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局限性——永远不愿意离开生养他的土地。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失去土地，农民是不会离开自己的故土的。为此，在北方的农村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语，一句是：“交了粮，当炕头王。”一句是：“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它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中国农民对幸福的最高憧憬。也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村里有几十个和我同龄的小朋友，绝大多数留在家里种地，养家糊口。尽管他们早年见到我也说：“还是你好啊！”可是他们年过花甲之后又对我说：“回来吧，盖几间砖瓦房，比在城里养老要好！”一句话，故乡是最可靠的也是最后的归宿地。
福建省古称化外之地，加之山多地少，濒临大海，百姓们为了生存，遂养成了与北方农民不同的习俗，那就是从古到今就有扬帆出海，到异国他乡淘金谋生的传统。但是，一旦在国外赚了钱，他们就叶落归根，或光宗耀祖，或造福于家乡。一句话，月是故乡明啊！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南疆还是在北国，中国农民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家有黄金万两，决不背井离乡。换句话说，中国有钱有势的地主不遇上斗老财、吃大户的农民大革命，他们绝不会举家迁往国外的。黄如论先生当时的资产尚无黄金万两，当然如果以当时富有的标记“万元户”为计，恐怕远远超过了。另外，从他事业的发展态势来看更是不可限量，赚得所谓“黄金万两”也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他为什么要违背“家有黄金万两，决不背井离乡”的古训，自觉地抛弃已经得到的一切，只身出国闯荡南洋呢？仔细回想起来，这和我们国家当时的大背景是有着直接的关系。请看：
自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历经两年多的思想大辩论，党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从此，封闭多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子和商人相继出国求学和经商，许多旅居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也陆续回国，多数是为了寻根或探亲，少数则是为了寻求商机。就这样一出一回、出出回回，冷清多年的中国海关开始忙碌起来。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突然之间形成的那股进出中国的大潮。结果，中国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不仅听到了有关世界各国的传说，而且还在市场上见到了“老外们”使用的各种洋货。虽说这些琳琅满目的洋货多数是通过走私流进国门的，但它却使封闭有年的中国人的眼睛一亮，禁不住地会发出这样的#美：“洋货真好！”我记得那时连抽三五牌香烟、喝xo酒都变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了。因此，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谈论外国成了一种时尚，在沿海地区争相出国也很快蔚然成风。
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黄如论先生很自然地会想到下一步的路应该如何走，在出国大潮的波及下，黄如论先生也必然会想到出国能学到什么。他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建筑队伍从“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时候，经常向回国探亲的华侨发出这样的提问：外国企业是如何经营管理的？随着时日的推移，他那颗习以思考的大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定见：中国未来企业要想做大、做好，绝不能走国有企业的老路。可是，刚刚兴起的中国私有企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的看法是悲观大于乐观的。把话说白了，一旦国内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不仅会断了黄如论先生的生财之路，而且赚得的血汗钱也会立时化为泡影。为此，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黄如论先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提问：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如何才能安全地实现“我要赚钱”的理想呢？他得出的结论：唯有出国，如何才能学到世界一流的企业管理经验昵？也是唯有出国。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黄如论先生出国的目的有二：一是安全地实现“我要赚钱”的理想，二是学习外国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不久以前，他对我讲起这段经历，依旧是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段话：
“当时，我真的很想了解外部的世界，也十分自信到外国能闯出一片天地，赚得更多的钱。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吃苦，要学习——尤其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企业管理。就这样，我带着自己的积蓄，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81年去了菲律宾。”
这一年，黄如论先生恰好是30岁。
三十而立，这是孔夫子讲的，两千多年以来被人们尊为金科玉律。但是，黄如论先生却违背孔夫子的教诲，在而立之年去了菲律宾，梦想在异国他乡闯天下——而且还自信能闯出一片新天地，赚得更多的钱，用当时的话说，真可谓是敢想敢干啊！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对任何人绝不讲半点情面。尽管黄如论先生在国内做好了吃尽人间一切苦的准备，可是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有些难言之苦他想都不曾想过。对此，我作为一位作家是可以想见的。另外，我站在作家的立场上，从独立的艺术视角出发，遂又好奇地发出这样的提问：
“你步出国门的那一刻有什么感受？”
黄如论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一言难尽啊！”接着，又怆然一笑，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是一个人，就像是坐上花轿的大姑娘那样，既舍不得娘家，又不知道婆家，七上八下的，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你走进菲律宾国门的那一刻又有什么感受？”
“没有一点好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我不懂英语，去菲律宾进海关时连英文表格都不懂得填写，弄得一个小时都进不了关，人家却一会儿就过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清醒地知道，若想在菲律宾闯荡天下，第一个难过的关口就是语言。”
菲律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地的百姓讲的是菲律宾话，上层社会则通用英语。黄如论先生既不懂菲律宾话，也不懂英语，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却无法与不同层次的菲律宾人进行交流；另外，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虽说远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有中国人来到菲律宾拓荒，但在此地居住或发迹的中国人多数是福建闽南人，讲的是黄如论先生听不懂的闽南话，因此，他也难以和在马尼拉居住或经商的闽南人沟通。没过几天，他就清楚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语言不通，当初奢望一踏上菲律宾国土，就能寻觅到发财致富的商机，真是痴人说梦！又过了一些时间，他终于明白了：不通语言，在马尼拉连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仅仅靠着从国内带来的那点积蓄是支撑不了多少时日的。怎么办呢？黄如论先生清醒地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打道回国，这是为他的性格所不允许的；另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改变出国前那些不切实际的设想，当一个普通的出国华侨，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做起。同时，在做的过程中学习语言，广交朋友，再寻找发财致富的商机。最后，他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不久以前，我读到了一篇记述黄如论先生艰难创业的文章，它是这样描写黄如论先生的这段经历的：
“那年，只身来到菲律宾时，风餐露宿，曾几餐吃不上饭，熬尽人生所有艰辛。有一夜，因为没钱住旅馆而露宿公园，他数着天上的星星，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他记得就是那一夜的苦思人生，使他更加心明眼亮——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才会摆脱困境。他站了起来”
然而，黄如论先生如何才能走出他在马尼拉的人生第一步呢？他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那时，黄如论先生在马尼拉听不懂人家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人家是如何赚钱的，更为严酷的是，他找不到一份稍微体面的工作。最后，他为了生计，只好在一家华商开的纽扣厂卖苦力，打零工。咳！黄如论先生在这期间可受够了人间的苦啊！”
我曾有意向黄如论先生讲了一段毛泽东的故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32岁的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民国日报》主笔等要职，真可谓是权倾一时。不久，国共分裂了，大革命失败了，不满34岁的毛泽东可以选择退出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做大员，过着上等人的生活。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决然地退出国民党，在中共有名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亲自回到湖南举行秋收起义，带着不足千人的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22年之后，他带领中国共产党终于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由于我知道黄如论先生时年尚不满56岁，故有意地问：
“黄先生，你知道吗？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尚不满56岁。”
“知道！所以我很敬重毛主席。”
“你现在也恰好是不满56岁啊！”
“这仅仅是年龄上的巧合！”黄如论先生说罢又诚惶诚恐地说道，“他是伟大的领袖，我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或许当时我情有所感，又禁不住地告诉黄如论先生：我曾经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讲过这样一段话：“请想想看，你们一生的奋斗、追求，能当上宣传部长吗？能当上《人民日报》的主编吗？就算你们当上了，一旦与当政者发生了救国之路的分歧，你们能抛弃这些高官厚禄吗？你们能做到率部上山争天下吗？”黄如论先生听后问我：
“听讲的人有何表示？”
“那天听我讲演的近千只眼睛一动不动，礼堂里真是安静极了！”
“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气魄，没有这样的气魄，就不会造就一代伟人，也不会缔造一个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