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世说新语》）
真是一凤么？谈到叶灵凤时，我想到的却是两凤——叶灵凤和郭林凤。
人们知道，叶灵凤是三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作家。郭林凤又是什么人？两凤之间又有什么渊源？
这就要先提一提另一位作家，真真正正的香港作家侣伦。这位严肃地从事写作生涯六十年，今年三月底才在香港去世的李林风（他的本名），在叶灵凤一九七五年离开人间以后，在他的《故人之思》的散文中，写出了当年两凤双飞到香港的一段往事。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两人已经是夫妇，他们从上海南下，打算经香港到广西郭林凤的家乡。那时候郭林凤连带叶灵凤都成了新闻人物。上海郭家的一对男女佣工，因恋爱受到雇主家一些人的干预，愤怒中起了杀机，来了个香港人口中的“六国大封相”，广东话的“岔家铲”——灭门，用菜刀把雇主全家都杀了，然后双双远走高飞。郭林凤的母亲是女主人，不免惨死，尽管棒打鸳鸯的不是她而是别的人。郭林凤已经结婚不在娘家，得免于祸。伤心之余，就由叶灵凤陪了她还乡消愁散心，她广西的家中还有老父。到了香港，居然“流连忘返”，住了几个月，心情好了，连广西也不去，就回上海了。那时正是叶灵凤在编《戈壁》和《现代小说》时期，大约也抽不出太多的时间再去云游桂海。
不是侣伦这样怀旧，一般朋友还以为叶灵凤是一九三八年才初到香港，而后长住下来的。
侣伦在《故人之思续笔》中，又写了郭林凤一九三一年孤凤南飞回广西，叶灵凤不再同行，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夫妇。还说郭林凤有一篇散文《别柬》谈到这件事。这就告诉人们：郭林凤也是有写作的。
说了这些，主要是想说明一下，叶灵凤早年的小品集中，第一辑就是《双凤楼随笔》，这双凤就有着这么一个背景。有人说，原名叶韫璞的叶灵凤，其所以要改名，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是不是这样，那就待考了。
不过，从此却有了除叶灵凤以外，灵凤、凤、林风、临风、风、叶林丰、林丰、丰和亚灵、L。F。这许多个不同的笔名，全都是脱胎于叶灵凤的。虽然有这样成十个笔名，但人们熟知的却还是叶灵凤。
到了晚年，他用了霜崖这个笔名，又把所写的文字命名为霜红室随笔。他在香港是有些名气的藏书家，但却没有听他谈起，他的书斋就叫霜红室；到他家中，也从没见过写着“霜红室”的横额。霜红室是只存在于笔底纸上的。
这里说他写的文字都叫随笔，是因为他抗日战争后到了香港长住下来，尽管每天都离不开笔墨，却从此不再写小说了。他早年在上海虽然也写小品随笔，却是以小说知名于文坛，和穆时英、刘呐鸥等同是“新感觉派”的小说家。有一点还没有弄清楚：日军占领香港时期，在《香岛月报》上，他有一个长篇连载《南荒泣天录》，看这名字，像是小说。这一杂志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创刊的，只出了两期日本就投降，杂志也就停刊。他的《泣天录》虽然没有写完，也没再写下去。推想这很可能是以南宋在广东抗元的故事为背景的一个历史小说。由于只看到杂志的广告，没有看到杂志本身，因此就只能推想了。
如果是这样，这显然是在日军统治之下，寄故国之思，扬民族大义的作品。叶灵凤当年不是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的。
我看到过他一九四四年写南明的一篇：《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它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的副刊《侨乐村》上。这使人想起郭沫若那篇名文：《甲申三百年祭》。他当时当然不可能看到郭沫若那篇文章，却同样的选择了这个题材。他在文章中说：“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若是能获得吴三桂等明末诸将领的合作，以民族的立场，抵抗外来的游牧民族，则明末以后的中国历史或者会是另一番面目，也许说不定。”紧接下去又说：“可是当时的武人没有这抱负，文臣更没有这头脑，甚至当清师大军南下之际，马阮弄权，左良玉传檄申讨，偏安江南的小朝廷，为了门户权利的成见，甚至主张宁可君臣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北兵犹可议款，左逆若负万岁，吾君臣犹死耳’（见《南明野史》），以这样的门户见解，想要抵御外来的侵略，完成中兴局面，即使多出几个史可法，也不过历史上多几个死难忠臣，于大局是无补的。”在日军的刺刀下，能这样提倡团结抗战的主张，尽管是含蓄地借古喻今，也是不容易的事，需要一点勇气的吧。
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勇气的例证。一九四二年香港的《新东亚》月刊上，刊有叶灵凤的《吞旃随笔》，一题而又有三题，是《伽利略的精神》、《火线下的〈火线下〉》和《完整的藏书票》三篇文章。首先注意到这一文章的是对香港文学有切实研究的小思（这方面的新著作是《香港文纵》）。她指出：“在总题之后，作者先引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中四句话：‘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种安排，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叶灵凤的用心。”
小思进一步分析：“首先说总题：‘吞旃’，典出自《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匈奴单于为了迫降苏武，把他幽禁起来，‘绝不饮食，天雨雪，武汲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据颜师古注：‘咽，吞也。”吞旃随笔，分明就表示了取题人的处境及以苏武不屈的自况。”
这使人想起当年流行的一首歌唱苏武的歌曲，“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旃和毡是相通的，苏武当时被匈奴扣留下来，住的是用毡搭成的穹庐，要吞毡毛，是不会缺乏这“食料”的。
这又使人想起周作人来。日军占领北平后，朋友们劝他南下，他表示有家累行不得也，要留在沦陷区做个持节的苏武，不做屈降的李棱，后来他不仅没有能做苏武，而且比李陵更甚地做起“华北教育总署”的“督办”来了。叶灵凤是熟悉这件事的。当他陷身日军占领下的香港的第二年，就默默地以这“吞旃”明志，不作宣传地做起苏武来了。当时当然不可能宣传，就是抗战胜利后，他也从未以这样的文章作事后的宣传。不是小思以慧心慧眼看出，很可能就没有人知道叶灵凤当年的这一用心。
叶灵凤的苦心还不止此。小思继续分析说：“再说引用《九歌》中四句，首两句是鸟当集木颠，却在苹中；罾当在水中，却在木上，是‘所愿不得失其所也’。（见王逸《楚辞章句》）后两句是心有所思而不敢言，含意就更明显了。在日治时代，公然白纸黑字印出这些句子来，毕竟是很冒险的，万一日本人懂得这些典故，或一两个中国人不怀好意漏了风声，那就后果堪虞。”
好在日本人到底被瞒过了。正像他“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到抗战的大后方，也被瞒过了一样”。这里的“我”，是曾有香港“金王”之称的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汉辉。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日军占领香港后，国民党负责搜集日军情报的某某人，“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如是者营运了差不多将有一年之久”。这里说“配合”叶灵凤，可见叶灵凤是比他更早就接受了这样的“敌后工作”的。
不能把叶灵凤称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其实也是“配合”，而不是什么专业人员。他不过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陷身“曹营”，不忘“汉室”，尽可能做点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事，以求心安而已。和纸上“吞旃”一样，这一年之久的“情报”工作，他也是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向人作自我标榜以“表功”的，如果不是胡汉辉夫子自道，这件事也就湮没无闻了。
一样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还有另一件事。人们都听说诗人戴望舒在日军占领香港时坐过牢，却不知道一直对戴望舒有所照料的叶灵凤也坐过牢。同样是时间不长，几个月后就出狱了。他夫人赵克臻对子女说，算命的真灵，说没有什么，不到中秋就会放出来的，果然，中秋的前一天就回了家。我是最近才听说这事，还来不及向她了解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具体情况又怎么样。但从她们一家人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件重要的事向人们宣扬，相信这不会是子虚乌有。至于叶灵凤自己，无论口头笔底，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从“吞旃”，到“情报”，到坐牢，很可以看出叶灵凤性格上的一种特色；为正不在多言。还可以看出，他不是志士，只是有良心的人。
但在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他也不是没有可以引人议论之处的。
日军占领香港后，他工作所在的大冈公司是日军文化部的，他文章发表之处的《新东亚》月刊也是日军文化部的大同印务局的。就在《吞旃随笔》刊出的同一年，他又是日军报道部选派到东京出席“大东亚文学家会议”的两名香港代表之—。
不过，没有看到他在这个会议中发表过什么荒唐的谬论，如果有，应该少不了报道的。而在可能是他自办的《大众周报》中，每期都有署名“丰”的《小评论》，就看到的几篇来说，也多是不痛不痒的文字。这一切看来属于负面的东西，似乎并不能掩盖“吞旃”、“情报”和坐牢的正色。
旧版《鲁迅全集》（一九五七）的注文，说叶灵凤“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不能说它毫无“似是”的根据（连戴望舒在抗战胜利后也被检举过曾经“附敌”呢）；而“文革”后新版的《鲁迅全集》（一九八一），注文中替他摘下了“汉奸文人”的帽子，就更不能说不是实事求是的平反了。
抗战胜利后，新中国建立前，当他的老朋友潘汉年在领导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时，他是认真地做过一些“配合”工作的。他照样没有标榜过，这也很符合他的性格，何况潘汉年后来也成了多年的“问题人物”，这就更是要标榜也无从标榜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是被戴上了“汉奸文人”的帽子，一边又被邀请访问北京。有趣的这都是一九五七年发生的事。五九年他又应邀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六五年还被邀请参加李宗仁从美国回北京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不是以记者代表他工作所在的《星岛日报》，而是以作家的个人身份参加的。当时《星岛日报》还不会派记者到北京采访，他接受邀请也得有一点不怕别人给他戴“红帽子”的勇气。记得同他一起到北京的还有一位作家王季友，平日不问政治，左右两边都来往，都写稿，写的打油诗很有名，正经的诗词也有研究、有水平。他一到北京，感情激动，就写了一首七律，有“孤儿今日认门庭”之句，传诵一时，也因此挨了他的右派朋友的骂。
叶灵凤真可以说是一介书生。他的一生可以借用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的名字《为书籍的一生》来作概括。他不是出版家（虽然一开始就在创造社干过出版工作），只是作家——著书家和藏书家。他从二十年代中期进入文坛，到七十年代中期离开人世，半个世纪的生涯，就是不断写书，不断买书，不断读书。如果在他的生命中把书删除，那剩下的东西就没有多少了。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物证。走进了大门，大厅中是书，他夫妇的睡房是书，他儿女的睡房也是书，一屋子都是书。他没有书房，而每一个房间都是书房。也可以说那最大的一间——大厅就是书房，厅虽大，却又小，不仅四壁图书，当中也还堆了书，剩下的地方就不多了，一张大书桌被书包围着，桌上又满是书，他坐在桌前，就真是人在书中。
那也是书在人中。他的一本本随笔、译文，就是从他这个被书籍包围着的人的脑中笔下流出来的，一字一字地流出，一篇一篇地流出，一本一本地流出。这是一个人书交融的境界。
他所著的书，前半生在上海偏于小说（译的也多是小说），后半生在香港偏于随笔（译的也多是小品、随笔）。总的来看，他的随笔的成就应该在小说之上。随笔又以读书随笔和文艺随笔为多。这些随笔既富知识性，又富趣味性，作者的渊博使读者也有了博闻之乐，文字的韵味又能使人得到美好的享受。他的一些怀乡忆旧和生活小品，也是淡而有味，隽永可喜的。
不必为我们的作家讳。像香港许多为稻粱谋而“爬格子”的作者，叶灵凤也写过一些和外国“性文学”有关的文字，介绍它们的内容，或译述其中的片段，以白门秋生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白门，表示作者是南京人。《书淫艳异录》、《欢喜佛庵随笔》之类就是。有点“黄”，其实也不能算什么色情的东西，不过一般人容易另眼相看。他自己生前写了、发表了也就算了，现在听说有人搜集了准备出书。能写，也就没有什么不能出书的吧。
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最新出版、上中下三册的《读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不惜工本，不怕亏本，出了这近七十万字的叶灵凤的遗著，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两年多前，三联出了他的《香港方物志》，那是香港版的重印（香港也出过两次不同的版本）。这回的《读书随笔》却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三十年代上海版的那本《读书随笔》的重印出版，也不是六十年代香港版的那本《文艺随笔》的重印出版，它是一个全新的内容丰富的集子，把作者半个世纪中所写的这两种随笔的文章都收进去了，当然也包括了这两本已出的书，和从未出过书的《霜红室随笔》。还有在香港出版的《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中有关的文章也都选进这本书中。对于内地的读者，这些旧作都是新作，因为从未看过。这是一本集大成的书，说它是叶灵凤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也不算夸张。
在叶灵凤的笔下，爱书家是一个很突出的词，地位显然在藏书家之上。他自己当然更愿意被人称为爱书家。这或者也可以换一个似乎不雅却未尝不雅的名字：“书淫”。《书淫艳异录》，他无异于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他是一个十足的“书淫”，却不像他写的“书淫艳异”那样，有什么“艳异”不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虽然结过两次婚，第二次婚姻是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结束的。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艳遇”。他在上海时虽然有“惨绿少年”之称，这方面也缺乏可以成为人们谈助的纪录。当五十年代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以蔼然长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稀疏的灰白的头发，一副金丝架眼镜，亲切的笑容，斯文的举止，有学问有修养的谈吐，实在和鲁迅笔下的“唇红齿白”以及“流氓气”联系不起来。
使人惊异的是他居然不吸烟，从来就不吸，而不是半路戒烟。一位著名的作家，天天都在写作，深夜也在写作，怎么可能是不吸烟的呢？而他就是。他也不喝酒，还不大喝咖啡，只爱喝茶，也爱他幼年吃过的充满乡土风味的土特产，这和“洋场才子”的洋很不相称。他虽然不写旧体诗（新体也不写），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并不缺乏研究，主要是美术方面，如古代版画和石刻之类。他有志而未能完成的心愿，为长江、黄河、珠江立传，不也正是他的一颗中国心在跃动么？
据说，中国的龙不同于西方的龙。如果凤凰也有中西之分，那就可以断言，叶灵凤是一只中国凤。
一九八八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