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签署声明拟响应，嘱陶希圣、陈公博携稿往香港见顾孟余，顾坚决反对，痛斥为何不阻止，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汪仍坚持按原文发表——《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此即历史上臭名昭着的“艳电”（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高宗武在回忆录中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
（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此“艳电”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见报。
蒋介石同天日记：汪离党远游国外，此后政府内部统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汪对敌始终联系谋和，使敌对我政府之真意观察差误。六月以来，宇垣出长外交，本拟向我合理谋和，因汪向之乞怜，使其倭阀态度转强，以致粤汉失陷。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日记：注意：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早起，在渝遥祭总理之灵，感想无穷。到国府团拜后，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
一连数天，蒋日记中均有对汪处置的想法。如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日记：注意一、滇龙对汪之处置意见应予考虑，但汪不可救药也……从相关史料看，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悉知汪等的行动，并非如他后来所言：事先一无所知。
尽管陈诚、龙云、薛岳等人在一月三日通电拥蒋，主张制裁汪兆铭，蒋对此仍心存疑虑。
一月十九日日记：注意：……二，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一月二十日日记：……昨夜睡眠不熟，故今日心神不宁，为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
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
蒋从一开始就认定汪等所谓“和平路线”不可能成功。在一月七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这样说：……二，汪言行暴露无遗，此为党国之幸，而实有补于抗战。精卫之失败，即近卫之失败，此为抗战胜利最先之福音也。一月八日日记：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二月十八日日记：汪真谓无赖、无耻，其未有见卑劣狡诈之徒如此者也。
四、高、陶二人中途醒悟，脱离汪组织，戴罪立功
一九三九年初春，汪为打探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派高宗武再访东京，于二月二十一日自长崎登岸。蒋三月十三日日记：注意一、汪积极活动；二、应否发表汪勾敌之阴谋：
三、通告汪阴谋预防。三月十五日日记：……注意三、对汪阴谋之对策。六天之后，汪的亲信、至友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这件事最直接的后果，若以高宗武个人看法：此非重庆所为，而是日本人“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进日本人的圈套”。蒋三月二十二日日记：
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语气甚堪玩味。高与汪私交一直很好，当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因为得到汪的赏识。高与第二任妻子沈惟瑜上海结婚时，汪是证婚人。
蒋对高宗武等人背叛重庆政府并“指导通敌”（唐德刚语）一事始终耿耿于怀。
三月二十八日日记：注意一、高宗武、周佛海二奸逆犹欲藉中央名义为汪欺倭寇，痛心之至……
四月一日日记：汪、高勾敌，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义卖空。此种卖国、卖友、欺敌、自欺劣性，诚狗彘之不如矣。而敌国不察其欺伪，乃竞照其言行而行，更为可笑！
这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八月二十六日，通缉周佛海、陈璧君，惟独没有陶希圣。
后来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通缉名单时，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
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在一开始，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尽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但中国军民苦撑抗日的决心，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渐感中国足以成为他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形势估计一错再错，最终变成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高宗武是一个极为敏锐的人，最终也认定日本人靠不住。汪曾多次问他：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回答说：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汪的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高宗武、陶希圣与周佛海等人意见相左，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使汪要组建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周佛海等人则认为汪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应在南京建立政权。随着“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高、陶二人被边缘化，其影响力日渐式微，客观上形成日后高、陶二人决定脱离汪组织的潜在因素。
十一月一日起，“梅机关”（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故称“梅机关”，负责扶植汪等成立“新中央政府”。）与汪组织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其条件之苛刻，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一月三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
蒋密切关注汪等之动向，十一月三日日记：最近，消息朝夕变动无常，而且相反。传昨敌阁要求其政府先承认伪政权汪逆，然后再与英美开始谈话，并须由其内阁决议，奏准倭王。今称：敌国反对汪逆伪组织，拟与国民政府交涉议和，要求其内阁弃汪。又传，汪已于昨午在东京求近卫助其成立伪组织。此息果确，则皆不出余所计者：敌阀以威胁不理汪，货不奇，乃转而由其军阀出面求和乎？
此间各类消息，确纷乱已极。如汪精卫者，并不在东京，仍在上海。
一个“策反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中。
蒋介石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记：下午与黄溯初谈话。黄溯初，浙江温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环的至友。
这一年春，高去日本时，两人在长崎见面，以温州乡音密谈。黄对高追随汪精卫等人不以为然，曾出言相劝：尽早脱离。高宗武后在回忆录中承认：“……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十二月二十四日，汪日谈判告一段落。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
十二月三十一日，汪等在密约上签了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亦借故未出席签字。当晚，高往环龙路陶宅看望陶希圣。寒暄中，彼此发现对方早已萌生“脱离”之意，两人一拍即合，作出了决定。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高、陶二人搭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一月五日安全抵达香港，陶夫人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陈璧君等人。
陶希圣抵港后不久，给今井武夫一信，“……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
一月七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介石一信：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玉笙即杜月笙。
陶希圣家属在杜月笙门人万墨林的保护下分批于十二月十三日及一月二十日安全离开上海。
一月十三日日记：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注意：一，倭又派神田正雄来港，探知此即宣传汪伪组织，用意之所在，果不出所料，倭奴拙愚可怜。……上午属岳军（张群）研究对敌汪密件发表之办法与宣传要旨，批阅。
一月十四日日记：预定：……二，定月笙赴港日期。上午研究倭汪密约之内容与敌阀倒后之人选。注意：一，倭汪密约发表之效用，足以增加敌国内部之崩溃。二，此次对汪似以不多加攻击，仅发表敌方条件，使敌与汪疑忌。
一月十五日日记：本日研究对密约宣布与宣传计划，颇费心神乎……一月十七日日记：……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
一月二十日日记：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蒋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稿件公布时的标题均由重庆决定。
一月二十一日日记：高宗武、陶希圣在港发表日汪密约。
“日汪密约”被揭露，震惊海内外，亦即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这为“和平运动”
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我与坂垣总参谋长一起，从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青岛的东洋饭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见汪、周、梅等。当时最伤心的是周佛海……”
一月二十二日，陶希圣、高宗武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劝其悬崖勒马。电云：……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须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
……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希圣宗武亦幸甚……”
一月二十五日日记：预定：……八，陶希圣经费。
此即陶希圣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由重庆资助经费。
“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经济史专家）、戴杜衡、林一新（经济理论家）、李毓田（经济学专家）、唐锡如（英美文学专家），洪力生（法学博士）、黄蔷薇（洪夫人，长于英美文学）等多位专家学者。
高、陶二人在汪精卫“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前（1940年3月29日）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虽终不谨细行，大节有亏，但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这从重庆政府对高、陶二人的态度即可看出。蒋介石嘱陈布雷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筱（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以上均《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2辑。）
然而吊诡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二月，陶希圣从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高宗武则远没这般幸运，出走异国他乡，并多年未允返回，从此依商为生。在当时中国隐微复杂的现实政治中，人生殊不可逆料，说来亦有其黯然神伤之处，诚如高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所坦承的“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