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要是生在今天，恐怕也就不会生气，不会震怒到这种程度了。恐怕他简直来不及生气，而且也绝对犯不着震怒了。面对现代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于吉，他纵然是小霸王，也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
这些现代于吉，无一不披着科学的外衣，无一不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而且也无一不是被官方、半官方、有识之士、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士所支持、倡导，或默许、鼓励的。这些很难说是科学的或伪科学的，介乎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种种气功法力、万应金丹、特异功能、圣水巫术，也许有朝一日验证为确实的毫不含糊的科学；也许终究被拆穿不过是“仙人摘豆”之类的骗人骗钱的把戏。但能使众多的信徒如醉如痴，像大清王朝末年间京城到处设坛焚香、扶清灭洋的义和拳，念念有词，硬是相信会刀枪不入的狂热一样，是无法不令人为之讶异的。“于吉现象”的存在，从古至今，是可以发现很多奇怪的惊人一致之处。
孙策最后金创迸发，二十六岁死于非命，看来确实是少年气盛，未能明白“于吉现象”的出现，至少有三个因素是他不能左右的：一、翻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倘非百分之百的迷信，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相当迷信的，明里、暗里、潜意识里服膺于神仙鬼怪、阴阳八卦、会道教门、邪术神功。于是“上有好兮，下必甚焉”，拿今天的话说，叫领导支持。二、因为中国老百姓有浓重的迷信基础，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基本上是无助的——而所有的于吉，都是以济世救人的面目出现，所以极容易招徕虔诚的信徒。黄巾的张角是施符水治病，于吉也是施符水救人万病；义和团设厂拜坛，习武练功，也是互救共济性质的。因此，有群众基础。三、从史书上看，通常是在乱离之世，人心浮动、劫覆难定的情况下，便有这种似科学又非科学，似宗教又非宗教，似组织又非组织的精神团体的出现。汉末的黄巾，清末的义和团，产生的大背景是和当时的国势相联系的。
所以孙策断定“汝即黄巾张角之流”，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然而他敌不过“诸将互相耳语，纷纷下楼”，也就是官方半官方这种匪夷所思的态度，也敌不过从他母亲起就形成的一个迷信得根深蒂固的社会，于是，他只有死之一途了。
却说孙策自霸江东，兵精粮足。建安四年，袭取庐江，败刘勋；使虞翻驰檄豫章，豫章太守华歆投降。自此声势大振。乃遣张纮往许昌上表献捷。曹操知孙策强盛，叹曰：“狮儿难与争锋也。”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两家结婚。留张纮在许昌。孙策求为大司马，曹操不许。策恨之，常有袭许都之心。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乃暗遣使赴许都，上书于曹操。其略曰：
和亲，作为手段，强者对强者，是一种示好，对半强者，是一种笼络，对弱者，是一种安抚。但和亲通常也不是万灵良药，决定利害关系的，最终还是实力。历来中央集权政府，都采取西汉晁错的削藩政策，免得尾大不掉。
孙策骁勇，与项籍相似。朝廷宜外示荣宠，召还京师，不可使居外镇，以为后患。
使者赍书渡江，被防江将士所获，解赴孙策处。策观书大怒，斩其使，遣人假意请许贡议事。贡至，策出书示之，叱曰：“汝欲送我于死地耶？”命武士绞杀之。贡家属皆逃散。有家客三人，欲为许贡报仇，恨无其便。
一日，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赶起一大鹿，策纵马上山逐之。正赶之间，只见树林之内有三个人，持枪带弓而立。策勒马问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韩当军士也，在此射鹿。”策方举辔欲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策大惊，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剑刃忽坠，止存剑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正中孙策面颊。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应弦而倒。那二人举枪向孙策乱搠，大叫曰：“我等是许贡家客，特来为主人报仇。”策别无器械，只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战不退。策身被数枪，马亦带伤。正危急之时，程普引数人至。孙策大叫：“杀贼！”程普引众齐上，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看孙策时，血流满面，被伤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救回吴会养病。后人有诗赞许家三客曰：
孙郎智勇冠江湄，射猎山中受困危。
许客三人能死义，杀身豫让未为奇。
《三国演义》一再宣扬的以死报主的思想，最为统治者欢迎。
他的谋士虞翻早劝过他：“明府喜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他答应过：“君言是也！”结果，说归说，做归做，以至毙命，这真值得那些言行两违者引以为戒的。
却说孙策受伤而回，使人寻请华佗医治。不想华佗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吴。命其治疗。其徒曰：“箭头有药，毒已入骨，须静养百日，方可无虞。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治。”孙策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将息到二十余日，忽闻张绂有使者自许昌回，策唤问之。使者曰：“曹操甚惧主公，其帐下谋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策曰：“郭嘉曾有何说？”使者不敢言。策怒，固问之。使者只得从实告曰：“郭嘉曾对曹操言：‘主公不足惧也。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策闻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许昌！”遂不待疮愈，便欲商议出兵。张昭谏曰：“医者戒主公百日休动。今何因一时之忿，自轻万金之躯？”
正话间，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策唤入，问之。震具言袁绍欲结东吴为外应，共攻曹操。策大喜，即日会诸将于城楼上，设宴款待陈震。饮酒之间，忽见诸将互相偶语，纷纷下楼。策怪问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从楼下过，诸将欲往拜之耳。”策起身，凭栏视之，见一道人身披鹤氅，手携藜杖，立于当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策怒曰：“是何妖人？快与我擒来。”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未可轻渎。”策愈怒，喝令速速擒来，违者斩。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楼，拥于吉至楼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贫道乃琅玡宫道士。顺帝时曾入山采药，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号曰《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皆治人疾病方术。贫道得之，惟务代天宣化，普救万人，未曾取人毫厘之物，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饮食，从何而得？汝即黄巾张角之流。今若不诛，必为后患。”叱左右斩之。张昭谏曰：“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并无过犯，不可杀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杀之何异屠猪狗！”众官皆苦谏，陈震亦劝。策怒未息，命且囚于狱中。众官俱散。陈震自归馆驿安歇。
如今，已非孔夫子所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年头了，一场气功或特异功能的表演，常能达到倾城出动的程度，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
孙策要是见到现在那些满地打滚，走火入魔的信众，更不知该如何了？
孙策归府。早有内侍传说此事与策母吴太夫人知道。夫人唤孙策入后堂，谓曰：“我闻汝将于神仙下于缧绁。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术惑众，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劝解。策曰：“母亲勿听外人妄言，儿自有区处。”乃出唤狱吏，取于吉来问。原来狱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狱中时，尽去其枷锁，及策唤取，方带枷锁而出。策访知，大怒，痛责狱吏，仍将于吉械系下狱。张昭等数十人连名作状，拜求孙策，乞保于神仙。策曰：“公等皆读书人，何不达理？昔交州刺史张津听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红帕裹头，自称可助出军之威，后竟为敌军所杀。此等事甚无益，诸君自未悟耳。吾欲杀于吉，正思禁邪觉迷也。”
由此可以看到，迷信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也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要大家都明白了，还有什么迷信的市场？
吕范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风祷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赎罪？”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于狱中取出于吉，开其枷锁，令登坛求雨。吉领命，即沐浴更衣，取绳自缚于烈日之中。百姓观者，填街塞巷。于吉谓众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万民。然我终不免一死。”众人曰：“若有灵验，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气数至此，恐不能逃。”少顷，孙策亲至坛中，下令：“若午时无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积干柴伺候。将及午时，狂风骤起，风过处，四下阴云渐合。策曰：“时已近午，空有阴云而无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将于吉扛上柴堆，四下举火，焰随风起。忽见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声响亮，雷电齐发，大雨如注，顷刻之间街市成河，溪涧皆满，足有三尺甘雨。于吉仰卧于柴堆之上，大喝一声，云收雨住，复见太阳。于是众官及百姓共将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绳索，再拜称谢。孙策见官民俱罗拜于水中，不顾衣服，乃勃然大怒，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妖人偶乘其便，尔等何得如此惑乱？”掣宝剑令左右速斩于吉。众官力谏，策怒曰：“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众官乃不敢复言。策叱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只见一道青气，投东北去了。策命将其尸号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
这场面很容易令人想起那些特异功能表演、带功发功讲座。不过，于吉是不收费的，现代人讲实惠，不买门票，就看不到这种热闹了。
这种精神不死的自慰法，是某些人的一大发明。于是连头掉了，也不大在乎的。
是夜风雨交作，及晓，不见了于吉尸首。守尸军士报知孙策。策怒，欲杀守尸军士。忽见一人从堂前徐步而来，视之，却是于吉。策大怒，正欲拔剑斫之，忽然昏倒于地。左右急救入卧内，半晌方苏。吴太夫人来视疾，谓策曰：“吾儿屈杀神仙，故招此祸。”策笑曰：“儿自幼随父出征，杀人如麻，何曾有为祸之理？今杀妖人，正绝大祸，安得反为我祸？”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决不能为祸，何必禳耶？”夫人料劝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
任何成为社会兴奋点的纷扰现象，都兆示着政治环境中的矛盾存在。江东孙氏父子与中原渐行渐远的分离政策，显然还未取得地方实力派的认同。而服膺正朔的名门望族，也未必达成共识，于是就借神神鬼鬼来发难了。
是夜二更，策卧于内宅，忽然阴风骤起，灯灭而复明。灯影之下，见于吉立于床前。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诛妖妄，以靖天下。汝既为阴鬼，何敢近我？”取床头剑掷之，忽然不见。吴太夫人闻之，转生忧闷。策乃扶病强行，以宽母心。母谓策曰：“圣人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又云：‘祷尔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杀于先生，岂无报应？吾已令人设醮于郡之玉清观内，汝可亲往拜祷，自然安妥。”策不敢违母命，只得勉强乘轿至玉清观。道士接入，请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谢。忽香炉中烟起不散，结成一座华盖，上面端坐着于吉。策怒，唾骂之。走离殿宇，又见于吉立于殿门首，怒目视策。策顾左右曰：“汝等见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见。策愈怒，拔佩剑望于吉掷去，一人中剑而倒。众视之，乃前日动手杀于吉之小卒，被剑斫入脑袋，七窍流血而死。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观，又见于吉走入观门来。策曰：“此观亦藏妖之所也。”遂坐于观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毁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却见于吉立于屋上，飞瓦掷地。策大怒，传令逐出本观道士，放火烧毁殿宇。火起处，又见于吉立于火光之中。策怒归府，又见于吉立于府门前。策乃不入府，随点起三军，出城外下寨，传唤众将，商议欲起兵助袁绍，夹攻曹操。众将俱曰：“主公玉体违和，未可轻动。且待平愈，出兵未迟。”是夜孙策宿于寨内，又见干吉披发而来。策于账中叱喝不绝。
在一个迷信思潮泛滥成灾的社会里，编出这类富于想象力的故事，而且言之凿凿，是不费难的。
次日，吴太夫人传命，召策回府。策乃归见其母。夫人见策形容憔悴，泣曰：“儿失形矣。”策即引镜自照，果见形容十分瘦损，不觉失惊，顾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见于吉立于镜中。策拍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昏绝于地。夫人令扶入卧内。须臾苏醒，自叹曰：“吾不能复生矣。”随召张昭等诸人及弟孙权，至卧榻前，嘱付曰：“天下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大可有为。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绶与孙权曰：“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权大哭，拜受印绶。策告母曰：“儿天年已尽，不能奉慈母。今将印绶付弟，望母朝夕训之。父兄旧人，慎勿轻怠。”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当复如何？”策曰：“弟才胜儿十倍，足当大任。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嘱之也。”又唤诸弟嘱曰：“吾死之后，汝等并辅仲谋。宗族中敢有生异心者，众共诛之。骨肉为逆，不得入祖坟安葬。”诸弟泣受命。又唤妻乔夫人谓曰：“吾与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须孝养尊姑。早晚汝妹入见，可嘱其转致周郎：尽心辅佐吾弟，休负我平日相知之雅。”言讫，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岁。后人有诗赞曰：
独战东南地，人称小霸王。
运筹如虎踞，决策似鹰扬。
威镇三江靖，名闻四海香。
临终遗大事，专意属周郎。
和孙坚一样，作为遗嘱，再次肯定东吴的国策，四个字，便是保全江东。
孙策既死，孙权哭倒于床前。张昭曰：“此非将车哭时也，且一面治丧事，一面理军国大事。”权乃收泪。张昭令孙静理会丧事，请孙权出堂，受众文武谒贺。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昔汉使刘琬入吴，见孙家诸昆仲，因语人曰：“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永。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年，众皆不及也。”
且说当时孙权承孙策遗命，掌江东之事。经理未定，人报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吴。权曰：“公瑾已回，吾无忧矣。”原来周瑜守御巴丘，闻知孙策中箭被伤，因此回来问候。将至吴郡，闻策已亡，故星夜来奔丧。当下周瑜哭拜于孙策灵柩之前。吴太夫人出，以遗嘱之语告瑜。瑜拜伏于地曰：“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少顷，孙权入。周瑜拜见毕，权曰：“愿公无忘先兄遗命。”瑜顿首曰：“愿以肝脑涂地，报知己之恩。”权曰：“今承父兄之业，将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权曰：“先兄遗言：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瑜曰：“子布贤达之士，足当大任。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辅将军。”权问：“何人？”瑜曰：“姓鲁名肃字子敬，临淮东川人也。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早年丧父，事母至孝。其家极富，尝散财以济贫乏。瑜为居巢长之时，将数百人过临淮，因乏粮，闻鲁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肃即指一囷相赠，其慷慨如此。平生好击剑骑射，寓居曲阿。祖母亡，还葬东城。其友刘子扬欲约彼往巢湖投郑宝，肃尚踌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权大喜，即命周瑜往聘。瑜奉命，亲往见肃，叙礼毕，具道孙权相慕之意。肃曰：“近刘子扬约某往巢湖，某将就之。”瑜曰：“昔马援对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吾孙将军亲贤礼士，纳奇录异，世所罕有。足下不须他计，只同我往投东吴为是。”肃从其言，遂同周瑜来见孙权。权甚敬之，与之谈论，终日不倦。
孙策杀于吉，正史《三国志》未载，只是裴松之注此书引用过《江表传》中这段传闻。因与《搜神记》中于吉事不同，所以，裴注以“未详孰是”表示存疑。但这件野史稗闻，正好说明了当一个社会进入转型期后，新的文明浪潮势必冲击旧的制度，那些桎梏社会进步的人伦纲常、道德规范、章法仪式、思想意识，都濒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代表着封建迷信、落后黑暗的那一部分势力，必然要和那些面对着改革变动，或茫然失措、或顽固抵触、或不及适应、或犹豫观望的大多数人集合起来，抵制这种新的变化。而主要手段就是掀起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心理，使社会文化积淀中最阴暗的诸如炼丹采补、长生不老、功法道门、来世转生、风水阴阳、符咒谶语、神魔鬼怪、巫术蛊惑，猖狂地复活，并且堂而皇之打出科学的旗帜，泛滥起来。江东经孙坚孙策两代的巩固拓展以后，大量吸收逃避中原战乱的北方精华，开发本来就很富庶的经济，在政治上，吴越地区也由纷乱割据形成统一的格局。所以，处于改革变动之中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出现于吉这样的事件，是不奇怪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鲁肃称得上是东吴孙权的思想库，但在《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鲁肃的形象，则是近乎呆气的老好人，这显然有背历史。
选择，这是最起码的自由。
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夜半，权问肃曰：“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肃曰：“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次日厚赐鲁肃，并将衣服帏帐等物赐肃之母。肃又荐一人见孙权，此人博学多才，事母至孝，复姓诸葛，名瑾字子瑜，琅邪南阳人也。权拜之为上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权依言，乃遣陈震回，以书绝袁绍。
以积极进取的保全，来代替消极防御的保全，鲁肃此计，奠定了吴在魏、蜀之争中相对从容的局面。在任何情况下，被动不如主动，即使在完全的劣势下，也不应该坐等一败涂地的结局，而无所作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战略思想是鲁肃而非诸葛亮最先提出的。
却说曹操闻孙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张纮谏曰：“乘人之丧而伐之，既非义举；若其不克，弃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说，乃即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即令张纮为会稽都尉，赍印往江东。孙权大喜，又得张纮回吴，即命与张昭同理政事。张纮又荐一人于孙权。此人姓顾名雍字元叹，乃中郎蔡邕之徒。其为人少言语，不饮酒，严厉正大。权以为丞，行太守事。自是孙权威震江东，深得民心。
且说陈震回见袁绍，具说：“孙策已亡，孙权继立，曹操封之为将军，结为外应矣。”袁绍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处人马七十余万，复来攻取许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复兴。
未知胜负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孙权改变其父兄好战逞勇的形象，励精图治，张纮这番劝导是起了作用的。
邪教迷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够获得生存的基础，根源在于小农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普遍贫穷现象。贫穷，则落后，则愚昧；而落后，愚昧，则是邪教迷信得以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在不可抵抗，无法预防的天灾人祸面前，深感命运之叵测，得失之难料，生死之未卜，存活之匪易，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无能，对于统治者的无奈。因此，文化程度相对低下，文明熏陶相对缺失的普通民众，最容易接受邪教迷信，来填补精神上无可依傍的心理空间。
越是无知，越是盲目，越是头脑简单，越是容易受骗上当，也越能成为最坚定的信徒，这也是我们这些年看到那些丑恶表演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