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时候，我在自家阳台上享受着夕阳苍白无力的光芒的抚摸。这一瞬间我敢发誓我触摸到了我的灵魂，我蓦然产生的狂喜在我眼睛里呈现出一片蓝色火花。这时他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他？！
他很快脱掉外衣。他的身体像通了电的磁场一样，欲火在每个汗毛孔里燃烧；最终以野兽般的激情，把我剥得赤身裸体。
我有些后悔，不该让他来我家里。我是个离婚不到半年的女人，我的前夫还常常要来取他的东西，或者来看看女儿。于是，我那升腾起来的女人激情也随之而降温。我想穿衣遮住羞怯的身体，可就在这时他让我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
这是不是一件艺术品？他雄健的躯体，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
我温柔了起来。在他粗犷的躯体下，我耳边响起大海的波涛声。那波涛声让我的眼前，蒙太奇般地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画面：“一个男人的躯体上，正冉冉升起原子弹的壮丽的蘑菇云，它的画外音抒情而委婉。”
现在，他吃力地躺在桔黄的印花床单上，微眯着双眼，听时光在墙上钟摆的“嘀嗒”声中悄悄溜走，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冷俊的脸孔上已经看不到昔日留下的痛苦痕迹，一股甜蜜的幸福感正在他的全身荡漾。
我东想西想，脑袋里一下又出现了一连串短促的节奏感极强的画面：“猫和睡衣，蜗牛和教科书，左轮手枪和乳房，电话和蛋糕，手术刀和猪血，摇篮里的婴儿和电影明星，死尸和盗贼，阳光和心脏，航天飞机和母牛，三角裤衩和奖杯，钢琴和世界地图，生殖器和脚盆，火车轮子和电冰箱，废墟和高速公路，邮筒和音响，饥饿和思想，小说和谎言，我和我的影子……”。这一切使我激动不已，充满了美好生活的内容。
我对他说：“那架从香港启德机场飞来的波音747，快到览桥机场了，我要去机场接我母亲和外婆，你赶快穿上衣服走吧。”
他侧躺着没有反应，好像是从前线打了胜仗退下来的士兵，耗尽了多年保存的力气。我推了一下他的脊背，他脊背上的皮肤不像他的脸那么粗糙、黝黑，几乎是非常光滑、白净。
“快穿上衣服走吧。”我的嗓门提高了八度，他嘟哝了一声：“别这样像赶叫化子那样赶我。”我只好吱吱嘎嘎地起床穿衣，嘴里哼着那支《weareintheworld》的歌。简单地化了一个淡妆，喝了一杯牛奶，冲着他气势汹汹地说：“再不起来，我就报警了。”
他并不生气。他提醒我别忘了带钱包和钥匙。我重重地关上门，从楼道上下来时，正巧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那里。
杭州的机场离市区比较近，没几分钟我就到达机场了。机场已有不少接亲朋好友的人，他们拥挤在出口处，给我有一种晕眩的感觉。我知道母亲是去香港接外婆来杭州住的，我已有六年没见到外婆了。我飞快地在脑海里算了算外婆的年龄，得出了她正好80岁的结论。不用说，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太，要死要活一定要回杭州定居，肯定是为了落叶归根这个道理。
我伸长脖子望着出口处，大批旅客散去的时候，我母亲和外婆才从里面缓缓地走出来。她们一前一后，走在三月和煦的微风里。我十分惊讶外婆满头白发，却步履稳健根本不用人搀扶。我一个箭步追了上去，抱住外婆；她高兴得“唉哟唉哟”直叫。这时母亲提着两只旅行袋跟了过来，她虽说55岁了，可看上去顶多只有50岁。尤其她那一身打扮：米色的羊毛衫外面，披着一件长长的浅灰色风衣，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风度、很有气质的知识女性。
我替母亲提一只旅行袋，挨着外婆坐在一辆出租车上离开机场。这是外婆第三次回杭州。一次是大陆开放政策的第一年，一次是1990年外公去世送骨灰回杭州安葬，这次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了。我见她的精神状况非常好，气色也颇佳，她很有可能活到一百岁。
马市街到了。这是我母亲的家。我搀着外婆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上三楼时，外婆差点被回廊上人家放的纸箱和煤饼炉绊倒，幸亏我父亲和我女儿达琳拿来一盏应急灯，把整个楼道照得通亮。
外婆是第一次见到她的重外孙女。她搂着六岁的达琳，那副喜欢的样子，就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贾母喜欢贾宝玉一样。
吃完晚饭已经九点钟了，窗外簌簌地下起了小雨，我们一家人在雨声中天南海北地闲聊。外婆最喜欢聊她邻居的家务事。她说冯有根家从大陆来的儿子，为了钱与老爸打了起来，将冯有根的腰扭伤了，躺在床上无法翻身。潘良家就更倒霉了，上月遭了窃贼连十八岁的女儿也不幸被杀死了。外婆说到这里就凄然地落泪，她一边落泪一边又说：“那女孩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啊！”
母亲和我都被外婆感染得潸然泪下。窗外的雨和窗内女人的雨混和在一起，把我的心都洗得湿淋淋的。
我想起了死去的外公。他是一个牙医，拔牙、镶牙、补牙的技术特别好，只是他脾气十分暴躁，常常把病人的好牙给拔掉了。所以，到他这里来看牙的人并不十分多。这使他的手头十分桔据，心情也不怎么好。自然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借酒消愁，或者干脆出门赌博碰碰运气。只是他的运气一直不好，有一次他输得很惨，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还债不够，他就去偷。第一次他非常成功地偷了一个女人的钱包，得了两仟元港币，再偷时却被警察捉住了。他被关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成了他历史上的污点，让外婆伤心透顶。后来他虽然不赌博了，但酒比原来喝得更凶，高血压病就是这样埋下隐患的。外婆说，假如他不喝酒，起码能多活十年。
我想，如果外公还活着，外婆要镶满口的假牙就方便多了，至少不会拖延到今天还没有镶间！
外婆累了。外婆要安歇了。
我抱起达琳准备回自己家里去时，母亲说家明怎么不来呢？我说我们离婚快半年了，你还记着他？母亲说达琳怎么可以没有爸爸呢？我说那就给她再找一个吧！母亲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我真不明白你们年轻人说离婚就离婚，像玩游戏似的。
人生本来就如戏。我朝母亲做了个鬼脸。后来我抱着达琳回到中街我自己的家里时，达琳早就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把她轻轻地放到小床上，关掉灯来到书房。
我坐在书桌前，很想写一篇题为《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可是面对井田一样的方格稿子，我的思绪乱糟糟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我随手拿过一本福克纳的书，他在短篇小说《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结尾这样写道：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二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络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这是非常精彩的结尾，它使我看到了艺术的残酷与爱情的残酷。于是，我想起了黄昏时分来我家里的那个男人，也想起了那个男人覆盖在我身体之上所向披靡的情景。
清晨的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地在我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我把达琳送到行知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家个体餐馆要了一碗过桥米线。长长的米线，我用筷子触着它们的时候，想到了女人蓬乱的头发。
“池青青。”我从个体餐馆出来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我的前夫家明朝我走来，他告诉我他要去我家里。
“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最好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半步。”我恶狠狠地说着，骑上自行车逃跑似地拐进一条小巷。
其实，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不安。从前，与我丈夫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好，我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家是我的男人和女人，也是我逃避喧哗嘈杂的最好城堡。我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出版社在东四十二号大街上，我的办公室在第二十三层楼；我抓起一只皮包，就去那座建筑雄伟的米色大厦上班。
今天我要编《李清照》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从皮包里取出手稿，高高地堆在桌子上。在此之前，我刚编完翻译作品，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简·爱》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一个乡村的小镇上。作者通过简·爱的个人奋斗，表现了妇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正义与幸福的向往。简·爱虽有时代的局限，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
现在，我看到了宋高宗绍兴二年清明节的雨水，撒在一条乌篷船上。女词人李清照感到自己的每一块关节的筋肉都在黑色的丧服下松弛、倦怠。在慵懒困乏中，她眯眼望着富春江两岸的青山，被雨水淋得又滑又亮。渐渐地，她在烟雾中向我走来，诉说着收藏的珍贵金石图书散失殆尽，丈夫赵明诚病死后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我听到她净说些：“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听到她说：“怎一个愁字了得？”我想抓住她的手说：“你的心太寂寞了。”可她满腹忧愁地乘着一条乌篷船离我而去了。她留给我一个像帆一样高大丰腴的背影和冷雾中簌簌的风声。我想八百多年来，人们承认了李清照的出色才华，可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她内心深刻的寂寞呢？
我读着《李清照》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我的心与李清照默默交流着。我告诉我们的编辑部张主任，这个剧本写出了李清照的寂寞，、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女孩子，她说，池老师你能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习作吗？我说放下吧，我马上有事要出去，看完再与你谈。她有点羞涩地说，那我给你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我笑笑说，到时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了。
女孩子走后，我看了名片才知道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我想要不是我急着赶去母亲家，接外婆去口腔医院看牙，我会与她谈些什么的。
外婆吃过早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我。我看看手表快十点钟了，赶快拔腿就走；可在出版社米色大厦的门口，我被一个正来找我的电视台女记者的满脸假笑拦住了去路。他们强奸人意地将镜头和麦克风对准我，请我谈谈对书商二渠道出书的看法。
“其实，书商出书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故意做出冷静、沉思的姿态，力图演讲得充满睿智：“只是书商不要出黄书，也不要盗版就行。”我顿了顿又说：“真正的商人，不应该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真正的商人应该凭良心和本事做生意。”
“那么，你对参加二渠道出书的作家有何看法？”女记者问得咄咄逼人。
“我只是希望二渠道出书的作家，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严肃小说，他们的写作态度首先应该是严谨的，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学负责。”说完，我说了声谢谢，便逃之夭夭了。
我与外婆来到口腔医院。医院的大厅里坐满了前来镶牙。拔牙、补牙的人，也有拔完牙坐在那儿休息的人。我让外婆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去排队挂号。
长长的队伍前面不断有人插队，我耐心地等着，不时地弯着头看旁边一张通知：“挂号费一元，病历卡伍角。”这时忽然从挂号口传来一声气咻咻的吼叫：“快一点，不要慢腾腾的。”
“口腔外科，要一本病历。”我递过去一元伍角钱。她不耐烦地撕下一张号子给我，我走了，两步想起她没有给我病历，就转回去对着挂号口那个穿白大褂，烫长波浪的塌鼻子女人说：“我没拿病历。”
“你自己没拿。”她气势汹汹地扔出一本病历。我想这么凶的女人，大概犯了更年期综合症。
我带着外婆进了诊室。我首先听到那种钻洗牙齿的嗞嗞声，那嗞嗞声迅速在我全身每一个细小的神经周围弥漫。与此同时，我看见无数颗牙齿像雪片一样在我身前身后翻飞起舞，纷纷扬扬，散发出一股红草莓般的清香。
外婆的病历被叫号员划在第16号何萍医生的诊椅上。在她之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仰躺在诊椅上张着大口在苍黄的聚光灯下啊啊地呻吟，嘴角逐流着出血的口水。女孩子拔掉了一颗大牙。
我帮助外婆躺到诊椅上，外婆架着老花眼镜仔细地看了她的四周：左侧扶手都有一个冲盂和水杯。左上方是一套可以推拉旋转的器械和一只小电风扇。头部正上方是一个很大的聚光灯，它围绕牙齿患者的口腔转动。外婆看后显得有些紧张。
年轻的何萍医生拿着电钻、钩子、钳子，一会儿将外婆摇下去，一会儿又升起来，外婆紧闭双眼，像一只任人宰割的老母猪。此刻，她用柔软但有力的手指在外婆不大的口腔空间不停地转动，后又用一种亮闪闪的东西挨个敲她所剩无几的牙齿，每敲一下必问一声：疼不疼？外婆总是干脆地回答：不疼。何萍医生就说，只有一颗可以拔掉，其它几颗没有毛病。
接着她问：“心脏有问题吗？”
“没有。”
“血压高吗？”
“不高。”
“那好，我们开始。”她的语句简约而准确，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何萍医生转身去取麻药，外婆神情紧张地攥紧拳头，本能地把它们放在腹部。然后不放心地问我：“会不会大出血呢？”
“不会。”何萍医生在外婆面前俯下身来说。她很快拿起针筒往外婆的上跨上注射了麻药，然后转向另一个牙齿患者那边。
一会儿，何萍医生用钳子充满内聚力地将外婆的一颗大牙拔了下来。
血出得不多。外婆嘴里塞着个大棉球，不能讲话。我搀扶着外婆走出口腔医院时，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光秃秃的树干，一股浓烈的焦糊味和呛鼻酸眼的烟雾从沿街的一间屋子里弥漫出来，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同时也让外婆差点把棉球呛了出来。
外婆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吃东西，我将外婆安顿在家里，去食品商场给她买挂面，她刚拔过牙必须吃柔软一点的食品。然而冤家路窄，我在那里又遇见了家明。他正跟一个披肩长发，化妆很浓，穿一身火红色套裙的年轻女郎说说笑笑地选择食品。那女人我从来没见过，脸蛋长得不难看，身材也挺好，只是看上去有一股俗气。
我打量过那女人，想回避开去时，被家明喊住了。他放开手头正要买的咖啡、巧克力、牛肉干和泰国芒果。
为了不失他在人前的面子，我很有礼貌地与他打了招呼。他随即介绍那个女人“梦达利”皮鞋店的老板娘宫雪姣。那女人就将一只柔软得像棉花一样的手伸了过来，我总觉得她太矫揉造作，时下摆个摊，开了鸽于笼大的店都叫老板或者老板娘了。
“达琳怎么样？”家明装做很关切的样子问。
“她还在弹钢琴，已经弹到车尔尼599了。”我得意地说。
“你别硬要她弹钢琴，你要多给她一点自由。”他显然是在开导我了。
“孩子的学习习惯要从小培养的，你懂不懂？”我说完与宫雪姣勉强地说了声再见就走掉了。但我没走多远，忽然听家明说：“下午我去接达琳，我要带她去踢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