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界这些年来的地方化尤其明显。江南是中国诗歌传统最丰富深厚的地方，这些年来，苏州的“三月三诗会”，采取纯民间形式，恢复古代的文人雅集形式，成为江南和全国诗人的盛会。目前已历五届，是国内最自由随意的开放性诗会，融踏春、饮酒、吟诵、创作于一体。苏州“三月三诗会”由江南诗人庞培、陈东东、潘维、张维、杨健、长岛等发起，其发起词里是这样写的：“江南山水平远，历属诗之胜境。三月三，大地回春，根据汉代以来的民间风俗，每年农历的这一天，人们纷纷到水边饮宴，去郊外春游、踏青。漫长的冬季过去，温暖的阳光拂面，诗人从纽扣眼里取出明媚的春风。‘忽听儿童欢拍手，花梢吹落美人筝暞。（杨蕴华诗：《春日》）1633年（癸西春）‘三月三虎丘诗会暞首次在中国苏州的乡间亮相，且以纯民间诗人雅集形式，历久弥新，在中国南北各地造成深远广泛的影响，诗人和百姓同乐，和自然、节令同庆。今天，我们力主恢复这一传统，尝试这样一份古老悠久的诗歌精神，在新诗即将抵达百年诞辰之际，通过汉语诗的不断更新，面向新诗的力量之源——民间；于每年的三月初三（农历），不避年龄，不讳风格，定期在苏州的虎丘（诗会发源地）或江南周边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三月三诗会暞。”确实，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新的诗歌的开始。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又是传统和古典保护最好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守护了传统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反而能获得创新的力量。
此外，云南诗人于坚、雷平阳都堪称地方性诗人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写作地域特色明显；甘肃诗人群古马、叶舟、娜夜、雪潇、于贵锋、梁积林等，扎根于西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边塞诗歌；山东近年来年轻诗人以群体崛起，引人注目，江非、王夫刚、邰筐、辰水、徐俊国、阿华、徐颖等的影响逐渐辐射到全国；海南诗人群被称为“诗歌海军”；湖北尤其活跃，有两个既联系又竞争的诗歌论坛平行诗歌论坛和或者诗歌论坛，又有《中国诗歌》、《汉诗》、《象形》三个刊物构成的诗人群，有联系又有区别；广东也是如此，《中西诗歌》、《诗歌与人》等民刊很多，诗生活等网站也很多，聚集了姚风、卢卫平、黄礼孩、世宾、莱耳等诗人，各个区域如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本身就很活跃，还有大量移民广东的诗人如东荡子、梦亦非、阿翔、安石榴等，相互补充融合；陕西，一个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地方，却奇怪地酝酿着先锋诗歌，1980年代的韩东、丁当等，现在则有阎安、伊沙、周公度、李小洛等人；此外，安徽、河北、广西、山西、四川、宁夏等地的诗歌群体和诗人们也非常活跃，各地诗歌团体互相应和、竞争，正形成一个良好的既互相激发又互相融汇的诗歌氛围，可以说是新诗九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
四、新红颜写作的兴起“新红颜写作”诗歌现象，是指一种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的女性诗歌潮流。由于教育的普及，女性诗歌创作群体的增长，网络和博客带来的创作交流与传播的方便，极大地解放了女性诗人的创造力。而且，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诗人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女诗人们已经和正在写出一些了不起的诗歌。也许最终将改变当下的诗歌生态，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为诗歌史上留下的女诗人及其作品显然太少。也许从这个时代开始会有所改变。而且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很适合我对“草根性”的强调。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排斥不一样的写作，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成就大器。
回顾当代女性诗歌的历史，在朦胧诗时代，舒婷等是最早回归女性美的，第三代中的女诗人则普遍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自白派的风气较浓。
而且女性诗歌命名的提出，本身是挪用西方的概念，是在全球性的女权运动的潮流下产生的概念，强调权利平等。而在中国，当时为摆脱意识形态过于强求男女一致，最早的女性主义者恰恰是强调性别差异，如早期的翟永明、陈染、林白，均突出女性意识，并且也正是以强化这一点吸引注意力。早期的女性诗歌，西化味道是非常浓厚的。
与之相比，“新红颜写作”明显有向中国古典传统回复的特点，这背后也许有国学热、文化民族主义全面回潮的背景。但是，毕竟我们处于现代社会，“新红颜写作”群体的现代性也相当突出。张旭东谈既现代又中国的观点，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张旭东在评价五四的意义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与现代是对立的，要中国就要回到传统，要现代就要面向西方。
但五四解决了这个困局，五四以后，我们发现其实可以既现代又中国，中国从此走向现代，现代并不排斥中国。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包容人类已有的优秀文明文化，最终构建中国新的文明文化。而新红颜写作就是立足传统，开拓其新的现代性。
新红颜写作群体之中我大致区分为三种倾向，一种是强调现代社会里自由独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思考、探索的，如金铃子、横行胭脂、衣米一、胡茗茗、玉上烟、阿华等，女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现代命运，也就意识到了一种自由独立所带来的沉重与艰辛，在实践中，必然会格外痛苦，这是自由的副产品，一种巨大的孤独，有时，甚至是一种悲剧感。这一点当然并非由她们开始，但与以前的女诗人更多停留在观念上比，她们将之具体化了，因为她们处身于一个更加市场化、竞争激烈的时代，女性所经受的艰难要更多更大。在金铃子、横行胭脂的诗中，她们有一种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勇于承担，但她们也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喜悦，在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玉石俱焚的气质；还有一种，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这一点在前几代女诗人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和追求。其实这也是女性诗人的优势，她们可以在这方面尽情展现女性的细腻独特感受。虽然她们已经是以一个现代女性的身份来进行的，但女性身上的传统色彩其实始终比男性多，这方面施施然、林莉、冷盈袖、灯灯、代雨映、冯娜、姚月、翩然落梅等比较突出，而且有这种追求的女诗人越来越多，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这其中有强调对地方和传统经验进行深度挖掘和反思的，典型的有李成恩等。还有一类比较特立独行，难以归类的，比较典型的有叶丽隽、李晓旭、朱巧玲、张小美、旧海棠、李速等人，她们游离于各种风格、追求之间，难以定性……她们正构成一种上升性的力量。
新红颜写作汇聚成为一股潮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大批70后、80后女性正在逐渐成为当代诗歌创作主体，女性诗歌发表量逐年增长，尤其在年轻一代中有高于男性之势；此外，女性诗人所占比例也明显增加，有影响的女诗人越来越多。当然，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女性受教育人数与比例增加，大学文科主要人群发生变化，以女性居多，因而导致文学创作主体和人群的变化；另外相对而言，女性生存压力少于男性，因而可以更专心于创作；同时，网络本身的特点适合女性创作，学习交流便利，居家写作也自由方便，传播也更为迅速便捷。应该强调“新红颜写作”的两个特征：一是其女性的维度，女性在历史上尤其在中国传统中是弱势群体，“新红颜写作”的命名，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对女性诗歌命名，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二是其中国性的维度，因为，此前的现代中国女性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诗歌的亦步亦趋，基本上是模仿、借用、引进，当然，也有部分是转换性创造，但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个性，缺乏独特性。
“新红颜写作”应该是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结合。“新”，乃是其主体是自由独立之现代女性，而且，其指向应该是创新，是一种自由自主自然自发的创造，并且借由这种创造，打破传统女性的历史悲剧命运；“红颜”
一词则具有中国传统美学色彩，是来自传统的，吸收了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因此，又有传承。新红颜写作的出现，可能会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暴戾、萎靡之气，回复诗歌最基本的品质：真、善、美与爱。
五、中西诗学存在根本分野我认为：网络诗歌、地方性团体与新红颜写作是当代诗歌的三支建设性力量，那么，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放在整个诗歌史来看，他们试图开拓一条不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之路，也许他们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正在这样做。
在这里，还是需要再次先对新诗的历程做一简单回顾。新诗可以说五四一些知识分子完全为了功利的目的引进模仿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现代性危机，五四知识分子觉得必须从根本上把中国传统文化铲掉，而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就是诗歌，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从新诗革命开始。而新诗革命是一帮根本不懂也不会写诗的人进行的，比如胡适，他写诗的目的也完全是功利的。胡适对于新诗革命的目的说得很明确：我们要进行思想革命，而进行思想革命就要从文化革命开始，就要从文学革命开始，就要从诗歌革命开始，因为古典诗歌在当时是最普及的，最广泛，最基础的，不把这个中国文化之根铲掉，怎么可能进行革命呢？所以，连根都拔了，完全采取一种新办法来写新诗，所以新诗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新诗和古典诗歌基本没有关系，基本是模仿来的。新诗的情况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性变迁过程，基本是在“全盘西化”的思路下发展的。因此，它也热衷于追逐西方诗歌思潮，从所谓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再到诸如垮掉的一代等等，我们经常说朦胧诗、第三代接上了五四传统，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与西方诗歌潮流接轨。也因此，新诗发展九十年来，社会评价非常低。甚至有人认为新诗完全可以取消。
如此激进的观点，我不能苟同。同样，持此论者显然也没看到诗歌不现代化就会走进死胡同。五四前夕，古体诗歌也已走入穷途末路，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僵化、模式化、空洞化，是那时诗歌的普遍特点。汉语诗歌的现代化势在必行，需要讨论的其实只是，怎么样来完成新诗的转型。是彻底抛弃过去全盘西化还是有所继承融化中西？是强行蛮力铲除传统之根还是在继承中开出新局面？在这一点上，五四前辈急功近利，显然缺乏深入考虑，觉得只要革命就成功了，看不到革命之后也许带来更多问题。所以直到现在，新诗的草根化、本土化也还未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
创新有时要从“复古”开始，或者说，新诗需要从传统中吸取创新的资源和力量。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根本上就有分野。在西方，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批判”、“个体”观念，此一观点对中国诗歌界影响甚大，尤其是朦胧诗，几乎都是这一思路，最终，一些诗人成为斗士，另一些则走向崩溃，这与他们西方师傅们比如萨特、凡高之类的结局是一样的。近几年更出现诗人自杀潮，后果堪忧。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因此，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西方“批判”、“个体”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批判”、“个体”，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批判”、“个体”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但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也正因为人生不完美圆满，所以需要诗歌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
因此，中西诗歌颇多不同之处，西方诗人讲自我、个性，中国诗人则讲境界、人格。前者是保持差异对抗、强调“个体”的产物，因自从上帝死后，人成了孤独的个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自私的，个人要在荒漠般的尘世获得立足之地，就要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就要与他人、世界决裂，所以，“他人就是地狱”，人皆崇拜“强者”、“自我”，讲个性，求独特。而中国诗人没有这么激烈，没有这么愤世嫉俗，中国是群体性社会，人和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中国诗人更强调境界、修养与人格，与世界、社会及他人的和谐共处。即使是个人修炼，中国诗人遵循大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种超然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道法自然”的必然心得。投身大道，安居人群之间，并不矛盾，并从中获得自由。这样的价值取向，强调先从个人修身养性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达到大境界，获得人格力量。而这是自我修身养性、内在超越的结果，是不断自我升华的产物。诗歌就是最好的内功修养之路，可从中通向大道、大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