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乱一来，玉石俱焚，不仅民不聊生，公卿贵人也没有好果子吃。“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尽踏公卿骨”，这是韦庄《秦妇吟》中最尖锐的诗句，使得公卿们很没面子，弄得韦庄也以此佳句为讳。朱元璋做了皇上以后，也曾以忆苦思甜的方式，诉说元末战乱给全民带来的苦难。他说，我亲眼见到各个阶层的百姓全家在战乱中流动，“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大诰》三）。两千年来太多的战乱，太多的苦难，使得人们对生命、对苦难麻木起来。受罪、受苦、不得好死等只要没有摊在自己的身上，都是漠然处之。
严格来说“文革”不能算“动乱”，那是一场有精密部署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要“触及”人们的“灵魂”。在主持者看来，被整的人，皮肉不受点苦，哪能触动灵魂？
因此，参与运动的中国人充分调动了聪明才智，用了许许多多人们想象不到的手段折磨他们心目中的“坏人”，甚至为了满足折磨人的心理需求，随意制造出一些“坏人”。此文中叙述刘少奇、彭德怀、吴晗、罗瑞卿、张志新、林昭等人所遭受的苦难，真是令人发指，感到这是大悖人道的。因为他们好人遭难，分外令人愤愤不平，认为极不人道。我们换位一想，如果他们都是“坏人”，这样对付他们就人道、就正确吗？
长期以来，我们把人道看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是为了争取敌人、瓦解敌人。我们看重的是“目的”；工具、手段可以随时调换，原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换句说只要认定了他是“坏人”，怎么对付他也不为过，因为我们总是宣传“坏人”对“好人”的残酷，其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对待他们。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这样反复来去，把人恶性（或说兽性）都调动出来了，什么残酷的、不仁的手段都能拿得出来，许多都超出了人的底线。我认为评判一种社会行为，不要老听当事人所说的“目的”，因为目的可以编造，应该多看看他们行事的手段。目的往往是抽象的，而手段是实实在在的；未有野蛮的、无耻的手段能够达到文明目的的。当年斯大林审判布哈林，布哈林是经过多次革命考验的老革命家，居然也因为要维护共同得来的“伟大的事业”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他不想一想，斯大林用那样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还有什么“伟大的事业”？
当前社会中，“四气”泛滥——浮躁之气、猜忌之气、暴戾之气、痞棍之气。有的人归咎于改革，实际上大多是“斗争时代”
的产物。阴谋诡计、刀光剑影、鸡争鹅斗，不仅分裂着社会，也在毒化人们的灵魂。
经过三四十年，人们终于认识到“人道”以及其背后的博爱思想对国人的重要。对好人讲人道现在没有分歧了，其实对“坏人”
也要讲人道，而且讲人道应该从“坏人”做起。不仅“坏人”与好人之间没有严格界限，更重要的是不讲人道，戕害的是自己。
那种动不动就把“妓女”、“小偷”弄来游街的，不仅戕害了主持者自己，也毒害了广大的看客。
我们为什么才追求真理？
读了陈四益的《想起胡绳》，其中有一段很有趣。陈先生问胡绳：“当年你们都是反对钳制舆论的先锋。那时你们确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杀，它必然会赢得群众。所以尽管政权在国民党手中，报刊也大多在他们手中，你们除去思想与自信，两手空空，但无所畏惧。为什么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报刊也在共产党手中，反而好像缺乏了当年的自信？对那些不乐意听的话，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定要用查禁的方法？”胡回答“现在不同了”。
“现在掌权了”。“掌权了，就怕乱”。“当初乱，是乱了国民党”。我们从胡绳先生回答的思路很容易看出，当初的“反对钳制舆论”，打破思想禁忌、去追求真理的目的就在于“乱了国民党”，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自然反观现在的“反对钳制舆论”的人们，认为其打破思想禁忌的目的也在于“政权”了。其实这是许多国人的思路。我们为什么追求真理？它是价值理性，还是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
人类追求真理的热情，源于对自然和社会奥秘的好奇。虽然自古以来的经世致用的观念往往对学者有影响，但大多的青年人出于上进求知的热忱，才那样积极去探索。当年“乱了国民党”云云只是一些从事政党组织者们的想法，至于当时的广大青年未必作如此想。就连胡绳本人当年也未必如此，这只是他对“钳制舆论”一种辩解。在上位者是不相信有单纯追求真理的？还是为了打压异己的意见故意把真理追求者说成有政治目的呢？
政治家、革命家为什么都专横？
作者讲完了当年的热情追求真理的青年变成赞成“钳制舆论”的当权者以后，又讲了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鲁迅说文艺家不安于现状，革命家也不安于现状，政治家维持现状，前两者曾一起改造现状，受到政治家的打压，待革命成功了，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家，文艺家仍旧不安于现状，因此就会受到以往的革命家、现在的政治家的“排轧”乃至“割头”。好像有点道理。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文艺家与革命家虽然都不安于现状，但两者表现是不同的。文艺家只是写一写，或说一说；而革命家是真刀真枪。只有极权社会的政治家才把两者等同起来。维持现代社会主要方法是“法治”，哪能凭政治家的“喜欢不喜欢”决定文艺家的存留？鲁迅说的革命家、政治家对文艺家的专断不是由于他们有真理、得人心，而是因为他们有权力，或说有暴力工具。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从丛林走出的历史，如果革命不能把文明程度提高，那么它与以前造反、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
最洋与最土的结合
读胡平《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我觉得第四段两句说得最到位：“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最富先验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结合”。近百年来，革命运动闹得最厉害当属湘赣两省。为什么？原因很多，如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割据势力强，山区与半山区的封闭性等等，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很少有人说，就是游民众多，形成了各式各样造反活动，有形式不同的，但不属于政府管辖的武装集团（比如客家大族多有武装）。江西省是中原（包括安徽）地区遭受天灾人祸以后的流民南下的第一站，从江西有的辗转到福建、广东、湖南、南洋，有的就在当地沉积下来。用专门从事赣南地域研究的黄志繁的话说这是个“贼”、“民”难分的地区（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这个地域的人造反精神、主动进击精神强。台湾学者龚鹏程原籍江西吉安，也就是毛泽东诗词中所说的“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吉安，也是苏维埃活动中心。
他在《侠客行》中写父亲口述中的老家也是充满江湖豪侠之风的地方，当地“杂有许多武犷豪侠之气。因为乡居朴鄙，为了争资源、斗闲气，村子间经常械斗，教打习武之风甚盛”（《侠的精神文化史论》）。湖南东部可视为江西的延展，太平天国之后，特别是曾国藩等解散湘军以后，游民组织遍地，山、堂、香、水林立。底层社会有很强的力量。湖南闹灾时“吃大户”就是极平常的事，不待有“农民运动”。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说到他湖南湘潭老家百姓生活之苦：“逢到灾荒，就没有饭吃，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户一法。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
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但是，他们这一群去了，另一起又来，川流不息地来来去去，富户存的稻谷，归根结蒂，虽没吃光，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这说的是清朝光绪二十几年的事，离湖南农民运动还有三四十年。农民之所以有这样威力，一是传统，二是乡间有“破靴党”。齐白石说这是“不安分的读书人”实际上就是有点文化的游民（我称之为“游民知识分子”），这些组织性的活动都是他们组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稿中也把“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视为“革命先锋”，他们就是齐白石所说的“破靴党”。
游民希望社会动乱，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游民具有主动进击精神，敢于“得出手时就出手”。历来所谓农民起义都得有游民做领导和中坚（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的洪秀全），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有临事应急的手段。而农民大多是宗法农民，他们受着宗法、土地和行政的多重束缚，如果没有游民的领导和鼓动，天灾人祸之来，他们只有等死的分，这也是为历史证明的了。从陈胜吴广开始，这二位不就是失去宗法和土地的游民，为人佣耕；他们经过游荡，开阔了眼界才会说出“苟富贵，毋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会神道设教、才会用各种手段鼓动人们去冒死“举大事”。湖南、江西近百年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就与两省多游民有关，因此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有“最土”的一面。然而这次革命运动毕竟与以往底层社会的武装反抗不同，它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它也未必灌输到每个参与者的头脑里去了）和启动经费却来自遥远的异邦——苏联，而且连名字——苏维埃都是从那里照搬来的。据说（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当地老百姓不懂得“苏维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聪明人解释说：“我们这里最早打天下做皇帝是苏兆征，他战死了，苏维埃是他儿子，这是太子继位。”可见不论多洋的东西，到了老百姓那里，他们自有“最土”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扎根于社会现实生活，来自他们所受的文化熏陶。
毕竟是书生
年轻时读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就惊叹钱先生如此年轻（写这些作品时他只有二三十岁）就如此洞悉世事人情，令人生畏。说好听点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难听点，不免有些老奸巨滑。后来又读《宋诗选注》论杨万里诗说“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觉得钱老太精了。可是读了《钱锺书邀请钱穆，尴尬与无奈》，我觉得钱先生毕竟还是书生。他懂得的那一套并没有熟练地应用到生活中去。例如请钱穆事明知被利用，还是被拖下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高调表扬了两个死人，厉声痛骂了两个活人。骂的人中钱穆就是一个。五十年前，他的老师吕思勉（从钱穆当年返校讲话中可见他与老师感情之深）劝他回来，他都婉拒。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钱穆的侄子钱伟长正当红时，那时钱伟长是民盟副主席、政协常委，而且叔侄两人感情很深，钱伟长的名字都是叔叔钱穆起的，为什么不叫钱伟长写这封信？岂不更合适？另外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请钱先生替他改诗，钱先生真的给他改了，而且改得很多，最后还经过李慎之先生的斡旋。
这都显示了钱先生不世故、书生气的一面。我想钱先生是这样的人，这套世故，他都懂，但书生气还是支配了他，使他很难实践。
冯亦代先生
读虞非子的《有一种痛死不瞑目》我也感到一种痛。去年章诒和先生在《南方周末》发《卧底》之前曾给我打电话，说及《悔余日记》和冯亦代先生事。当时我也大吃一惊，因为我与冯先生也有一面之雅，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平和淡定。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先生住西城前纱络胡同三号外文局宿舍时与我的发小好友胡天培是同院邻居，天培常常对我说及冯先生（他称“冯伯伯”）。一九八〇年初，我写了一篇批评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关于（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天培说“拿给冯伯伯看一看”。我们一同到了三不老胡同的冯家。冯先生戴一顶蓝毛线软帽，面色白皙，在我心目中是位典型的江南文人。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他主持的《读书》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上，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后发的第一篇文章，给我记忆极深刻。后来《读书》
杂志又一直赠我，从一九八〇年代直到现在，持续三十余年，也属冯先生间接之赐吧。我对冯先生是很感激的。然而，诒和兄来电谈到冯先生在她家卧底事，声泪俱下，在电话的一端都能感受到痛苦给她带来的冲击。她反复说“一个读书人怎么能够这样干事呢？”我也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安慰她，只好说：“何必用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呢？”说老实话，我对冯先生这样有名的文化人的作为也感到难以理解。此后，天培也给我打过电话。他说，“过去我老疑惑不解的事，现在豁然而解了。一九六〇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很奇怪冯伯伯怎么老来打电话呢？现在弄清楚了，是向组织汇报情况。”前纱络胡同三号院只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安在胡天培住的房间的门口，我也用过这个电话。天培打电话很方便，出门就打，冯先生要打电话还要走段路。那时除了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外，私人没有电话，冯先生汇报公事也得用这种缺少保密性的电话。
文人与知识分子
《悦读》一连发了几篇谈类似问题的文章，如王晓渔《在非常年代维护常识底线》，苗振亚《读书人的故事》，林谷的《从抢记王芸生临终回忆说起》都涉及到文人与知识分子解放前后的生活与思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