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歌本身而言，“批判”是一个彻底否认对方价值的概念，所以西方诗歌喜欢强调“断裂”，强调一种诗歌对另外一种诗歌的反叛；而中国诗歌中的“超越”本身含有肯定对方价值、部分包含对方价值的意思，所有喜欢讲继承，强调来历、典故，诗歌也以有来源为荣。
我个人认为：新诗包括当代诗歌始终未能如古典诗歌深入人心，也许正是过于西化的原因，与传统及社会彻底断裂的原因，如今，是重新认识和反省的时候了。不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中国诗歌无法前进，也无法超越西方现代诗歌。当然，像前面所说，这种超越里已包括吸收、肯定西方现代诗歌精髓的含义。
六、诗歌自由创造与竞争时代的带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中国近三十年取得的一切，是出于中国人民的自由的创造。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出于中国诗人们的自由的创造。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诗歌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诗歌不能被广泛接受，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起码没有被主流文坛接受，只是民间流传。
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备受冷落。所以，我们无需悲观，中国的诗歌现在非常活跃，但现在的主流文坛没有关注这个事实，我想没有关系，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不必急于总结。我们只要创造就行，把总结和研究工作留给后人。
此外，创造总是新的，因此是必然会引起争议，新的创造必然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创立新的标准，因此为人接受也需要一段时间。很多伟大作品，刚出现时总是争议很多，为什么？因为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有时反会挑战习见，所以会引起争论。因为创造即会与以前不同，与一般人的固定趣味与传统标准不同，否则有什么创造而言。对于唐诗，宋词不过是艳曲，元曲更等而下之，小说者，更是街头之言。所以在伟大的唐朝之后，如一切以唐为标准，后世人就无法创造，更无论超越。所以，必然地，作为一种挑战，宋词脱颖而出。元曲再度突围。总算也显示某种创造力。
我经常说，如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标准，连《红楼梦》都不能算小说，关键你的标准是什么？是墨守成规还是挑战创新。这也是我对当代小说评价不高的原因，因为它们太像西方现代小说，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标准，难怪在以正统自居的西方评论家如顾彬看来中国当代小说是垃圾。人家是真的这么认为，你不是模仿他们的吗？你还能指望他给你高度评价？他能把你当成研究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资料看，已经是很尊重你了。人家很分得清好坏，对唐诗宋词人家推崇备至。他读中国当代小说，是因为他是汉学家，他的专业就是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他有这种需要，想从小说中找一些材料，知道一些信息。至于艺术性创造力，对不起，你就是模仿的。你跟托尔斯泰、雨果比比，或者与狄更斯、马尔克斯比比，没有原创性的模仿还敢称大师吗？不过也好，正因为还没有大师，就人人都有希望。
我有时去学校讲课，为了鼓励学生写诗，经常跟他们说，正因为当代还没有李白杜甫，恭喜你，你有希望了，你就可能成为当代李白杜甫。玩笑归玩笑，新诗正因为起点很低，所以要超越前人并不难，比如超越郭沫若徐志摩之类的，难的是超越同代人，因为大家起点一样，难啊，谁都在努力在进步，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你敢说自己第一第二吗？当代诗歌一直还处于上升状态，还很难总结。也许已经有大师出现了，我们对他还不了解，因为其作品的传播还需要时间。不过就我视野所见，我觉得可以说已经出现一些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成熟的诗人，但还很难说是大诗人。我心目中的大师，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这样的，各类题材风格都了然于心，写出来却让人一看就是他自己的。当代诗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风格比较单一，而且沉湎于个人单一风格中超脱不出，比如一些口语诗人，学院诗人，只能写自己这一类的，写不了也超越不了不同类的。应该打破自我封闭自我循环，方能成大器。而大诗人应该是高于这些的。当然，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可能出现大师，因为大师出现的基础，就是各种个性诗人很多了，多样化多元化为大师的融汇提供了基础。杜甫就曾向很多二、三流诗人学习，但最终都融会贯通，超越了他们——正如前面强调，超越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重要的概念。所以大师往往是集大成者。他的生活阅历丰富，见识渊博，最重要的，他包容广大，最终成就强烈的个人风格。这是很有意思的，你越开放，你个性才会越强大，因为你经受了各种诱惑磨难，你抵挡住了，没有被同化，也就不会失去自我，并且说明你的个性何其强大，没有人能兼并你消灭你。最终，你一定会百炼成钢，熔铸成最坚硬的。我理解的大师，就是这样造就的。伟大的创造，是这样产生的。
我一直坚信诗歌的高潮正在到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家，诗是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我相信，诗歌还会成为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诗歌的复兴和繁荣必然会到来。因为，诗歌是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文化和文明就会缺乏原创性，难以从“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难以从一个大国迈向强国，难以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诗歌的地方化浪潮，是这一过程的必经之路，就像经济学界认为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但其路径是先由地方试验探索，取得成功后广泛推广，自农业责任承包制开始就是如此，先是安徽试验，效果突出后全国实行。当代汉语诗歌也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地方性诗人和诗歌团体的创造，由于其“草根性”的浓厚基础，注定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一些地方性诗人和团体正在脱颖而出。
我认为，这一轮的“诗歌热”具有的自下而上的特点，比起八十年代“诗歌热”，这一次的基础更为扎实。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是虚热，有很大的泡沫成分，追逐时髦成分，所以市场商业大潮一冲击，就风流云散。
连诗人自己都不能坚持，大量诗人停止和中断创作。而这一次的诗歌热是人们的真实有效需要，上至国家领导人亿万富翁，下至农民、底层工人，都发自内心地需要诗歌，自发地创造诗歌，虽然诗歌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功利声名。他们很多人也不需要这些功利声名，比如大量匿名或化名的网络诗人，因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内心需要，没有诗歌，他们就觉得活得不完美，或者，生活没有意义，这就是诗歌作为中国人“宗教”的价值体现。
所以说，这一轮“诗歌热”是在解决温饱之后，建立在人们真实的心理需要和精神需求上，是时代急需确立价值与信仰的基础上，而诗歌这一古老然而深入人心的类似“宗教”的精神元素，正好适得其所。我相信，在这样的体验和基础上发展并创造出来的诗歌，在相互竞争和严酷的过滤淘汰之后，那些能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诗歌，将成为真正深入中国人心灵深处与内在精神需要的诗歌，而无疑，那将是伟大的诗歌。
前面还说到过“诗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没有诗歌的复兴，就不太可能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诗歌乃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歌正在迈向其通向伟大的道路上。
《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
从1996年到2006年，《天涯》所走过的十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折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在一些人看来恰好是发展最快、市场经济终于取代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最值得欢欣鼓舞的乐观的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复杂的时期，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多元化的时期，但也可以说是社会分化、价值沦落、道德崩溃的时期。《天涯》杂志恰逢其时，它既刊登细腻描述人们生活情感微妙变异的文学作品，也发表同时代人们伸张的各种主张、观念，同时还以“民间语文”、“特别报道”等栏目直接纪录、描绘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回顾《天涯》十年的历史，也就不只是一本杂志的历史，而同时也是回顾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
下面是《天涯》杂志1995年5月份的一个办刊设想，是《天涯》前社长韩少功、主编蒋子丹当时所做的一个办刊征集方案。这里不妨温故知新：“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它仍然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体，同时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杂文学即大文学的传统，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它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本刊视文化多元化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的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
这个方案叫做“《天涯》杂志编辑设想”，是当时发起的一个征集稿，曾寄给当时很多作家、学者、艺术家及编辑出版界同行，请他们提出办刊意见。
应该说，《天涯》十年来，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并且也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设想。
学术思想：从总体性反思到具体问题讨论《天涯》十年，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它有自己明确的办刊方针，另一方面，它又包容并蓄，努力给各种观点、思潮提供公开亮相的平台，成为各方自由平等讨论的平台。谈到这个方面，《天涯》十年来，从改刊到后来发起“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的背景很值得梳理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变化。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年代。那时的目标是全民追求现代化、西方化、还有全球化。上上下下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直接体现就是全国各地完全以GDP增长为最高目标。但到了1994、1995年前后，无论是经济发展比如当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泡沫，还是社会发展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加重等，都开始成为一些问题。新的问题、原来没有预计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就需要警惕、反思。而向来敏感的知识界对此先行了一步。首先是文学、文化界敏感到一些新问题了。
于是，1995年前后，从文学界开始，后来延伸到文化界，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如贫富分化、“唯GDP论”导致社会失调、城市农村隔离对立等社会矛盾之外，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全面崩溃，新的道德伦理原则还未建立，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形成了一个所谓“信仰真空”与“价值真空”。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负责提供伦理信仰价值的。如今知识分子都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了，如何可能来提供这些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这一情况，一种看法就是要拥抱这种潮流，投身进去；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要退回到书斋，做所谓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回避那些公共问题；还有一种则是坚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立场，主张要主动介入社会，要为民众提供辨别理解判断的能力与视角，不能被动地被吞噬，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提供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应该说，第三种声音是知识分子中的比较新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由于相对新异，开始引人注目起来，这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也相继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一些作家、学者，其中包括张承志、韩少功、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张炜、史铁生、李锐等。而在这个时候，韩少功、蒋子丹正好接收《天涯》，应该说，历史给《天涯》提供了一个契机。1996年，《天涯》改版，将这些知识分子全部聚集了起来，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目光。因为在此前，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力量还是比较分散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稳定的阵地，只是在《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上开辟了一些讨论，而《天涯》适时出现，为这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的舞台。
回顾一下《天涯》1996年第一期改刊号上的作者名单，就很明确了。
那真的是非常辉煌、豪华的作者阵容，他们是：史铁生、陈思和、韩少功、米兰？昆德拉、格非、蒋子龙、杭之、方方、苏童、叶兆言、张承志、钟鸣、韩东、冯仑、戴锦华、李皖、南帆、薛忆沩……《天涯》可谓一鸣惊人。
但是，如果《天涯》仅仅在“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个层面上展开，就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文刊物，还没有自己更明确的定位与立场。现在来看《天涯》后来的一系列变化与发展，可以用得上一个流行的词：“与时俱进。”《天涯》很敏感地捕捉到了后来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思想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