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民族敌人逐出了赤县神州，阶级较量又不可避免，蒋介石在陪都重庆设下了“鸿门宴”。毛泽东为什么能大义凛然赴雾都谈判？这中间斯大林是否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国民党特务真的有秘害毛泽东的计划？
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估计
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战局进展得非常迅速。在七大开会过程中，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估计，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才会投降。但七大闭幕后一个半月，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就大大加速了对日作战最后胜利的到来。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的反***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终结束了。尽管我党在七大时已作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部署，但胜利这样快就到来了，还是使我们感到很突然。
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16日，毛主席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20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主席赴渝。22日，毛主席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主席回电表示，准备随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从这几封往来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几天之内，我们党对与国民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就是从准备观察一时到决定毛主席立即亲赴重庆。
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是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呢？不是的。事实上，党中央、毛主席对两党领袖的会谈早就有所考虑。这样讲有两个理由：第一，正如本书前面提过的，早在1942年下半年，毛主席就认真考虑过与蒋介石会面，以解决战后的国共关系；1944年冬季，赫尔利来延安会谈时也提出了毛主席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毛主席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蒋介石会面。但由于蒋介石一心拖延，无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抗战期间，两党领袖会谈的事情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第二，战后初期，我们党执行的方针政策是经“七大”确定下来的，而七大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而制订的。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我党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就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两党领袖举行会谈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当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出，我党即开始考虑恢复国共谈判的问题。
8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其中提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现在，人们不大了解毛主席对战后形势的最初估计，原因是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后编辑《毛选》时，把七大期间有关与英美苏三大国团结的内容全部删掉了。
既然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此早有考虑，那么我们党在蒋介石来电相邀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意呢？这是因为抗战结束阶段的形势很复杂，与我们党在七大时预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中央需要一段时间判明情况，以做出正确的抉择。特别是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很可能在抗战结束后立即发动反共内战；对此，我们不能不严阵以待。
抗战结束前后，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有一个变化过程。6月上旬，我党七大即将闭幕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这种新动向，毛主席告诫说：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抗战中国民党依靠美国，战后中国可能变为以美为主，英国插一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他提出，战后可能发生类似英国武装干涉希腊革命那样的美国干涉中国的事件，全党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以便应付最坏的局面。毛主席当时估计，抗战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党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战后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迫使美国改变政策。但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我党的力量没有来得及得到预期的发展。抗战进入尾声时，国共关系更紧张了。7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对我陕甘宁边区爷台山发动进攻。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敌伪向我军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说这是“非法之行动”。
11日，蒋介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政府军“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些都是蒋介石决心争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和积极准备内战的迹象。因此，毛主席一度认为，内战危机十分严重。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同日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这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和《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两篇文章。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然而，日本投降后，经过一周时间的观察分析，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美国也还不愿中国发生内战，我党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毛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谈判前夕的决策
8月23日下午，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大约五十人左右。由胡乔木和石磊同志做记录。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首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接着，毛主席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
毛主席说，我们曾经估计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但没有成功。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缺乏外援。我们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另一条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作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没有得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关于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毛主席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了，由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是否还是半殖民地值得考虑，这就使民主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我们的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蒋介石无法封锁，我们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影响。毛主席说，美国不公开来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字的，内容还未发表，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冀察是临时性质。战争这样快就结束，使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主席说，和平能否争取？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再加上伪军共280万，无论如何弱于日本人加伪军，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我们提出“和平、团结、民主”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毛主席还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这个暂时的和平。
关于我党在谈判中所提的条件。毛主席拿出恩来同志草拟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请大家讨论通过。这些要求最初是十二条，毛主席补充了两条，成为十四条，后经博古同志提议，又将十四条归纳为六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这六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刻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国民大会。毛主席说，最现实的要力争的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这一条，双方的争论一定非常激烈，可能要打打停停。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十二个师，就是为了等到得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拖不下去了。
关于谈判期间的宣传、军事和解放区工作。毛主席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要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今后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条件，士气松下来就谈不好。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毛主席还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和平时期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要认真的下全力做，过去没有做好，而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关于我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毛主席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
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最后，毛主席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去了请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毛主席讲完后，有十来位同志发言。恩来同志说，我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关于谈判问题，他说，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苏联今天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实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总任务没有变，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我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