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字是一个人用食指蘸血写的，写字时刮下了不少墙粉——这是我用放大镜看出来的——如果凶手的指甲修剪过，就不会这样了。我还从地板上发现了一些烟灰，这些烟灰颜色很深，而且呈片状。我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灰，并且写过这方面的论文，无论是什么牌子的雪茄或纸烟的烟灰，我都能分辨出来，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印度的雪茄。一个干练侦探与葛莱森、雷斯垂德之流的不同就体现在这些细微末节上。”
“红脸是怎么推测出来的呢？”我又问道。
“嗯，那是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不过我相信我是对的。在案子还没弄清前，请先别问我这个问题吧。”
我摸了摸脑袋说：“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那两人到底是怎么进的屋子，送他们去的车夫又怎么样了？一个人怎能迫使另一个人服毒？血又是从哪里来的？凶手既然不是为谋取钱财而杀人，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女人的戒指又是从哪儿来的？最主要的是，凶手在离开之前为什么要用德文在墙上写下‘复仇’的字样呢？——我没法把这些问题联起来一块想。”
福尔摩斯赞许地微笑着。
他说：“你把案子的疑点总结得很好，简明而扼要。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不够清楚，但大体上我已有了眉目。至于雷斯垂德发现的那个血字，只不过是一个圈套而已，企图让警察误以为它是什么秘密党团干的。其实那字并不是德国人写的，真正的德国人写‘A’用的是拉丁字体，而他不是。所以我敢肯定，这字绝不是德国人写的，而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人摹仿着写的，这种伎俩有点类似画蛇添足。好了，医生，我只能给你讲到这里了，要知道，魔术家的戏法一旦说穿，就得不到别人的赞赏了，同样，我把我的秘诀告诉你的话，你会认为我福尔摩斯只不过是个很平常的人罢了。”
“这哪能呢。”我说，“我觉得你差不多把侦探术发展成一门精确的科学了。”
福尔摩斯听我态度诚恳地说了这么一句话，高兴得脸都红了，就像一个姑娘听到别人称赞她漂亮时一样。
“我再跟你说一点，”他说，“死者和凶手是同乘一辆马车来的，而且还很友好似的，互挽着胳膊走过了花园小路。他们进屋后，穿漆皮靴子的死者是站着没动的，而穿方头靴子的人却在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我从地板的尘土上看出了这些情况——他越走越激动，步子也越来越大了。他边走边说着什么，最后狂怒起来，于是惨剧就发生了。现在我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其余的都是些猜测和臆断。好在我们有了着手下一步的好基础，咱们得抓紧时间，下午阿勒还有场音乐会呢，听说是诺尔曼·聂鲁达的，我想去听听。”
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车子不断地在昏暗的大街小巷穿行。最后，在一条最脏、最凄凉的巷口，车夫把车停了下来，“奥德利大院就在那边，”他指着一条黑砖墙的胡同说，“我在这等你们。”
奥德利大院是一个大杂院。我们穿过那条狭窄的胡同，便到了这个方形大院，院内是石板铺就的地面，四周有一些肮脏简陋的住房。我们从穿着破烂的孩子堆里穿过后，又钻过了几排晒着的褪了色的衣服，然后才来到46号门前。46号的门上钉了个写着“兰斯”字样的小铜牌。我们一打听，知道兰斯警察正在午睡，我们便在前边的小客厅里等他出来。
兰斯很快就出来了，不过，因为我们打搅了他睡觉，他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把我知道的都给局里报告过了。”
福尔摩斯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半镑的金币，有所暗示地在手中玩弄着。他说：“我想请你把事情从头到尾再说一遍。”
兰斯两眼盯着小金币说：“我很乐意把我知道的一切奉告给你们。”
“我想知道事情的经过，越详细越好。”
兰斯在马毛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皱起眉头，好像在下决心不让他的叙述有一点遗漏。
“这事得从头说起。”他说，“我值的是晚班，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晚上十一点钟时，白哈特街有人打架，除此外，我巡逻的地区非常平静。凌晨一点钟，天开始下雨。这时我遇到了亥瑞·摩切，他是在荷兰树林区一带巡逻的。我俩就站在享利埃塔街的拐角处聊天。到大约两点钟时，我想该去转一圈了，看布瑞克斯顿路有事情发生没有。这是条又偏又烂的路，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辆马车从我身边驶过。我慢慢走着，心想，要有一壶热酒喝喝那该多好。正想着，忽然发现那幢房子有灯光。我早知道劳瑞斯顿花园街有两幢空房子，其中一幢的最后一个房客患伤寒病死了，房东还是不愿把阴沟修修。所以我一看到那幢房子有灯光，就吓了一大跳，心想，肯定出事了。等我走到屋门口——”
“你就停住了脚步，转身又回到了小花园的门口。”福尔摩斯突然插话说道：“你为什么要转身呢？”
兰斯跳了起来，惊讶地瞪圆了大眼盯着福尔摩斯。
“天哪，确实是这样，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唉！当我走到屋门口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太冷清了，我想还是找个人和我一起进去的好。人世上的东西我并不怕，天晓得怎么回事，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患伤寒病死去的房客，也许是他来检查那条害他致死的阴沟了吧。这么一想，吓得我转身就走，退回到花园的大门口，看能不能望见摩切的灯，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吗？”
“一个人都没有，先生，连狗都没看到。我只好鼓起勇气走了回去，把门推开。屋里静悄悄的，于是我就走进了那间有灯光的房间。只见壁炉台上点着一支红蜡烛，烛焰摇摆不定，烛光下——”
“先打住。你看见的那些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在屋里走了几圈后在尸体旁边跪了下来，接着，你又走过去推厨房的门，然后——”
兰斯听到这里又突然跳了起来，一脸的惊惧和怀疑的神色。他大声说道：“你当时躲在哪儿，看得这么清楚？我想，这些事都是你不该知道的。”
福尔摩斯笑着拿出了他的名片，扔给桌子对面的这位警察。“你可别把我当作凶手逮住，”
他说，“我们其实是自己人，这一点葛莱森和雷斯垂德先生都会证明的——你接着讲下去吧，以后你又干了些什么？”
兰斯重新坐了下来，脸上仍然还有些怀疑的神色。他接着说：“我跑到大门口，吹响了警笛，摩切和另外两个警察闻声赶来了。
“当时街上没别的人吗？”
“没有，凡是正经点的人早就回家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兰斯笑了笑说：“这辈子我见过不少醉汉，可还没见过像那个家伙那样烂醉如泥的。我跑出来的时候，他正靠着门口的栏杆，大声唱着考棱班考棱班Columbine为一出喜剧中的女角。——译者注的那段小调，他醉得连站都站不稳了，这种人真拿他没办法。
”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福尔摩斯问道。
福尔摩斯这一打岔让兰斯有些不高兴，他说：“他是个很少见的醉鬼。如果当时我有空的话，我肯定会把他带到警察局去。”
“他的脸和衣服，你注意到了吗？”福尔摩斯又忍不住插嘴问道。
“我当时注意到了，我和摩切还搀扶过他呢。他是个高个子，红脸，长着一圈——”
“好了，够了。”福尔摩斯大声说道，“后来他怎样了？”
“我们当时太忙了，没工夫照看他。”他说。
接着，这位警察又很不高兴地说：“我敢打赌，他肯定还认识回家的路！”
“他穿什么衣服？”
“一件棕色外套？”
“他手里拿马鞭了吗？”
“马鞭？没有。”
“他一定把马鞭给扔了，”福尔摩斯嘀咕着，“后来你有没有见过或听到过一辆马车驶过去吗？”
“没有。”
“好了，这块半镑金币归你了，”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戴上帽子，“兰斯，我想你一辈子都得不到提升了。你那个脑袋真是白长了。本来你可以捞个警长干干的。知道吗，昨晚在你手上溜走的那个醉鬼，是这个案子的重要线索，我们正在找他。现在说什么都白搭。好了，就这样子。走吧，医生。”
说完，我们一起出来找我们的那辆马车，剩下那个警察半信半疑地呆在那儿。
在坐车回家的路上，福尔摩斯很气愤地说：“真是个蠢货！这么千载难逢的升迁好机会，竟让他白白放过了。”
“我还是弄不明白。当然那个警察说的醉鬼与你所想的凶手的情况正好符合，但他为什么要去而复返呢？”
“戒指，先生，他回来是为了戒指。要是我们没别的办法的话，可以拿这个戒指作饵，引他上钩。我一定能逮住他的，医生，我敢跟你打个赌，二比一都行，我一定能逮住他——这一切我得感激你呢，要不是你，我才不会管这个案子呢，这个从没遇到过的最好的研究机会也就错过了。我们把这次行动叫‘血字研究’吧？在这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谋杀案就像贯穿其间的一根红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找到它，把它清理出来，彻底地给以暴露。我们先去吃饭吧，然后再去听诺尔曼·聂鲁达的音乐会。她的指法简直没得说，她把萧邦的那段什么小曲子真是演奏得妙极了：特拉——拉——拉——利——利拉——莱。”
看着福尔摩斯云雀般在马车上唱个不停，我不禁想到，人类的头脑真是无所不能啊。
5广告引来了不速之客
忙了一上午后，我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所以，福尔摩斯去听音乐会后，我非常疲倦地躺到了沙发上，想睡它一两个小时，可怎么也睡不着。上午发生的事情让我静不下心来，满脑袋的胡思乱想。只要我一合眼，死者的歪扭得像猴子一样的脸就浮现在我眼前。它长得太丑恶了，如果相貌真能说明一个人的罪恶的话，我还真会感谢那个凶手，把伊瑙克·瑞伯这么丑恶的人给杀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处理问题应当公平点，因为在法律上，被害人的罪行并不能把凶手的罪行抵消。
福尔摩斯推测说，死者是被毒死的，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推测很大胆。我记得福尔摩斯曾嗅过死者的嘴唇，他肯定是嗅出什么来了，否则他不会这么说的，何况，尸体上既没跌打的伤痕，又没勒死的迹象，如果不是中毒而亡，那致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地板上大滩的血迹是谁的呢？屋里没有撕打的迹象，也没有凶器留下。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我想，不管是我还是福尔摩斯，谁都睡不安稳。从他那种镇静自如的样子看来，他已经胸有成竹了，只不过我还一时想不明白而已。
福尔摩斯很晚才回来。我想，他不可能是听音乐会听到这么晚的。他回来的时候，晚饭都准备好了。
“今天的音乐真棒！”福尔摩斯说着坐了下来，“你记得达尔文的那句话吗？他说，人类还不会说话之前，就有了创造音乐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了。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还遗留着对远古时代的一些朦朦胧胧的记忆，这也许就是人类容易被音乐感染的原因。”
我说：“这种说法太广泛了些吧。”
福尔摩斯说：“一个人要描述大自然，那么，他的想象就得像大自然一样广阔——你怎么了？布瑞克斯顿路的案子把你弄得心神不宁了吧。”
“老实说，是这样的。”我说，“经过阿富汗的那次战斗，我本该变得坚强起来。在迈旺德战役中，我曾亲眼看到战友们血肉横飞的情景，可我并没害怕过。”
“我能理解你。这个案子有点神秘，容易引起想象，一想象，恐惧也就跟着来了。你看过晚报了吗？”
“没有。”
“晚报很详尽地报道了这个案子，但它没提到抬尸时有枚女人的结婚戒指掉到地板上，不过，没提更好。”
“为什么？”
“你看看这个，”福尔摩斯说，“我们分别后，我把这则广告送到了各家报社，让他们给登上。”
他把报纸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他指着的地方。这是“失物招领栏”的第一则广告。广告是这样写的：
今晨在布瑞克斯顿路，白鹿酒馆和荷兰树林之间拾到结婚戒指一枚。请失主今晚8时至9时到贝克街21号乙华生医生处认领。
“请别介意，”福尔摩斯说，“我用你的名义打了广告。我想，用我的名字的话，可能会被一些笨蛋侦探识破我的计谋，从而插手这个案子。”
“这没什么关系，”我说，“不过，有人来领的话，我可没戒指给呀。”
“不，你有，”他说着就给了我一枚戒指，“这枚能应付过去，它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
“那么，来领取戒指的人会是谁呢？”
“唔，肯定是那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我们那位穿方头靴子的红脸朋友。即使他自己不来，他也会打发一个人来的。”
“难道他不会觉得这有些冒险吗？”
“决不会。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有很多种理由相信我没看错。那个人为了这枚戒指会冒任何危险的。我想，戒指是他俯身察看死者尸体时掉下的，他当时并没发觉。直到离开那幢房子以后，他才察觉戒指不见了，于是又急忙回去。但是，这时他发现，由于他的粗心大意，忘记熄掉蜡烛，把警察引进了屋里。他为了怕暴露自己，不得不装成一个大醉鬼。你不妨设身处地替他想想：他很有可能会以为戒指是在他离开现场后，掉在路上了。所以，他自然会急急忙忙地搜寻晚报上的招领栏目，希望有所发现。他看到我们的广告后一定会高兴得喜出望外的，怎么会想到这是一个圈套呢？他不会把戒指和谋杀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会来的，一小时内你准会见到他的。”
“他来了后我们怎么办呢？”我问道。
“嗯，到时候我来应付他。你有什么武器吗？”
“我有一支旧的军用左轮手枪，还有一些子弹。”
“你把它擦干净，装好子弹吧，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尽管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捉住他，但还是防备一下好。”
我按他的意思，回到卧室做好了准备。当我拿着手枪出来的时候，餐桌已经收拾干净了，福尔摩斯正在信手拨弄他心爱的提琴。
“案情越来越明朗了——我给美国发的电报有回音了，刚才那边的来电证明了我对这个案子的推测是正确的。”
我急忙问：“真的吗？”
“我的提琴换上新弦后更好了，”福尔摩斯答非所问，“你把手枪放衣袋里吧。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你要若无其事地跟他说话，别的由我来应付。千万别大惊小怪，以免打草惊蛇。
”
“现在八点了。”我看了一下表说。
“几分钟后，他就该到了。你把门稍微打开些。好了。把钥匙插在门里边。好，谢谢。你看看这本珍贵的古书，我昨天在书摊上偶然买到的，书名是《论各民族的法律》，用拉丁文写的，比利时列日出版社一六四二年出版。这本棕色封面的小书出版的时候，查理一世指英王查理一世。1649年1月30日，他经议会组织的法庭审判后，以民族叛徒的罪名被处以死刑。——译者注的脑袋还没掉呢。”
“作者是谁？”
“是菲利普·德克罗伊，不知是怎样的一个人。扉页上写着‘威廉·怀特藏书’，字迹褪色了。
这个威廉·怀特也不知道是谁，可能是十七世纪的一位实证主义法律家吧，连他字里都蕴含着一种法律家的风格——那个人来了，我想。”
话音刚落，门铃就大响起来。福尔摩斯轻轻站起身，把他的椅子向房门口移近了一点。接着，我们听到女仆走过走廊，打开门闩的声音。
“华生医生住这儿吗？”一个态度粗鲁但语音清楚的人问道。我们没听到女仆的回答，只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接着，有人上楼了，慢吞吞地，像是拖着脚走。福尔摩斯竖起耳朵听着，显得有些吃惊。慢慢地，脚步声沿着过道缓慢地走了过来，接着，门被轻轻地叩响了。“请进。”我大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