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转过头去说：“你没有这个权利，孩子是判给我的。”可商场里人太多，大声喧哗总有失自己的形象，只好就此罢休。
回到母亲家，外婆大叫肚子饿。父亲和母亲正从医院里下班回来，他们一个在厕所里，一个在厨房里洗菜、烧饭。我对母亲说：“要不要帮忙。外婆吃挂面。”
“不用，不用。”母亲说得很干脆。
正是午间新闻的时候，我打开电视。外婆问：“有香港台吗？”
“没有。不过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或许杭州也会像广州那样收到香港台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块饼干塞进嘴里。
“熊猫生了一对双胞胎。”我看见这则新闻时大叫父亲和母亲过来看，他们十分惊讶，新生的熊猫婴儿怎么这样小？这么小的一个精灵，要养大可真不容易，这要化费多少心血呀！
外婆说：“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吧！”
“外婆你真行。”我夸奖外婆时，外婆又说：“外婆都活了这一把老骨头了，还有什么事情不知道？”
外婆洋洋得意的时候，我把电视频道转到了杭州台。杭州台的午间新闻，正在播城河边一个男人抢救落水儿童的事迹。我眼睛紧盯住画面：我看见一个男记者把话筒对准了浑身湿淋淋的穿牛仔衣的男人，围观的人不少，救上来的小女孩马上被送去医院抢救了，我听见那男人说：“有人喊救命，我来不及脱衣服就跳下去了，救人是应该的。”
“这声音那么熟悉？”我从皮包里取出近视眼镜，这时正好电视画面有一个特写镜头。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粗糙、黝黑的脸庞上，那双闪亮的大眼睛。
“周树森，你怎么当上英雄啦？”我自言自语地说。母亲在旁边问：“谁是周树森？”
“一个朋友。”
这时电视画面已转到旅游新景点：宋城。我走在宋城的画面上，是一个春暖花香的午后，我带着达琳骑上一匹枣红马，奔驰在宋城的石板小路上。后来骑完马，我看见他从宋城中走来，把正要偷我钱包的小偷当场抓住了。不过，我的皮包还是被小偷划破了一个口子。
我们就这样相识在八百年前的宋城。他告诉我周树森这个名字。一个男人气十足的名字。
太阳变成淡金色，黄昏蹑手蹑脚地袭来的时候，我从出版大厦下班后直接去幼儿园接达琳。可年轻的郁老师说：“下午两点钟，达琳就被她爸爸接走了。”原来家明果真接她去踢足球了？我一边走一边气乎乎地想：达琳又不是男孩子，踢什么球灌输什么马拉多纳、罗马里奥、贝贝托呢？家明这混蛋离婚了还要与我唱反调，真他妈的气死我了。
这一刻我走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真想哭，像南宋女词人朱淑贞那样默默地哭。我的脸仿佛就是南宋的那条青石板马路，任马车辚辚地碾来碾去，任垃圾污水甚至马粪遗落在上面；可我的四脚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路两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了，它们看上去无比坚固却又空洞无物。
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城市上空没有一片云彩，我的灵魂吃力地游荡在通向天国的十字路口。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为谁而存在。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忧伤、厌倦与苍凉感。我想清明节不远了，我要列栖霞岭南麓岳王庙去。我要到西山路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去。我要到南屏山荔枝峰下的章太炎墓去。我更要到孤山西麓西麓桥东的秋瑾墓去。我要用血红的杜鹃花来祭奠他们，他们的魂儿曾在天堂哭泣？！
我回到母亲家，家明已把达琳送到母亲家了。他正要走，我听见外婆说：“怕什么，吃了饭再走。”他就留下来陪外婆聊天了。我因为与外婆感情笃深，就只好不持反对意见，并且把刚才对家明的气也克制了下去。
“外婆您老今天有稀客啊！”我装做很轻松自在的样子说。
“傻丫头，外婆的稀客不就是你的稀客么？”外婆狡猾地将我一军。
我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外婆就转话题问我：“上午拔了牙，什么时候再去镶牙呢？这里镶一颗牙要多少钱？”
“三十元。”
“太便宜了，香港可没那么便宜。”
“那你就镶满口的金牙吧。”
外婆嗬嗬地笑了起来：“这我出门得用保镖了。”
“真是宝刀未老，外婆的接口令棒极了。”家明连连称赞外婆，乐得外婆神采飞扬。
我打开电视机，正是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动画片。达琳听到主题曲，从阳台上跑进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我想变换频道的可能性没有了，只好进母亲的卧室，斜躺在床上读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这本书的扉页上说：“本书于1977年在法国问世后立即风靡西方文坛，成了罕见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搬上舞台。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揉思辩与直接演示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的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辩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这段扉言好像要把某种观点强加于读者，所以我读书一般是不喜欢读序言和内容提要的。
三月的杭州是灵峰探梅的季节。
我们祖孙四代四个女人在三月的某一天，“打的”去灵峰探梅。母亲准备了牛肉闷子、红肠、烤鸡、酸辣萝卜、肚丝。我准备了水果、蜜饯、瓜子。我们出发的时候外婆说：“幸亏大陆的民警好，要不然我们去不成了。”
原来外婆在赏梅的早一天下午，做了件令母亲着急的事。她没跟家人打招呼，一个人蹓踧到街上去了。她本意是想给家人一个惊喜：把赏梅时吃的食品买回家。可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她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记不起自己住的那条街叫马什么街了。后来天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外婆又累又饿，急得站在十字路口的栏杆旁呜呜地哭了。民警见了走过来问她什么事？她说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民警想这老太太虽说得一口杭州话，但看样子倒是从港台来的家乡人。于是他便问：“一点也记不得了吗？”
“好像叫马什么街的？”外婆吞吞吐吐地说，泪水干了一半。
民警想：“杭州有马字当头的街吗？”民警想来想去只想到一条马坡巷。过了一会儿，民警似乎绞尽脑汁拍了拍脑袋说：“对了，浙二医院旁边那条小巷就叫马市街。”
母亲急得要报告派出所时，民警把外婆送到了家里。外婆窝囊得倒在床上就睡。
现在，外婆坐在一片梅花丛中，她忽然想起昨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懊恼得直喘粗气。
“外婆你气什么气？你要是不迷路，可真比你闺女都年轻了。”我取笑她时从包里拿出一只傻瓜相机，我说：“四个女人合张影吧！”
人类最终是要回归大自然的。
我从小住在马市街。马市街自南向北排列着六条巷，它们是：小营巷、银枪板巷、工农巷、光芒苍、冯三人巷、灰团巷。这六条巷中巷使马市巷这条小巷四通八达。其中小营巷是毛泽东主席到过的地方，它的干净卫生是世界闻名的，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批外宾来参观。小营巷的巷口有一个小营公园，那里的草坪、回廊、假山是我儿时捉迷藏的最好地方。银枪板巷口有个茶室，茶室边上是一条横贯杭州南北的东河。所以这地方是文化人士的聚集地，三流的通俗唱法的歌手，到处拉广告的报社和电台记者，囊中羞涩的如我这般的出版社编辑和大学教授、讲师；还有邋遢的蓄着长发目中无人又激情奔放的诗人。只有一个画家例外，他是我的朋友里安。他不住在我们这个区域，他住在离我们这里比较远的南山路中国美院边上的一间平房里。
我出现在里安背后的时候，他正与一位邋遢诗人谈从巴黎回来的感想。他中气实足地说：“巴黎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艺术精神之所在。我到巴黎去的最大理想，就是给中国画开出一条新路来，把中国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界人接受，不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里安说到这里点燃了一支烟，喝了一口龙井茶后又说：“只是我的运气不好，那次卖画是在一个早春时节，我拿着中国画到赛纳河边的画市上去摆地摊。这天阳光灿烂，微风拂面，赛纳河水波光粼粼，河岸边袅袅飞舞的柳条儿，发出翠绿的新芽。景色美丽极了。许多留着大胡子，穿着奇奇怪怪衣服的画家们，也像我一样把自己的精心杰作小心而郑重地一张张摆出来。当然来逛画市的人不少，男士淑女，商人学者都有。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的人都有、画家们有的大着嗓子兜售自己的作品，但成交的总不太多。我的地摊前也站了几个人，那个美国佬用英语说：‘很欣赏你的几幅画，但每一幅总好像缺少一些什么？’老人左看右看最后还是没有买我的画。我一天下来一个法郎也没有赚到，回家的路上用自行车推着一只大纸箱，心情沉重极了。”
现在里安在杭州开了一家装璜公司，他曾对我说“搞艺术需要钱，赚些钱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其实这话很难讲，有多少人赚了钱后还能真正地在灵魂深处热衷于艺术呢？
里安的房间不大只有十二平方米，但很肮脏，四壁挂满了自己的作品，地上床上到处是奥袜子、脏衣服、啤酒瓶、烟灰缸、宣纸和一大捆型号不一的画笔。
那个邋遢诗人要走的时候，里安转过身才发现我，他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来看你的画也不容易，得静站十分钟。”他解释说：“我和诗人一谈天就目不斜视了，我们俩像同性恋似的。”
里安送走邋遢诗人，回转来亲切地对我说：“在这里吃饭吧，我有鸡尾酒和一只北京烤鸭。”
我说：“我是来看你的那幅画的。”
“非常遗憾，那幅画我卖给一位日本商人了，他出高价。”里安充满喜悦地说。
“那你把钱怎样化在艺术上呢？”我阿。
他顿了顿说：“我想让你与我一起去西藏。西藏是我们杭州的姐妹城市，布达拉宫是没有理由不去的。我将行期安排到五月劳动节前后，到时你再请几天假就行了。”
“我走不开的。四月底出版社要在南京开个图书会议。”可里安说：“那就换到暑假，到时把达琳也带上？”
我只好说一切随缘吧！
里安拿出来一瓶酒，又递过来两只杯子和烤鸭。一酒和烤鸭的味道都不错。只是他的杯子和碗都积着厚厚的污垢，让我有点受不了。
“池青青，你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说着从桌上滑下一只手伸向我，攥住我的一只手。
可我的沉默是因为听见窗外汽车喇叭的嘈杂声，就想起一片宁静的乡村风光。那里金黄的干草堆，凋敝的秃树，空旷的农舍以及一片片摇曳的水稻，都具有一股与城市景观迥然不同的独特韵味。
我终于被他攥住我的手而按捺不住地说：“我喜欢乡村。”
里安说：“乡村倒是比城市宁静，没人知道你是谁。”
我说：“我就是不喜欢别人知道我是谁。”
里安给我添了酒，说：“那你喜欢隐居？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想到隐居？”世界正热热闹闹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呢！
我说：“我的心太疲劳了。我害怕阳光和人群，更害怕像迷宫一样庞大的中国式人际关系。所以独自隐居是我最好的归宿。”
“男女不一样，有时女人能躲开的男人就要挺而走险地去面对和承担。”
我们相识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里安白皙瘦弱的外表里隐含着力度与深刻。我有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当然，我能理解你说的。”
里安笑了起来：“说这些多没意思，干杯吧！干杯！”里安把酒杯举得高高的，一口干完后莫名其妙地说：“呵，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里安压低了声音说：“我喜欢你！”
我一时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就没吭声。
其实，我不想谈两人的关系，也不想听到他这样的话。可我们又是一通干杯，烤鸭没吃完，酒瓶就空了。这时我想起许多年前歌星程琳在我们省体育馆穿着一身黑衣唱《酒干倘卖无》的情景，便哼了两声。
里安讥讽地说，电视上很少有美声唱法，尽是些三四流的通俗歌手在登台亮相。电视除了新闻以外，耗费人时间最多的要算那些低级庸俗的娱乐文化了。里安说他不看电视，他宁愿去西湖边保椒路尽头一座叫做“兰桂坊”的酒吧。那儿迎接你的是萨克斯管与钢琴现场演奏的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昔日重回》《绿袖子》《阿尔汉布拉的回忆》。你只要在音乐声中穿过店堂，找个舒适的位置坐下来看看菜单，选一杯巴西或哥伦比亚咖啡豆现磨的咖啡，再来两三碟意大利、法国风味的西餐小食，便可享受异国情调了。如果你不喜欢古典音乐，那么就看些迈克·杰克逊或惠特尼·休斯顿的现场演唱会影碟片，甚至还有那《猫和老鼠》的动画片。
“你忘了你是中国人了。”我听得有点不耐烦地望望窗外说。
里安嘿嘿笑了一下，忽然像是爆发出一股勇气，猛地抓住我的肩，把他的面颊贴在我的脸孔上。顿时他的面颊仿佛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烫得我慌乱地逃了开去。
我本来不想告诉他周树森的故事，可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丧失了对他倾诉衷肠的热情。我打算离开时，电话铃响了。里安对着话筒说了一大堆平面图、布局等装璜设计的行话，然后用手比划着告诉我，意思是他的装璜公司接到了一笔大业务。
我与达琳回到自己的家中。我旋亮钢琴上的一只微黄的台灯，达琳就自觉地坐到琴凳上演奏《lovestory》爱情故事这部影片里的插曲。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那个黑头发的姑娘被奥列佛四世所爱，他们历尽艰辛，当爱终以幸福结合的时候，那女孩得了白血病死了。而这时画面出现滑冰场的看台上那个男低音忧伤的诉说，他诉说着充满爱的往事。但往事如烟，在戏剧性的快节奏的音域宽广节奏很快的琶音之后，一切又归于了平淡。达琳的演奏技巧已接近了标准。只是我脑海里那个看台上的男人形孤影单，再也没有了黑头发姑娘百灵鸟般清纯而响亮的笑声。我对达琳说：“要弹得如泣如诉地……”可达琳问：“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想再听听你为童话故事《小红帽》谱写的一首钢琴曲。”我吻了一下达琳的额头说。
达琳爽快地答应着。她谱写的曲子弦律极简单，但理想与愿望的情调却异常鲜明。她是我唯一的女儿，也是我唯一的私人财产。我牵着她的手走上了漫漫的铺满荆棘的人生之路，也牵着她的手随风漂泊，在生之过程中寻找精神家园。
如今达琳已经六周岁了。她的体型很漂亮。腿很长，健康而又充满弹性。这些天她穿一件我编织的黄色毛衣和一条黑色健美裤，常常在楼下院子里骑一辆20寸的小自行车。她很快学会了骑车，像大孩子一般在黄昏的夕阳中，她显得那么矫健。可晚上的她还要抱着一只玩具小动物白布狗睡觉。她喜欢动物，最喜欢《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也最喜欢到野生公园去。
现在我把阳台上的金鱼缸搬进房厅来，那里游着金冠、小红帽、黑水手三条金鱼，每天晚上达琳总要给它们喂一些小金虾，与它们默默地对对话。而这时我就围上围裙，去整理房间和洗换下来的脏衣服。
电话铃响了起来。
家明在电话的那头说，他有一种被人远掷千里之外的苍凉感。他想与达琳说说话。于是我把话筒交给达琳，可达琳对着话筒大声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家？”
达琳毕竟还太小，许多事情她都不明白，也没有必要让她明白。我从达琳手中又接回话筒对家明说：“你别用心险恶，别再来烦我们，我不会与你复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