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总裁是俞鸿钧，副总裁是刘攻芸，发行局负责签呈的是副局长陈延祚。此一关键文件部分引自《民国档案》 之《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一组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此签呈可以看出，该次拟运黄金共2004459.506市两，计62.64公吨，共装箱774箱，平均每箱装纯金81公斤（约178磅，2600市两）。如每箱里是6块金砖，那么每块体积只有650立方厘米（乘以纯金比重19.32则近400市两一块）或15厘米长×10厘米宽×4.4厘米高，比一般砖墙的砖头还小些。
此处也点明，这些金子是“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金）”，还需要“密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明显地，这批黄金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国币准备金，只是转移“储存地点”。后来这批黄金大半流入台湾银行及台湾民间，但也支撑了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经济与军费；其余做了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新台币，为开展台湾半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起飞打下了基础。时至今日，台湾国库还存有当时大陆运来的“原金”约100万市两。
该批黄金拟于12月1日午夜由“海星”号装运，“美朋”舰（后转“美盛”号）随行护航，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发行局派员四人随舰押运，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接洽。
与此同时，俞鸿钧又去电警备部与沈祖同，告知戒严及接洽事宜。且看两则电文：
11月29日代电警备部，告知戒严时装运人员活动地区，请加派警卫并协助（代总裁批发）。发电10784。
12月1日代电驻台沈代表，告知妥密存储、负责保管，并为协助办事起见，派何襄理、刘副主任长川驻台。发电10783。
因此次运金所用“海星”号缉私艇，牵涉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故上海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 Little）成为知情人之一。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李度曾为该书做序，在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圆，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1948年年底1949年初的上海外滩，虽然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仍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黄浦江码头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美国货，除了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的招牌，路边还停靠着越过重洋来到中国的美国新型普利茅斯轿车（Plymouth，1948），还有许多军车。这次海关总署派出运金的“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这儿附近高楼林立，行人如织，算是全上海最繁华热闹的地方。
位于黄浦滩路（今中山东路）23号的中国银行，其原址是上海德国总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中国接管。中国银行后来以63万两银子买进，在1922年改建为银行营业大楼。1934年至1937年间，由国人自己设计（为外滩众多建筑里唯一一栋）及建造成今日所见的共17层新大楼。它是外滩具有中国传统方形楼顶的最高建筑物，地下两层含有“远东第一大库”之称的金库。该金库位于中国银行后院的地下室，现有武警在外站岗，让人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运输大队队长张振国率队带着士兵们分乘8辆卡车，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从而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银行金库的解放军战士。当张振国指挥士兵们扛着一箱箱人民币，进入地下金库时，立刻被这座“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远东最漂亮的金库”震住了。据上海市档案馆1936年中国银行落成时的实况报道，这个当时亚洲最大、最坚固的金库，光是金库大门就重达6万余磅，长9尺11寸，宽8尺9寸，高5尺8寸。中国银行的金库设计图至今下落不明，根据宋子文的档案记载，整个中国银行的设计图，在奠基大典当天，由宋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用时空胶囊封存在地底下，如此不但增添了后人重建金库的难度，更增添了地下金库神秘的色彩。1948—1949年时，其隔壁（黄浦滩路24号，今中山东路24号）即是赫赫有名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原产业为沙逊所有，1923年横滨正金银行购入重建今楼，高六层，为英商所设计。日本投降后，为中华民国没收，改名中央大楼，成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址。
中国银行的右侧，隔一条小路（滇池路）为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黄浦滩路20号）。登上和平饭店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在巡航监视。其邻楼中国银行的情景亦可一览无余。
1948年12月1日，数百公里外的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败相已露，徐州剿总杜聿明集团弃守徐州南撤。也就在这天晚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开进了上海外滩。原本热闹的外滩顿时一片死寂，连五光绚丽的霓虹灯影也陡然化作肃杀静谧，唯有寒冬的黄浦江浪声起伏。自本日晚，上海外滩发布特别戒严令，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与此同时，一次与黄金相关的秘密行动，就在上海滩边的中国银行悄然进行。
在戒严的同时，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被“紧急动员”到外滩码头待命。城隍庙“玉壶春”茶馆的常客、上海海关总署的员工范元健，时年28岁，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三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在这次行动中，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船员，都是一脸的困惑与好奇，他们不知道黄金为何要撤离上海，也不敢去问。同样，那些荷枪实弹正在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也不清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它的来龙去脉。范元健参与的是第一批第一船次的黄金运送。1991年8月，他在台湾回忆起其参与黄金运台在船上的作业情况：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5名关员及三十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平常，“海星”号停泊在黄浦江中央的浮桶上，和江边的江海关（黄浦滩路13号即海关的江海关大楼）遥遥相望，除非出海缉私，否则船始终停泊江面；船员上下班或休假要“下地”（即登岸之意），都得搭海关渡船或自己雇乘民用舢板。那天应该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的某日（按：第一批运离上海的国库黄金，应该是在1948年12月1日午夜启运），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这项命令布达之后，船上人员便做好出海准备，静待出航的最后命令。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谁都不敢乱跑。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外白渡桥，也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这附近高楼林立，算是全上海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行人如织；然而，这晚却是一片死寂，没有一幢房子亮着灯，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人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的掩护下，驶向长江口。茫茫江洋，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
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若干数据记载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了兵舰护航……“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按：上海、基隆之间的航距是419海里，而船速约每小时12海里，与范的回忆航行时间契合），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看起来，基隆没有什么警备；但，行动还是隐秘的。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在基隆待了两天，“海星”号便又折返上海。可惜，“海星”号在京、沪相继失守后，并未随政府到台湾来；这艘老旧巡防舰已经在那次偶然的任务中，写了中华民国金融史。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幕，他这段回忆是非常可贵的史料。但《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的作者吴兴镛博士，却对挑夫的人数和卡车数目有少许疑问：
“只有十几位挑夫来挑（700多箱）黄金，似有记忆的错误，如第三章所述（包括一项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的发行局签呈）共约200万两，平均是2500市两一箱，是81公斤。就算20位挑夫（两位挑一箱）跑20个来回，也不过200箱。会不会分批运出？不会的。一方面，上海外滩戒严不是轻易的事，12月1日夜晚的黄金外运已是举世皆知的新闻，不可能为节省几位工人，就一两天内再重演一次外滩戒严。另一方面，其他可靠的资料都没有分批运的记录，包括第3章的《民国档案》中‘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许范在‘海星’号上是比较基层的船员，工作主要在甲板下，短暂观察到的只是海边的一角，不够全面。同样，以偏概全，船抵台湾后，在基隆也应不止几部大卡车；200万两是62吨，即使是当时最新型的美式军用十轮大卡车，载重量是两吨半，包括人员在内，至少应需二三十部大卡车。近代史上，许多史料都须交叉求证，更须用些常识，不能偏信孤证或闭门造车。”
然而，尽管俞鸿钧保密工作做得几近完美，上海外滩也实行了武装戒严，还是出现了意外。就在黄金装箱启运的次日，“国民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消息就几乎传遍了大街小巷。首先传布此消息的人是《字林西报》一位名叫乔治·瓦因的英国记者。
《字林西报》的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前天深夜，就是黄金秘密装船启运的那天晚上，凌晨一时左右，乔治·瓦因无意间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他看到相邻的中国银行侧门（今滇池路74号）突然走出一群苦力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木制箱子，沿滇池路，吃力地朝海边走去。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东面的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性，再联系到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国民政府要有新的安排。于是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着包装的金条。”并立刻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此后，“运金行动”迅速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国；上海人心惶惶，民怨沸腾，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事件。而“无辜”参与运金行动的“海星”号船员范元健，在回到“玉壶春”茶馆喝茶时，也受到茶客们的纷纷谴责，甚至谩骂，这让他感到非常委屈与难堪。
这里，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黄金归中央银行所有，为什么当时却是从中国银行运出来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国银行的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大楼没有金库设备，所以大部分国库黄金、银圆都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远东第一大库”里。
历经一天一夜的航行，“海星”号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在运金当夜零时许即得到上海海关总署的紧急密码通知，即刻向税务司张申福报告，安排与台北中央银行负责人员沈祖同办理陆地上基隆往台北的运输及入库手续。他于1975年12月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