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夏天，在全苏区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因为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还有外逃地主及苏区边缘地主武装少有间断的骚扰，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与紧张，更导致了地主及其家属境遇的全面非人化。
地主被集中起来，被编为“永久的劳役队”，不管晴天雨天，每天都得无偿地干着苦活、重活。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者”
无须审判，即可就地枪决。家属中老老实实的，可留在苏区内依靠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获得改造，其他的，则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居别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这一运动脱缰野马般跑了一年之后，写了几篇纠错的文章，其中一篇为《是坚决地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面前的狂乱？》提到了正是在这名为“镇压”而实际的“狂乱”下，有的地方要求将所有的地主富农，不论男女不论老幼，统统抓起来一律杀尽。有的地方，视地主老婆一句不服的笑骂为反革命活动，执行了枪决。还有的地方，将中农、贫农也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并乱捉乱打……
诚如何友良先生所说：“这表明，此时即便是不反动的地主，乃至无辜者，也受到了残酷打击。这时的地主，就不仅仅是其形极秽，而且是其命堪虞了。”
在苏维埃运动中，中国苏区富农们的命运，亦步亦趋着苏联富农的命运。
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农村中的富农，大约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农村里的“万元户”，他们被广大农民普遍地视为“能人”。而且，苏联不像咱们，毛主席历来重视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即便小似蜗牛壳的单位，也部门、职能一应俱全；苏联却幅员辽阔，人口偏稀，当时交通不畅，这班“能人”对一般农民的政治影响，超过了党和政府的影响。而他们经济能量的热度，则让红星下的克林姆林宫，屡屡感到国家工业化的蓝图搁在一个火药桶上。在一九二八年苏联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期间，在基辅地区一户富农家里搜出了一万多普特粮食，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多，即是说这户人家藏有一百六十多吨粮食。在北高加索一个村子，连抄九户富农，家家都搜出了一千普特以上的粮食……
在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全苏集体化热潮中，随着富农不准参加集体农庄，停止其贷款和供应其生产资料，高额征收可能要夺去富农全年收入的个人税，以造成其破产等各项强硬措施，据说富农便成了遍及全苏的反集体化阴谋的大本营。他们或与宗教势力相结合，阻止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或挺而走险，以暴动和暗杀来反对集体化运动。大量的，则飙起一股日本武士们的“剖腹”劲儿，不过三个月内，在乌克兰宰杀了六十四万五千头马匹和大角牲畜，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宰得更多，达到了八十二万头。那些日子，从来墨绿如翡翠的伏尔加河水，却漂起了一层淡淡的红色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科学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从此在苏联执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讲话。接着，次年一月十一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把富农作为阶级消灭将提到日程上来》
的社论，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你死我活地向富农宣战，最终从地球上消灭富农！”
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苏区里，不但地主、还有富农们，也得在胸前挂白布条的日子。
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总自称他们比中国共产党人更了解中国的情况，早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便致信中共中央，内称：
“中国的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小地主，他们用更加束缚和更加残酷的剥削形式去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在农村里，富农分子照例到处都是公开地站到反动势力方面，来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此，要求中国党“极坚决地克服在富农问题上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实行“加紧反对富农的路线”，领导农民“去反对地主和富农的压迫与剥削。”（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
中国的富农，远不同于法、德农民中的大农，沙皇俄国的农民企业家，仍是中国传统农业和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本来按照毛泽东早些时候的看法，富农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在现实中，革命乍起时，富农在整体上虽与地主一样，也有反动、外逃和参加革命等各种动向，但反动者的比例较地主低，参加革命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地主。据兴国县第十区一九三〇年十月的调查，全区二十九户富农里，参加革命的达到了十家。同年，在赣西南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中，富农约占到了百分之三十……
对此，毛泽东是明白的，这反映在他一九二九年四月主持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中。该法规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公共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中共也是清醒的，一九二八年夏在莫斯科，由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亦制定出在土地革命中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
风从莫斯科来。有学者摩挲旧史后发现，是苏维埃之旗在苍凉的北风中旋舞，与那颗遥远的高悬于宫顶的红星互通款曲——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一九三〇年六月，毛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
“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高华：《“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
1999年第8期）
所谓“抽多补少”，是在经济上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所谓“抽肥减瘦”，是富农的债务被尽数废除后，又将他们的土地与农民的土地重新搭配。但实际上做起来，在江西苏区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到了一九三二年，发展到凡认为是“好”的东西，富农便必须与此割绝：好房子，被贫雇农调换了。
好农具、好牲口、好种子，随时可能被拖走。在湘鄂西还一度发动大规模的挖窟行动，以追查收缴埋在地下的现金、细软和粮食。追查的手段就是捆绑吊打，屡屡发生逼死富农人命……
当年底，开始编组富农劳役队，在赤卫军的监督下，担当拆毁城墙、土围子、敌工事，修筑桥梁道路，以及苏区内各兵站沿线间一部分笨重物质的挑运等劳务。在出大力干重活之外，富农们还得自带伙食。与地主们有不同的是，地主们编入的是永久劳役队；富农则为临时劳役队，有事集中，无事回家，继续种那块坏田。有些地方坏田也不分，只有到荒山野地去开垦，以维持“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的生活，这个评价出自于毛泽东本人的《长冈乡调查》。
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富农在苏区已不再存在。作为个体的人，富农与地主，大体上成了一条正沉下去的破船上的难兄难弟。他们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失去了行动自由，受社会严密监管。至一九三三年夏查田运动开始后，在苏区，原先在经济上削弱富农，已经完全变成“消灭富农”。
在一些地方，更发生了在肉体上不但消灭地主也消灭富农的“狂乱”，导致地主富农们被逼上山为匪、或劝诱群众反水逃出苏区的事件时有发生……
四
当革命的梦幻，终于在有玻璃窗子的城市房子里破灭了时，苏维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理想的捷径，气概的雕塑，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南方淡然远岫其实藏龙卧虎的大山之间崛起的小小苏联。
一边是莫斯科老佛爷翻动那本红色《圣经》的簌簌声不绝于耳；一边是大致平静了千百年的乡村一旦打碎平静后，所表现出的激烈乃至暴戾的要求。
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最富先验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结合这是一顿难吃的饭，摆在眼前的是一张面包、黄油、罗宋汤和红米饭、南瓜汤搅在一起的餐桌。对世世代代在乡村中多扮着士绅角色的地富阶级来说，苏维埃运动已然是他们最后的晚餐。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苏维埃怀抱里的所有过失，所有荒唐，乃至“狂乱”，都比不上一个事实重要，即苏维埃不是革命最后的晚餐，相反，苏维埃保存了革命，并使之饮马于都河后再度出征……在党史军史中这番业绩当是不可磨灭的。
冤情虽会化作汩汩而去的流水，森然的白骨终将融入青山。但是，在所有的过失、荒唐乃至“狂乱”中，都活跃的一种思维，若不加以清理、清算，它是不会消失的——毛泽东自己到赣南的寻乌县调查发现，土改之初，县苏维埃政权曾提出四种分田的办法，即按人口平分、按劳动力平分、按生活财源多寡分配、按土地肥脊分配，并要求各区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讨论，从中择一。讨论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即按人口平分。以后这一办法因“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又在全县各区执行。参见毛泽东《寻乌调查》）
又一份来自赣西南的报告中说：“平均分配容易办，群众也欢迎”，到苏区“农村中去同农民群众谈话，只要留心一听，‘平产’两字是很普通的，就是有些苏维埃政府的对联上也刊上‘平产’两字。”
（《赣西南刘作抚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
1930年7月22日。转引自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
传统农业社会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态，由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使之合法化了；而在周边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压力下，动员群众从来比发展经济重要的头等目标，总是百试不爽地通过“平分”、“平产”的法宝予以实现，更使得这一心态大大地膨胀了。此时，它所要求的绝对平均，几近容不下一根银针的差异，倘若出现了差异，它便要飞过去蝗虫般撕咬。苏区对富农的消灭，便源自于全社会的心理围堵。倘若这一膨胀了的心态，却感到了膨胀空间的趋小，它会爆炸成一股股让领导者们骇然神变、最后不能不服从的激烈情绪。有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苏区对于富农的政策，之所以会日益向左倾滑去，自然有共产国际、毛泽东前后变化了的思想的影响，但也有为着稀释贫农、雇农们激烈情绪的原因。
在当今生活在法治时代的人们眼里，这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的逻辑——为了焕发一些人的情绪，就要剥夺另一些人的生存。为了让一些人的胃口得到充分满足，就得让另一些人的头低下来，鸵鸟似的低下来……
因为从来对平均主义思维和仇富心态缺乏有力地涤荡，相反，它们却能在此后各个时期的革命理论中得到五光十色的包装，在我们这块国土上频频举行的运动与斗争的汽车方程赛中，充当第一级官方号令之外的第二级的心理驱动。它们盘结而成一条硕大的蚂蝗，有了强大的吸附力，看起来不动声色地贴在我们民族的肌体上，却在不断散发开的血腥气中，日益消耗去她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可以说，直到驶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江面，历史之橹才欸乃一声惊叹：
被中国革命加以利用和倡导的某些传统意识，却是中国在自己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极力要摒弃与打碎的……
谁第一个高呼“毛泽东万岁”
乾隆与“伪孙嘉淦奏稿案”
篇前说明
清乾隆朝的文字狱多达百余起，而以一七五一年八月至一七五三年四月的“伪孙嘉淦稿案”为嚆矢。此案由乾隆本人主持追查，波及十八行省，株连士民无数，被皇帝点名申斥与降革的地方高中级文武官员达数十名。整个案情扑朔迷离，乾隆急切破案的心态尤令人费解。
有关此案的史料很不少，却缺乏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本篇着重考察乾隆关于此案的上谕和朱批，或可有助于了解那个“盛世”的统治文化实相。
满清入主北京以后，凡历九世十帝，而以所谓孔子“《春秋》诛心”为准则的文字狱，从顺治初到光绪末，不断发生，可谓帝制中国末世的特色。
孟森的《清史讲义》关于满清“全盛”出现于雍正、乾隆二朝的判断，比较合乎清史的实相。但孟森对于雍乾间若干文字狱的个案考证，虽细致入微，却未免给人以详雍正朝而略乾隆朝的印象。
其实，年号乾隆的清高宗，连同他“内禅”
后仍称太上皇，控制专制权力将近六十四年，较诸年号雍正的乃父清世宗在位十三年，超出五十年。两朝文字狱的案件，民国以来有关统计有差异。据近三十年海峡两岸几种专着的罗列，雍正朝文字狱或说有八例至二十例，乾隆朝文字狱或说有八十八例乃至一百四十二例研究状况的陈述，可参考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252页-253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数量超过雍正朝的七倍以至十倍。
放眼十八世纪的世界，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同正在你争我夺的欧洲列国相比，人口繁庶，经济富裕，社会安定，中央集权行之有效，都堪称无出其右。正因为这样，乾隆帝追求“文治”，似乎不错，岂知那手段，不是因富庶而“教之”，相反不断制造文化恐怖，扼杀言论、出版乃至思想的任何异己的体现，务必实现人人“尊君亲上”，否则严惩不贷。效应呢？也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当时的欧洲列国，无不陷于内战，除沙俄以外，旧秩序正在崩溃，却出现了一连串为未来而思考和行动的哲人、科学家和政论家。但在清帝国，最优秀的学者无不被迫去“钻故纸堆”，而庸才纷纷以八股求出身，庙堂高位除八旗子弟世袭以外，便为投机钻营之徒占领。
乾隆意识到他的朝廷充斥着庸佞之辈吗？岂止意识到，还唯恐内外重臣，庸人欠懦弱，佞人欠巧伪，同时也提访靠裙带关系得亲信的权贵可能欺君僭权。
满清宫廷充满秘辛。几乎每一代皇帝的生与死，特别是怎样坐上龙廷，都有疑问。
乾隆于雍正暴崩后即帝位，年已二十五岁。照清朝官方史载，雍正元年（1723)决定秘密建储，就指定这位皇四子作为君位接班人，因而他继体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
很不幸，清代官方的历史记载，如列朝的“实录”之类，既是继君指定史官纂修，而且往后仍不断重修。显例如蒋良骐、王先谦两部《东华录》，同样依据所见“实录”，陈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编年史，但抄撮的史料，每在易代之际，差异很多。
参以同时幸存的野史笔记，史学史家多以为蒋录所据乾隆初叶尚存的三朝实录，存留的历史实相，较诸光绪朝所修的王录更多。可知今存《清实录》，代有修改，越改越失真，比起传世《明实录》，更显得“实录不实”。
“伪孙嘉淦奏稿案”，便是典型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