡，历经艰辛，终获成功；66岁到76岁，弘法日本，照耀扶桑。
唐天宝二年（743年）冬，也就是鉴真大师56岁那年，着手东渡；天宝十二年（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冬成功东渡，到达日本。在这10年里，鉴真大师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此前的56年里，应该说，鉴真大师在大唐的生活是平稳顺畅的。这56年跨越了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几个时期。从政治上看，正是盛唐“贞观之治”经由武周革命，迎来“开元盛世”并刚刚开始走向天宝衰变的时期。
（一）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鉴真出生之日，正是唐武则天称帝之时。武则天的母亲是隋朝宗室杨氏，而杨氏是以崇佛著称的，武则天从小就受佛教的熏染，日后又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太宗死后，被遣送到感业寺当了5年的尼姑)，在儒、释、道三家中，她对释家（即佛教的别称）情有独钟。武则天在即位之前，就大力利用佛教，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在这种背景下，有10个和尚伪撰四卷《大云经》，上奏武则天皇后，说她是弥勒佛下凡，能普度众生，应该当皇帝。武则天看后，就要求在全国颁发《大云经》，下诏在两京和诸州郡各修一所大云寺。而扬州大云寺，恰巧在鉴真家附近。此时佛教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武则天刚即位，就颁布圣旨，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地位在道士、道姑之前。鉴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就了皈依佛门、潜心钻研佛学的愿望。到了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路经扬州，住在大云寺的道岸禅师，得知鉴真学识渊博、德行高尚且又年轻，便乐意为他授菩萨戒，此时正逢武则天刚刚从皇位上退下来。
在武则天称帝时期，唐朝不仅政治经济有了进步，思想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从景龙元年（707年）到开元元年（713年）的六年里，鉴真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洛阳、长安两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教的传入也早于扬州。那里寺院林立，高僧云集。他遍访名寺高僧，潜心钻研经典。开元元年以后，他回到扬州，在江淮一带弘扬佛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因唐玄宗推行崇尚道教政策，虽然起初并没有采取抑制佛教的措施，但无形中遏制了佛教极盛的势头，使佛教在开元、天宝时代处于弱势。
尽管这样，开元盛世却使鉴真增长了许多见识。而后唐玄宗继续推行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开放政策，当时唐朝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先进地位，各国商人、学者、僧侣等都不断入唐学习或经商，唐朝的商人、学者、僧侣等也纷纷出国交流。据文献记载，开元年间，与唐朝交往的国家就有七十多个。天宝末年，居住在京城的外国人达四千人以上。唐朝的都城长安，成为当时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鉴真的故乡扬州，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在唐代近三百年统治中，日本正式派出的使团达19次之多，其中规模最大、使团人数达五百人以上的3批均在开元、天宝年间入唐。这种文化交流，使正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的鉴真感受到唐朝的强盛和繁荣，同时开放的文化氛围，造就了鉴真开放、坦荡的胸襟和气魄。在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达到鼎盛时期。在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文化走向顶峰，诗歌、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各项艺术都有了空前发展。玄宗时期国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文献编撰工作。
总之，唐朝“开元盛世”时代，不仅为鉴真获取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佛学思想提供了基础，也培养了他大度、开放、坚毅的性格，这影响了他的一生。天宝初年大唐开始由盛转衰，鉴真也正是在这个转折时代开始了他的东渡事业。
（二）唐代佛教兴盛
鉴真东渡弘扬佛法，说明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完成佛教的中国化，标志着唐代佛教本土化已臻成熟，开始东传。没有唐代佛教事业的发达和佛教思想的成熟，就没有鉴真东渡的壮举。鉴真成长为一代佛学大师，一方面有他的天赋和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与当时佛教文化的发达密切相关。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开放的政治，也带来了开放的宗教政策。唐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崇的宗教不同，但对各种宗教基本上都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即使在武则天推崇佛教、唐玄宗推崇道教的时代，其他各种宗教派别仍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从初唐到中唐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为唐代宗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宗教事业兴旺，宗教思潮不断出现，宗教派别林立，唐代佛教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
其一，表现为寺庙剧增、僧徒众多。尤其名僧辈出，如道玄、法藏、道岸等等，这些高僧对推进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名僧中有些是鉴真的老师，鉴真能够成长为一名造诣极高的传戒大师，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其二，唐代佛教兴盛最有力的证明不是佛教的普及，而是佛教宗派及其判教（判教，就是判别或判定佛所说的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学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南山律宗等。佛教宗派的创立大大加快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从而促进了唐代佛教走向鼎盛阶段。
其三，唐代佛教昌盛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译经事业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伴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而来的便是对佛经原典的消化与提炼，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本土僧人自己的各类佛学著述，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了唐代佛教事业的繁荣。高僧与汉译佛经及佛教著作的大量产生，促进了佛教宗派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影响到国内各个地方，而且远播到朝鲜、日本。如果没有唐代繁荣的佛教文化，就不会在日本出现人们对佛教的信奉，也不会有日本僧人来唐学习佛法，当然更不会有鉴真东渡的历史史实，可见鉴真东渡弘扬佛法的背景正是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
其四，唐代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佛教艺术的繁荣。鉴真东渡传到日本的不仅有佛教的理论与教法，还包括唐代佛教的艺术瑰宝，比如说雕塑、画像、佛寺建筑等等。如果没有唐代佛教艺术的精湛、发达，没有唐代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对鉴真的熏陶和启迪，也不会有鉴真对日本文化艺术的贡献。任继愈先生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明确指出：“佛教已成为隋唐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政治作用不下于儒教，影响的广泛甚至在儒教之上。”说明了隋唐时期佛教的普及和佛教文化的发达程度。鉴真在日本的很多成就得益于大唐繁荣昌盛的佛教文化。
（三）鉴真的故乡——扬州
鉴真出生于扬州，14岁在扬州的大云寺出家为僧，后游学于两京长安和洛阳，学成后又回到扬州传播佛法。鉴真东渡弘扬佛法，与扬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故乡扬州的文化孕育了鉴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确立了扬州交通枢纽的地位，也是黄河以南、沿海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由海上来华的外国人，常把扬州当成海洋航运的终点，再转赴长安、洛阳，使它成为最大最富有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成为对外交流的门户，这使鉴真从小就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从唐人诗句“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中就反映出扬州大都会的繁荣景象。除了经济繁荣外，扬州的自然景观也非常美，唐代的一些诗人写出了很多赞美扬州的诗篇。扬州自六朝以来，就是佛教兴盛的城市。城内寺院林立，更成为远近僧侣集中的佛教中心城市之一。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促使鉴真成长为一代高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