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初见于《东华续录》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初五上谕，谓据云贵总督硕色奏折，在贵州安顺府发现赴滇客商传抄的一纸密禀，“阅密禀所抄传播之词，竞系假托廷臣名目，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种种妄诞，不一而足，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等语”。于是皇帝命军机大臣，“着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其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漏！”
《东华续录》于同月二十七日载乾隆再谕，始谓密禀假托的作者，即前一年才晋升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山西兴县人孙嘉淦。乾隆据山东按察使检举，知这年四月该省已发现“伪造孙嘉淦奏本”，而巡抚准泰隐匿不奏，因而怒斥“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国法实不可容”，于是将准泰革职拿问。
但这只是乾隆怒火爆发的开端。仅看《东华续录》，此案从乾隆十六年八月闹到十八年三月才暂告结束，在二十个月内被皇帝宣布革职、下狱、解任或谴责的“外省”督抚藩臬提镇司道等文武官员便多达数十名，遍及内地十五省。事态如此严重，而所谓伪孙嘉淦奏稿，内容是什么？何以惹得皇帝暴跳？那班倒霉的省军级要员怎会激起皇帝憎恨？由王先谦抄撮的《高宗实录》的上谕奏议均含混不清。
直到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四，《东华续录》所载“军机大臣、刑部奏”，即遵旨结案报告，才透露伪稿的所谓编造者，“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肯上条陈，借名耸听”。不消说，“五不解、十大过”，必定针对乾隆帝即位十五年以来的谜团和罪行而发，否则皇帝不会那样紧张乃至恨怒。可是伪稿指斥的疑与错，倘若尽属捏造，也不可能引起商民乃至士绅的兴趣，以致不过年余，传抄便达十五省，连不少地方文官武将，也信为实有其事，在同僚及戚友中竞相传抄。
很奇怪，时至清末民初，“天网”早已破漏，但最爱暴露满清宫廷丑闻的野史笔记，都对乾隆前期这起文字狱大案，记叙特少。如民国初期搜罗清代史料或佚闻甚详的《清朝野史大观》，仅有一则述及“伪奏稿案”，还是节抄自前引《东华续录》。
稍后，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清代文字狱档》，所刊布的乾隆朝文字狱六十四起，也没有伪孙嘉淦奏稿案，令人不禁怀疑这件大案的材料，已在清廷档案中消失。
因此，多年前偶见《历史档案》杂志公布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过后又见上海书店出版社重排的《清代文字狱档》，于补辑五案中收入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前述史料选，并增补出版社从《高宗实录》辑出的相关材料，始知此案的原始史料遗存，达二百九十二件。虽然伪孙嘉淦奏稿的传抄诸件，迄今仍未发现，可能当年已被乾隆朝君臣毁尸灭迹，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补辑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近三百件史料内，仍依稀可辨此案的来龙去脉。
伪孙嘉淦奏稿，假托正在清廷充当翰林院文士班头的孙嘉淦之名抨击“今圣”
——明太祖只许皇帝称作活着的唯一“圣人”，在明清沿袭五百年，至清光绪初才被僭主慈禧太后打破——应说有历史理由。
这个孙嘉淦，于康熙末期成进士，出名却在雍正初。当时雍正正在自残手足，才任翰林院检讨的七品芝麻官孙嘉淦，竟上书呼吁皇帝“亲骨肉”，被皇帝斥作“狂士”；几年后雍正抓住他御前失礼，论斩，又以虽太戆而不爱钱，保住脑袋。至乾隆即位，“干父之蛊”，命他任左都御史。他以为“今圣”要纳谏了，于是上“三习一弊疏”，说是皇帝“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必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新皇帝不得不“嘉纳”，何况他泛论历史，没有直指“今圣”。他或许真“戆”，以致皇帝不断命他处理棘手案件。他只栽过一回筋斗，被乾隆指斥处理谢济世文字狱案“不实”，罢官罚修顺义县城，倾家荡产得免。
以后复任小官，变得格外谨慎。岂知才晋升尚书，兼掌翰林院，官居从一品，却因早先有敢说话的名声，被匿名痛诋乾隆帝品德恶劣并重用奸臣的传单说成作者。
幸而乾隆不够昏聩，于穷追猛打伪孙稿的同时，没有追问孙嘉淦本人。但据百年后曾任曾国藩高参的李元度着《国朝先正事略》记载，当年伪奏稿案发，孙嘉淦就大为惶恐，对人说：“先帝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以致之。”他从此到处赞叹君上英明，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越发小心谨慎，屡蒙乾隆召对，从不敢向朋僚透露一语。这正合乾隆脾胃，在穷治伪孙稿案高潮的乾隆十七年九月，再擢孙嘉淦任吏部汉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屡拒他退休申请。他还不被吓死吗？被迫入值上书房接受皇子们监督一年，便一病不起，享寿七十一岁。死时正逢乾隆宣布破获伪奏稿，于是皇帝表示叹息，“赐银千两治丧，谥文定。”
但据《清史列传》，孙嘉淦在乾隆御极元年起，尽管极力表明“忠君亲上”，却屡受谴责，不是指他泄密，便是说他扰民，任湖广总督而被斥“畏葸”，办湖北盗贼而挨骂“颓废”。总之服侍乾隆十八年，唯恐偏离皇帝肯定的道学准则，却从未得到用人“内满外汉”的皇帝的真正信任。他死谥文定，借用《诗经》纳币订婚的习语，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是对他无论怎样受打击仍对君主愚忠的讽刺。
四
假如《清史列传》记载属实，那么早在乾隆三年（1738)四月，孙嘉淦初任吏部尚书而仍兼管刑部，已经出现过伪造的孙嘉淦奏稿。
当时乾隆帝似乎信任为真，发布上谕：
一月以来，京师喧传尚书孙嘉淦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公讷亲，尚书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皆在所参之列。诸臣皆朝廷简用之人，守法奉公，实心任职，而鄂尔泰、张廷玉，尤系皇考特简之大学士，为国家栋梁。以孙嘉淦较之，识见才猷，岂能与二人为比！朕特以操守廉洁，向有端方之名，故屡加擢用，非以其才识在二人上也。如其才识在二人之上，朕何难即用为大学士，而仍在尚书之列乎？
且朝廷政务，正赖宣猷佐理，岂有将诸人悉行罢斥，专用孙嘉淦之理？至诸臣有可参之事，孙嘉淦何不登之露章，而乃见之密奏？既云密奏，则惟孙嘉淦自知之，伊又岂肯漏泄于人，以招众怨？是或忌嫉孙嘉淦之人，造为此说，以排挤之耶？或趋附孙嘉淦之人，造此以扬其特立孤行之名耶？但传言已久，姑不深究，其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之。
这道圣旨很有趣。乾隆显然已见过北京遍传的孙嘉淦“密奏”稿，如要辟谣，说一句未收到孙某密折，“流言”便失却依据。岂知皇帝反而借谣言做文章，一是指名乾隆三年四月在职的全体满汉军机大臣（参看《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连同皇帝的侍卫长，表示个个可信。二是特指同官保和殿大学士、同兼领军机大臣的满人鄂尔泰、汉人张廷玉、均为雍正帝临终指定的顾命大臣，乃朕即“国家”的栋梁，岂可怀疑他们的智谋不及孙某？三是声明朕躬即位两年多来，将孙某由从六品的河东盐政，接连提拔，官拜兼管吏刑二部的从一品汉尚书，看中的是其人品德，而非才识，即此人是否对帝国官制和法律都迂执不通，没有关系，只要他“忠君亲上”，便是人品高尚，有资格主管帝国人事司法两大部门。这样，乾隆就借所谓孙嘉淦密奏案，彰显他决不甘受先朝顾命大臣摆布的私心，重申他用人的唯一尺度是对自己效忠，警告元老重臣勿欺他年轻乾隆时年二十七岁），而结党营私——不久乾隆便明白谴责朝臣“满人则附鄂尔泰，汉人思附张廷玉”。妙的还有乾隆此谕，对京师喧传的孙嘉淦密奏，实有与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以接连几点疑问，追究孙嘉淦居心，最后表示怀疑谣言是“趋附孙嘉淦之人”所造，无疑暗示所谓密奏，出于孙嘉淦本人指使。然后圣旨表示宽容，只指示首都治安官员，“严禁”密奏流传。这不是正言若反吗？假如谣言指向满汉辅政头目，假如谣言分明出自首要部院大臣的党羽，那么步军统领即首都卫戌区司令，以及分管北京五城区治安的巡城御史，禁止得了吗？
于是孙嘉淦随即调任直隶总督了，官名全称“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直隶者，帝国中央直辖行省也，辖区当今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大部，治所在保定，终清一代都是内地十八行省之首。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兼省长兼通省河道水利总管，军政财文大权独揽，岂非皇帝对于挂在他名下的密奏表示欣赏，而授以帝国第一总督的实权？
可惜孙嘉淦毕竟是书生，做直隶总督两年，治理与北京供水及漕粮攸关的永定河工程失误，被首辅鄂尔泰抓住把柄，迫使乾隆帝亲临天津阅河，作诗承认“嘉淦督直时，谬听人言讹”，判定他应为京畿水灾负责见乾隆御制《中亭河纪事诗》）。于是他被调任湖广总督，又因躲避处理湖北安陆“匿名逆示”，被皇帝斥作“畏葸”，命回京“候旨”，当然给政敌攻讦理由。结果“照溺职例革职，命修顺义县城工赎罪”。
罢官而以私产修某县城墙，是雍正发明的恶作剧，首例为雍正怀疑广东学政惠士奇，被粤省士子恳请留任，必因盗用君权学政全称钦差提督某省学政”，与督抚抗礼）而营私自肥，革职罚修镇江城，以致倾家荡产。乾隆用这一招对付孙嘉淦，表明他从来不信此人真的“操守廉洁”。
然而雍正早就规定各省官员的“养廉”体制，照费正清的说法，就是将满清官员整体变成“有组织的合法贪污集体”。孙嘉淦先后贵为直隶、湖广总督，依例瓜分的养廉银，虽仅五年，合计当在十万两以上。
因此，他被罚修葺顺义小县城墙，年余便竣工，回朝授正三品的宗人府丞，再度连连升官并得美差，被乾隆表扬在“内廷行走勤慎黾勉”，并于乾隆十六年重现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中间，竟有惊无险，实不奇怪。
五
奇怪的是乾隆皇帝本人，对待重现的“伪孙嘉淦奏稿案”，心态与处置手法与前一案截然相反。
同名两案相隔十三年。前一回，乾隆年未而立，面对京城官场纷飞的孙嘉淦“密奏”，显得从容自若，只发布一道上谕，将当朝权臣，尤其是满汉两名首辅，旁敲侧击一通，便以不了了之。那心态很像《论语》孔子称道的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不想乾隆十六年，皇帝“万寿”已逾不惑，忽见素称穷乡僻壤的贵州小城的一纸手抄密稿，他立即断定是假托复任吏部尚书孙嘉淦之名的伪作，却大动肝火，掀起一场震撼帝国十五行省的文字狱，近两年里株连士商乃至满汉封疆大吏不可胜数，又很像堕入《论语》孔子所谓“小人长戚戚”的魔障。
别的不说，单看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刊《清代文字狱档》补辑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所收关于这起文字狱的材料二百九十二件，将原先分散于清宫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高宗实录》的档案加以集中，就凸显其案闹得多么厉害。不是说国家元首“日理万机”吗？据我粗数，从乾隆十六年七月至十八年三月，不到六百天，这位皇帝在有关奏折上所作朱批，便有一百五十九则，发布的煌煌上谕，又多达一百三十二道，二者合计，平均每两天皇帝就要劳驾理此一“机”。上谕虽有军机大臣笔受，朱批却出自御手。后者除“览”、“知道了”之类套语外，约半数为阅后感，对那班位居封疆的奴才，非斥骂即威胁，偶然批个“好”字，便使彼辈急急谢主龙恩。
前已提及《东华续录》有关此案的记载仅三十多则，可知王先谦在同治年间所见《高宗实录》，已将此案记载删削得只及当年旧档的五六分之一。但补辑本《清代文字狱档》所存诸件映现当年案件全貌吗？不然。由《东华续录》所载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四军机大臣与刑部会奏审拟捏造伪稿案犯折，证明传抄本早缴呈清廷，而且累积多件。岂知乾隆专发上谕百余道，督责各省火速破案，务必缉获捏造伪稿的正犯，在切责各地军政长官的同时，还屡次指授破案方略，忽谓正犯必为湖南曾静雍正朝《大义觉迷录》案主犯）的余党，忽谓捏造者或为张广泗（征服大小金川战役后被杀的大将）部下的汉军，忽谓线索应在啸聚山林的不法之徒中找寻，如此等等，唯独矢口不提伪稿揭发他罪过的内容，甚至不提“五不解、十大过”的名目。
如今补辑本“伪孙嘉淦奏稿案”，收录的清廷旧档近三百件，有几件提及“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却同样完全回避十五条的具体内容，可证在当时已按乾隆“密之又密”的旨意，将传抄各件毁尸灭迹。看来销毁得如此彻底，以致仅能从当年江浙巡抚会审传抄者的奏折所附案犯供单内，得知传抄稿约有二三千字，也有供说约二三百字，然而案犯对于具体条款，不是说忘记了，就是“打死也不敢说”。在供单中仅可见的名目，只余两三条，如说皇上南巡、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被杀之类。
不过乾隆上谕表明，他追查伪稿案，地域锁定在他南巡征发赋役最多的江南、江西、浙江等省，对象专注于沿途官绅和文武大臣的幕僚等知情者，总在痛骂督抚提镇徇私隐讳，不消说传抄稿内所揭某种实情，使他感到刺痛又说不出口。乾隆十八年正月江浙两巡抚会审奏折所附宿迁守备一名书办供单内，说出伪稿内有“皇上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的事”，当为乾隆帝咬定此案不放松的真实缘由。
原来，乾隆十三年皇帝东巡回程，至德州登舟与皇后富察氏相会，当夜皇后突然死去。乾隆回京大办丧事，谥富察氏为孝贤皇后，还命词臣代草了一篇《述悲赋》。当时宫廷内外盛传，因为富察氏发现乾隆与她的胞弟傅恒之妻通奸，认为损害家族名誉（富察氏为满洲八大贵族之一），规劝皇帝，于是皇帝恼羞成怒，将皇后推入河中淹死。尔后乾隆表示沉痛哀悼，正是欲盖弥彰。待云南首报发现伪孙嘉淦密禀，他始知丑闻早已传遍民间，怎不恨怒？
六
然而乾隆追查伪稿案首犯，历时年余仍无结果，在不断拿江左江右督抚提镇出气的同时，也想出保全皇上颜面的一道计策，即从传抄伪稿的时间先后作为缉凶主线。江西巡抚鄂容安依旨而行，竟穷究出乾隆十五年便有伪稿抄本在漕帮各卫下级军官内传阅。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经过严刑逼供，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熬不住了，供称早就信谣传谣。乾隆闻奏大喜，立即裁决二人正是伪稿炮制者，解往北京夹讯，据称从不翻供。于是圣上命将重病的卢某立即凌迟处死，刘某等斩决。那么，卢某等保证永不翻案的供状呢？同样在宫廷和军机处档案中失踪了。
“伪孙嘉淦奏稿案”，便于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由皇帝发布的“正犯已得昭告中外谕”，宣告胜利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么？原北平故宫博物院辑集的乾隆朝六十四起文字狱，有六十二起都属于这场大案的后续故事，可谓曲终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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