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青年》脱离了关系后，胡适除了一直在燕园中忙着做学问之外，他还一直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中国是应该选择陈独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应该像美国一样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整整困扰了胡适好几年，他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他非常希望踏上苏联那个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顶礼膜拜的“革命圣地”去看一看。令胡适感到幸运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中方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次年7月，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三位委员之一的胡适，从北京启程经哈尔滨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他从1917年由美国返回国内九年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这趟行程中第一站就是他一直渴望“一探究竟”的莫斯科。
当火车穿过茂密的森林和辽阔的田野驶进莫斯科之后，第一次站在“红色主义之都”的胡适在第二天就去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详细地了解了这个令全世界都瞩目的国家的革命历程，此后他又随着两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参观考察了莫斯科的监狱和大学……
由于胡适的此次行程的终点站是英国而不是苏联，所以他在莫斯科只停留考察了三天。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三天之内，这个红色国度的变革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深受震撼，让他觉得苏联“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离开之际，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到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伦敦之后，胡适仍然沉浸在考察莫斯科之时的激动情绪之中，他又马上给好友徐志摩写了两封信，在信中称赞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对苏联的教育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大加赞扬。
胡适的这些信在寄回国内之后，不但在朋友间传阅开来，也被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朋友发表在了报纸上，立即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1926年的中国正处在北伐战争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思想的碰撞甚为激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正在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革命政策。所以，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所写的这些赞扬苏联的信件一经发表，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当然，也有许多对苏联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在读到胡适的些信件之后，纷纷指责胡适“赞成苏俄的论调”不合时宜，有的人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事实上，胡适早在抵达苏联的一个多月前就在报纸上发表过称赞社会主义的话：“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那么，此时的胡适是不是真的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了呢？答案是没有，或者说他并不是真正的赞同社会主义。其实，他真正所赞同的社会主义，是像他所想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当时，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对他心目的社会主义做出了描述：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
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胡适又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这一次他不再是来求学，而是想观察一下美国的社会情况——到底是选择信仰苏联还是选择信仰美国？
不过很快，主张“自由的社会主义”的胡适就作出了他的决定：信仰美国。
1926年的农历除夕日，胡适乘坐“American 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顺利抵达纽约。再次回到纽约，繁华的街景依稀可以看出当年临走时的模样，但是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却又显得那么的陌生。而让胡适感到最为不可思议的就是纽约街头往来穿梭的汽车，不论是在热闹的街头还是在静谧的乡间大道上都随时能看见汽车的身影。几天之后，他又在纽约的《国民周报》（The 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
全世界共有汽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汽车22330000辆。
美国的汽车数量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1926年，美国造的汽车总计450万辆，出口50万辆。
再次回到美国的胡适整天都忙着与老朋友们会面。一天，胡适受朋友的邀请前往费城做演讲，演讲结束之后随朋友到郊区去闲逛。当他和朋友走到一座教堂门口的时候，发现教堂门口的草坪上竟然停着几百辆汽车。看到这一场景，胡适一时感到很不可思议，虽然这些日子他经常看到汽车从他面前飞驰而过，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辆汽车停在一座不起眼的乡间小教堂前。于是，他转过头来问身旁的朋友：“这里是在开一场汽车比赛吗？”那位朋友听完后，笑着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工地，说道：“你看那边不是在盖房子吗？这些车都是那些盖房子的工人开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每天看到的是收入丰厚的工人开着汽车去工作，夜晚住在乡村木屋里的大学老师们一大早开着汽车去上课，孩子们上学之时都有公共汽车接送，新鲜的牛奶、鸡蛋、蔬菜等物品每天都用汽车运进城里来，有的人家周末全家坐着私家车出去度假旅行。对此，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美国是汽车上的文明，而中国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
此后的几个月内，美国社会的繁华和文明程度令胡适为之倾倒，他直接选择“信仰美国”——汽车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让汽车走进了美国居民的家庭；所得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大税收；普通民众都可以以购买股票的方式成为企业的股东。他接受朋友的邀请参加了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 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会上的一位普通蓝领工人站起来说他所处的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而这句话让胡适很有感触……
凡此种种，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胡适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他说：“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所以，胡适选择了信仰美国。与此同时，他也找出了“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的原因，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提出几个答案：
（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
（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
（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
在成为美国牌“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之后，胡适却并没有在美国逗留太久——1927年春天，胡适从美国的西雅图出发转道日本回到了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