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京剧的这三个基本特征，诚如先生所说，是京剧界经过多年探讨积累了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概括而成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这种概括中，关于京剧的基本特征，一般的说法，多是综合性、节奏性、写意性、虚拟性、程式性、时空灵活性等，显然有过于宽泛而失之确当之病，且一“性”到底，缺乏层次划分的定性语言。先生的贡献首先在于，由众多的特征中，提出写意、虚拟、程式三个概念；更为关键的则是分别施之以“型”、“性”、“化”的范畴，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写意型、虚拟性、程式化的表述。先生于此之重要贡献，我以为正在这深中肯綮的“型”、“性”、“化”之间。
据我个人体会，这里的“写意型”，是管总的，前提性的，属于基本精神的层面，而统摄一切；“虚拟性”则为方法层面，它使抽象精神和具体形态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所谓具体形态，便是“程式化”的语言层面了，是对写意及其方法对象的落实。比如《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的“嗅花”动作，首先须有写意之精神的前提，人们才会认同舞台上的“无”中生“有”；其次是须以虚拟方法来诱发观者的想象，从而使“有”得以产生；最后则须运用“卧鱼”这一程式语言将其体现，接受者方能具体感受。概而言之，是写意精神（型），虚拟方法（性），程式语言（化），三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而构成一个完整、周严的京剧表演体系的描述、界定。
有学者曾对此三个范畴提出质疑，以为此说，还不足以将京剧和其他戏曲剧种相区别。就此，思再兄曾做出回应，提出再加以“皮黄腔”的界定，以期能解决此问题。我以为大可不必。任何事物对象都有其共性的一面，绝对个性是不可能的。再则，写意型、虚拟性、程式化是属于学理层面的，皮黄腔则落入了技术层面，也不在一个层次上。进言之，即或如是，也还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汉剧也是“皮黄腔”，又将如之何？那还有完吗？我以为，思再此议，怕有蛇足之嫌。
元化先生对京戏的研究，是把它纳入到他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并展开的。在元化先生的谈京剧文章中，如前说《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无疑是“重头戏”。元化先生在《学术集林》（卷五）的编后记里说到“为了撰写这篇文字，笔者查阅资料和进行构思用了半年多时间。文章谈的虽是京剧，但不仅限于京剧问题，其中涉及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京剧所含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国传统艺术的固有特征等等多方面的问题。笔者半年来所考虑的问题大多写在这篇文章中了。”而元化先生是将《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收入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中的。这就表明，王先生此时对京剧的研究，不纯粹是从爱好角度出发，更不是心血来潮的随意之作，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反思背景下的一方天地，成为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整体文化反思的一个构成、一个方面、一个个案、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其意义实不可低估。尤其是于京剧自身——这是一个我们不曾感受到的高视点下的京剧，一个开阔视野中的京剧！
很奇怪，我读先生的谈戏文字，不知怎么感受到的，是其内中隐含的沉郁、顿挫。这使我想到，先生于旧诗十分喜欢，又特别是杜甫的，且背得许多老杜的诗；而元化先生喜欢京戏，又“尤喜爱余派”，继而是最爱看杨宝森的《伍子胥》。杜诗“沉郁顿挫”，世所公认。京剧老生的余杨一脉，亦世所公认，这个“一脉”，在我看来，要点便在他们也都是既沉郁又顿挫的。是故，老杜、余杨亦一脉。元化先生喜欢老杜，老杜沉郁顿挫；元化先生喜欢余杨，余杨沉郁顿挫——其实元化先生也沉郁且顿挫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而这种沉郁顿挫的背后，是元化先生的忧患（先生曾谓，反思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是元化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京剧在内的的忧患！
在我协助先生编辑谈戏集子时，关于其何以冠名，我曾建言：“您不是有一本《文学沉思录》吗，再来一本《京剧沉思录》，岂不是好？”元化先生郑重说道：“文学方面，我还可以；京剧，我没到这个水平！”元化先生沉吟片刻，提出用《谈戏笔札》（以后又改为《清园谈戏录》），并说：“我还是喜欢用这样的题目，平实一些，朴素一些，不花哨，不张扬。”接着莞尔笑道：“只是不知道，这样对销路是不是会有点影响？”我也笑了。
俞平老杂忆
黄裳
抗战中从沦陷的故都北平传来消息，鲁迅先生留在故居的藏书有出售的传闻，藏书目录已在琉璃厂书肆出现，时已落水的周作人也想插手其中，企图选取藏书中部分精粹。这就使留居上海的先生家属焦急万分。传闻扑朔迷离，莫知真相。许广平夫人极需得知实况，以便挽救。遂请友人于一九四四年以游览故都为名，赴平探望先生遗属，顺便了解售书情况。赴平游览者之一是唐弢。结果不错，先生的遗书手稿得不散入市肆，其中重要部分终由许先生携归上海，这是后话。
唐弢他们於慰问先生在平家属、商量保存遗书之余，遍访先生在平故友，其中就有苦住危城的俞平伯先生，并请求手书墨迹，返沪后裱成条幅，悬之斋壁，为我所见。平伯所写为褚河南的《枯树赋》，笔精墨妙，令人意远。此际唐弢斋中留有当年鲁迅选辑《北平笺谱》，弃余残叶，我就选得数张，冒然致书平伯先生求字。得到复信并诗篇不少。其一诗作于“丁亥九秋”，丁亥是一九四七年，诗意凄恻，可见作者当日心情。这是我以晚辈与平老论交之始。
解放初我到北京，访问俞先生于老君堂旧寓，顺便组稿。那时平老尊人阶青先生新逝，家境拮据，心情很不好，亟愿写稿，俾得稿酬济急，苦无题目，我就建议旧作《红楼梦辨》绝版已久，读者亟愿得读新篇，何不就此改写，当为读者欢迎。平老欣然接受，于是《红楼梦研究》的开篇几章就陆续在《文汇报》的副刊发表。记得原稿是随便写在废纸背面上的，用行草写成，不计行格，排版颇不容易。而屡屡催问稿费，可见当时的困窘。岂料此书后来竟成批判重点，为解放初文字大案之一。我虽噤无一言，但心存惶愧，悔曾有此一建议。平老后来在通讯中也说“此书之成，全为经济，无关政治”的话。可见当时对运动的认识，不过如此。
平老对平生着作，极注重装帧。从最早的诗集《冬夜》（一九二二）起，《忆》（一九二五）、《西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的《遥夜闺思引》，莫不精心设计，别出心裁。《冬夜》是扁长方开本，封面书名左侧有圆形弹琵琶仕女图，幽雅别致。《忆》则是丝线穿订的四十开小册，全书手写影印，出作者手笔。有朱自清跋，丰子恺插画十八幅，其中八幅是彩色，如此装璜，可谓前未曾有。一直到《忆》问世后二十三年出版的《遥夜闺思引》，更用作者手书的绝妙小楷珂版印行，道林纸本，用丝线订。更是难得的善本，前后两版总共印了三百余册而已。
他的散文最早由开明书店印行的《燕知草》，也是线装本，中有作者手写之页，有丰子恺彩色插画，有旧笺纸的插叶，有湖楼摄影，彩绘缤纷，动人心目，是新文学书刊中难得的善本。“良友文学丛书”中收有平伯的《燕郊集》，有两种版本，其一是黄道林纸，假皮面软精装，一时视为精品，其实十分俗艳，充溢洋场气息，关於流行一时的“米色道林纸”，当时周作人就批评过，认为这在日本，不过用作广告、招贴，质脆而薄，哪里可以用来印书！平伯大概在知堂座上，得闻此论，因此《燕郊集》就有了两种版本，于“硬领皮靴”本外，别有一种白道林纸本，封面自写书名，朴实无华，与充满洋场气的通行本，崭然别出。可见其注意装帧，有如此者。
平伯以说词名世，早岁喜说清真词，晚岁更有《唐宋词选释》之研究力作。他自己也作词，早岁有《古槐书屋词》，刻本，许宝（俞夫人宝驯弟）手书上版，卷首大题下不着撰人，依杭郡词人旧例，只钤二朱印：“平伯所作”与“德清俞氏”耳。此书罕见，小册，更易毁失。我偶得之于来青阁。以为帐秘。庚申（一九八○）端阳，平老更以新刊《古槐书屋词》二卷见赠。此书叶圣翁题，扉页后三行牌记，“俞平伯着，古槐书屋词钞，庚申刊于澳岸。”首平伯手写叶遐庵旧序，正文二卷，皆许宝驯手写。卷一末有“岁在癸丑（一九七三）中秋节姐宝驯书於京郊新寓”跋。略云，“闲若七弟早岁临池，于十三行颇有会心，曾为平伯写此词，刊本流传甚稀，瞬阅四十载，家中仅存一红印本，虞其遗失，顷重摹之。抚迹追思，百端交集。”卷二尾有宝驯一九七九戊午腊八跋，后钤“耐圃老人八十后所作”白文大方印。跋略云，“其卷二昔年清本佚于丙午（一九六六），零篇四散。其年月先后，均无次序。平经友人敦促手定，余亦自告奋勇，愿为重钞。”
《古槐书屋词》发行者书谱出版社（香港），承印者文集印刷所（澳门），定价港币拾元整。套朱精印。余有跋，
七日前游京师，谒平丈於三里河寓，告已以此册见寄。前日归沪，见此小册，印制殊精，亦近时善本矣。所附诸跋，俱有情致。可知许俞两家故实，亦读燕知草之一助也。漫记卷末。庚申五月二十七日，黄裳。
新时期来，平老每有所作，辄以相寄。庚申二月，又以影印本《如影》一册见赠。首有自记云，杂稿今存香岛外孙女处，书名取“书者如也”之义。所收为一九七七年后手书诗词杂稿。时“文革”初罢，余憾犹存，颇有谴责前朝权要之作。如一则先写李商隐“隋宫”一诗，继解题云，“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偶读新闻，戏套袭唐诗。昔人谓义山诗多被西诸公抄袭割裂，若兹俳谐，弥可愧也。七七日记于京寓。”诗云，
“背人颜色冷红霞，鸟来时日影斜。（贾生赋云，庚子日斜兮鸟集予舍。怪鸟鬼趣，皆恶道也。）十二巫峰啼蜀碧，青衣江水即天涯。（沫若二水，青衣江，皆蜀中川名）空闻秦火销馀暖，不见燕京噪晚鸦。（北京昔有老鸦，今寂无闻）地下若逢真武，岂宜重问女皇家。”平伯涂。
诗语诙诡，难得确解。旧诗妙处，恰在疑似之间。此诗是也。亦有明白无隐者，如下一首。
前闻有将景印骆宾王集者，后因故中止。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晨枕偶忆，口占六言云：
陈琳檄愈头风，宾王讨照辞雄，遗集真堪吓鬼，文章天下之公。平伯耄矣。
此则明白如话，不劳考证辩难。“文革”中常闻有大字本书出版，便老眼也。然常人绝不得见，印数恐亦无多。否则今日拍卖场中何不一见。市人重清宫刻本，即极无聊之书亦得善价。如有“大字本”出，岂不远胜武英殿、扬州诗局本乎？《如影》中尚有怀旧友朱佩弦诗，情感真挚，故人情重，见于绢素，读之兴慨。
又有“感禅宗六祖事”一诗。诗云，
金轮女帝当阳日，一衲天南旨弗遵：谁谓空门忘节操，花开五叶道弥尊。后有注云，旧唐书云，慧能住韶州广果寺，神秀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曰，吾南有缘，不可违也。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己未（一九七九）端节於北京。
此则不知何指，有熟知掌固秘辛者，望能解此惑。有疑为故友陈寅恪作者，差近似，亦未敢定。
平老喜作书，每问必答，我处尚存遗笺数十通。编全集时未见征求，遂成“集外”。平老晚年亦偶作小文，但不欲发表。来信每说我近又偷写一文，但惮商榷，遂不见於报刊，但每以原稿复印见示。时我方写文论陈沅事，他即有两文谈梅村“圆圆曲”，谈言微中，饶有趣味。此文只就其平生着作版本少加疏解。别有阐说，当俟异日。
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关于马一浮的“国学”——答王韧先生
朱维铮
作者按：王韧先生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大师》栏目的首席编导。他和他的同仁，为将百年来中国的教科文卫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通过形象化的电视媒体，介绍给千千万万的观众，付出了巨大努力。忝居人文学科从业者，我向来以为青灯默照，甘于寂寥，乃我辈宿命，偶而难却友朋好意，被迫“上电视”，也不敢哗众取宠，只讲自以为是历史话题，并以能讲的真话为限度。或许因此得王导青睐，涉及他们准备拍摄的某些历史人物专题，时常向我垂询。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回应绝不敢越位，如《庄子》所说：“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无奈有时王导垂询的问题，在他看来应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在我恰属于盲区。这不，王导拟向观众介绍马一浮，一位去世已四十年的“现代儒者”，一位生前自居“大师”而在近年突然得到某些学人炒作的人物，遇到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难题，于是下问于我。这在我曾经讨论的清末民初学术史的时限以内，但我对其人其说的认知，没有越出浮泛之外。不得已，只好漏夜重读马一浮的几种遗着，唤起十多年前初读其书的记忆，用一日夜草成一函，敬答王导。不料多位友人，见到拙函，均为可以公表。适值《悦读MOOK》特约编辑林韵女士，又第N次向我催稿。林韵女士是我的同校而不同系的学长，相识已逾五十年。由她传达也是复旦校友的《悦读MOOK》主编褚钰泉先生的约稿之命，我只好推宕，却不能敬谢不敏。日前得学长电，限期必交一稿。怎么办呢？唯有移花接木一策。幸得王韧先生同情，允将他与我就马一浮问题的通信公表，以下便是函件内容。
王韧先生：
十日电邮奉悉。我对马一浮缺乏研究。往曾一阅马镜泉《马一浮传略》（收入《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毕养赛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见其中谓一九○四年十一月马一浮回国，带回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一部，是“最早把马克思着作引进中国的中华第一人”云云，即不谓然。盖此人不知一八九九年中国已在“引进”马克思着作。我在一九八二年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一文，已略考“引进”的过程，见拙着《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第379至382页。及阅至马镜泉谓马一浮于二十一岁（1903）在美仅一年，便在工余遍读西文名着二十余种，并由英文译出法德俄革命史数种，越发不能置信，因所列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诸书，如今均有中译本，欲读任意一本，即非数月可毕，况英德诸文本乎？况数达二十余种乎？此若据马一浮自述，适足以表明其言伪而诞。
以后得马镜泉编《马一浮卷》（乃刘梦溪主编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略翻目录，年表及所收诸种序跋，即不欲细读，唯于内收《蠲戏斋书信选》颇感兴趣，因所选书信二十七通，多涉及清末民初学界一隅史事也。
今承咨询五问，不得已再翻《马一浮卷》，但限及十年前偶作记号诸则。以下呈复，止于印象，仅充参考，不足为据。
一、介绍马一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