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应声而入的并不是一个凶神恶煞似的人物，而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蹒跚着走了进来。她刚进门时，被强烈的灯光映花了眼。她行了礼后，站在那儿，老眼昏花地看着我们，一只手颤个不停地在口袋里掏着什么东西。我看了一眼福尔摩斯，只见他非常的失望，一副怏怏不乐的样子。而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老太婆好不容易掏出一张报纸，用手指着我们登的那个广告说：“先生们，我是为这个来的。”说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广告上说，在布瑞克斯顿路捡到一个结婚戒指。这是我女儿赛莉的，她去年这时嫁给一个英国船上的会计。他回来要发现我女儿的戒指掉了，我简直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我女儿。他这人是个急性子，喝了点酒后，脾气暴得不得了——对不起，事情是这样的，昨晚她去看马戏，和——”
“这是她的戒指吗？”我问道。
“就是这枚！”老太婆叫了起来。“谢天谢地！赛利今晚可要高兴死了。”
我拿起一支铅笔问：“您住哪儿？”
“红兹迪池区，邓肯街13号。离这儿远着呢。”
福尔摩斯突然说：“布瑞克斯顿路并不在红兹迪池区和什么马戏团之间呀。”
老太婆转过头，用她的小眼睛敏锐地看了福尔摩斯一眼，说：“那位先生刚才问的是我的住址。我女儿赛莉住培克罕区，梅菲尔德公寓3号。”
“请问您贵姓？”
“我姓苏叶，我女儿姓丹尼斯，她丈夫叫汤姆·丹尼斯。在船上，他是个又漂亮又正直的好小伙子，是出了名的会计；可一上岸，又喝酒，又乱玩女人——”
“给您戒指，苏叶太太，”我按福尔摩斯的暗示把她的话打断，“看来它确实是您女儿的，很高兴它终于物归原主了。”
老太婆叽哩咕噜地说了些千恩万谢的话后，颤颤地包好戒指，装进口袋，然后蹒跚着下楼。
她刚出我们的房门，福尔摩斯就站了起来，冲进他的卧室，几秒钟后，他就穿上大衣，系好围巾出来了。福尔摩斯匆匆地说：“我得跟踪她。她一定是凶手的同党，她会把我带到凶犯那里去的。你先别睡，等我回来。”老太婆出大门后刚把大门砰地关上，福尔摩斯就下了楼。我隔窗向外望去，只见那个老太婆有气无力地在前边走着，福尔摩斯尾随在她后边的不远处。这时，我想，如果真如福尔摩斯所料的话，他现在就要深入虎穴了。即使他不让我等他，在不知道他冒险的结果前，我也会睡不着觉的。福尔摩斯是快到九点钟时出门的。我不知道他要去多长时间，只好呆在房里抽烟，看一本昂利·穆尔杰的《波亥米传》《波亥米传》是十九世纪法国剧作家昂利·穆尔杰的剧本——译者注。十点钟时，我听见女仆回房睡觉了。十一点钟，房东太太也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房睡觉了。快到十二点钟了，我才听到福尔摩斯开下面大门上的弹簧锁的声音。他走进屋来，表面上既不高兴也不懊恼。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高兴地放声大笑起来。
“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警察局的人知道这件事。”福尔摩斯说着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以前老嘲笑他们，要是这回让他们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讥笑我的，不过，我也不在乎，我迟早会把面子挽回来的。”
“到底怎么了？”我问。
“这事跟你说倒没什么。那家伙没走多远，就装作脚痛的样子一拐一拐地走路。突然，她拦了一辆路过的马车。我靠近了她一些，想听听她去哪儿。其实，我用不着这么急躁，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很大，隔着马路都能听清楚。她大声说：‘去红兹迪池区，邓肯街13号’，当时，我竟信了她的鬼话。我见她上车，就赶紧跳上了马车的后部——这是每个侦探都必须掌握的功夫——我们就这样向前行进。马车一路不停地驶着，快到13号时，我先跳下马车，装作在街上闲逛。我看见马车停了，车夫也跳下来把车门打开了，可老太婆并没有下来。我走到马车面前，车夫一边在黑黑的车厢中摸索着，一边用最难听的话骂骂咧咧。老太婆早就不见了，要她付车费已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到13号去问了一下，那里住着一个叫凯斯维克的老实的裱糊匠。他从没听过叫苏叶或丹尼斯的什么人在那里住过。”
我很吃惊地说道：“你的意思是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婆居然在你和车夫的眼皮底下跳下去，而你们全然不知？
福尔摩斯自嘲地说：“什么老太婆，我们才是老太婆呢，被人家骗得团团转。我想那人肯定是个很精明的小伙子，而且演技肯定错不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显然，他肯定知道有人跟着他，因此来了这么一招金蝉脱壳。看来我们要抓的那个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有很多肯为他冒险的朋友。好了，医生，你好像累得快不行了，听我的话，你睡去吧。”
我的确累极了，所以我就听他的话回房了。留下福尔摩斯一个人坐在微微燃烧着的壁炉边。
他那忧郁的琴声在深夜里低低的拉响，我知道，他仍在思考着这个案子。
6葛莱森大显身手
第二天，每家报纸都大篇幅地刊登了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此外，有的还特别写了社论。其中一些消息连我都不知道。至今我还保存着不少有关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犯罪史上，没有比这个惨案更为离奇的了。不知凶手出于什么动机，在墙上用德文写下了‘复仇’这个狠毒的字样。可见这是流亡的政治犯或社会党干的。美国有很多派别的社会党，死者显然是因为触犯了它们的内部法律，而被人追到这里，最后惨遭毒手……这篇报道在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玛尔萨斯原理案和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后，于结尾处向政府提出忠告，建议今后应严密监视在英国的外国人。
《旗帜报》评论说：自由党执政的时候，经常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因为民心不稳，政府措施不力。死者是一位在伦敦住了几个星期的美国绅士。他生前曾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的夏朋婕太太的公寓住过。他是和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一起来英国旅行的。他们于本月四日辞别女房东后，去了尤斯顿车站，准备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他们，此后就下落不明了。后来，巡警在离尤斯顿车站几英里远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幢空屋中发现了瑞伯先生的尸体。他是怎样来到这里以及怎样被害等情况仍是一个谜。斯坦节逊至今不知所终。据悉，伦敦警察厅的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同时侦查此案，相信不久该案便会水落石出。
《每日新闻》报道说，这无疑是一件政治案。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憎恨，很多人被驱逐到我们国家。如果我们不去追查他们的来历，还以为他们全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些流亡者之间，有一种很严格的“法规”，如有触犯，必死无疑。为查清死者生前的情况，必须把他的秘书斯坦节逊给找到。死者生前在伦敦寄住的地方已经调查清楚，案情已有重大进展。据悉，这是伦敦警察厅的葛莱森先生善于办案的结果。
福尔摩斯和我边吃早饭边看完了这些报道，福尔摩斯似乎觉得这些报道挺好笑。
“我早跟你说了，无论情况怎样，功劳总是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人的。”
“案子还没结束呢。”
“唉，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把凶手逮住了，当然是因为他们办案有方；要是凶手跑了，他们又会说，他们已经尽力了，但……无论怎样，便宜的是他们，吃亏的是别人。即使他们没干什么，也会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法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笨蛋虽笨，但还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我们正说着，忽然听见过道里和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不禁喊道：“这是怎么了？”
“这是贝克街的侦查分队。”福尔摩斯故作正经地说完后，六个流浪街头的小孩冲了进来，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脏得不像样。
“立正！”福尔摩斯大声喝道。这六个小流浪汉听到口令后立即像六个小泥人似地站成一排。
“以后让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了，其他人在街上等着。维金斯，找到了吗？”
一个孩子答道：“还没有找到，先生。”
“我估计你们现在还没找到，继续找吧，直到找到为止。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先令，“好了，下去继续找吧，我等着你们给我报告好消息。”
福尔摩斯把手挥了挥，孩子们就一窝小老鼠似地溜下楼了。
接着，街上响起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这些小家伙每个人哪儿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他们机灵得很，像针尖一样，无缝不入。不过，就是没人把他们组织起来。”
“你雇他们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吧？”我问。
“是的，我只想弄清一个问题，不过，这需要等一段时间。啊！我们快要听到些新消息了！你看，葛莱森在街上正朝我们这边走来。看他满脸的高兴样子，肯定是有什么要炫耀给我们看的。你看，他站住了。就是他！”
门铃一阵猛响后，很快地，这位发型蛮好的侦探就一步三级地上了楼，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不顾福尔摩斯的冷淡，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快给我道喜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一清二楚了。”
听他这么一说，福尔摩斯显露出一丝焦急的神色。
“你是说你已经把案子破了？”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老兄，真是这样的，凶手都让我捉到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阿瑟·夏彭捷，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边得意地搓着他那双胖手，边挺起胸傲慢地说。
福尔摩斯听到这，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脸上又笑了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破案的，给你来点儿威士忌兑水行吗？”
“来点儿就来点儿吧，”葛莱森说，“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你知道，这虽然不是很费体力的活，但头脑很紧张，这其中的辛苦你是知道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都是用脑子干活的。
”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过奖了。还是给我们说说你是怎样可喜可贺地把这案子给破了的吧！”
葛莱森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很得意地一口口地抽着雪茄，忽然，他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说：
“雷斯垂德那个傻瓜真是太好笑了，他还以为他有多高明呢，结果，他全错了。他还在为斯坦节逊的下落奔波呢，而那家伙就像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一样和这个案子没丁点关系。我敢说他现在已经找到那个家伙了。”
说到这里，他得意地呵呵大笑起来，一直笑到差点喘不过气。
“请问你是怎么找到线索的？”
“嗯，我都告诉你们吧，华生医生，虽然这是绝对机密，但我们是自己人，可以谈。破这个案子的第一步是弄清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会登个广告，等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来报告。我却不这样做，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从坎伯韦尔路229号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的。”
葛莱森一听这话，就变得非常沮丧起来。他说：“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有没有去过那家帽店。”
“没有。”
“哈！”葛莱森放下心了，“不管可能性有多么小，你都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浪费。”
“对一个伟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在引用谁的至理名言似地说。
“接着，我去找了店主安德乌，我问他是不是卖过这么一顶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被一位住陶尔魁里，夏朋捷公寓的瑞伯先生买走了。这样，我就找到了死者的住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赞道。
“后来，我就去夏朋捷太太那里了，”葛莱森继续说：“我发现她脸色苍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儿也在家里——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这些我都注意到了。因而，我开始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心里有多高兴。我问：‘你们知道了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瑞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吗？’
“夏朋捷太太好像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她只是点了点头。而她女儿更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越看越觉得她们肯定知道些什么。
“我问道‘瑞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这儿去车上的？’
“‘八点，’她不停地咽口水，企图把激动的情绪压下去，‘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说，有两趟火车去利物浦，一趟是九点十五分，一趟是十一点，他坐的是第一趟。’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那个女人听我提出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面无人色。过了好久，她才告诉我是最后一次，但她说话时声音是哑着的，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后，那位姑娘开了口。她态度很镇静，吐词也清楚。
“她说：‘说谎是没有用的，妈妈，我们，我们跟这位先生坦白了吧，我们后来还见过瑞伯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夏朋捷太太喊了一声后，双手一伸，身体倒在椅背上，‘你可害了你哥哥！’
“‘阿瑟也会让我们说实话的。’这位姑娘态度坚决地说。
“我连忙说道：‘你们最好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别吞吞吐吐的。我想你们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吧。’
“‘都怪你，艾丽思！’她妈妈大声对她说，然后又转身对我说，‘我都告诉你吧，先生。
你别以为我着急是因为他和这个命案有什么关系。他是清白无辜的。我所担心的是，在你们或是别人看来，他好像是有嫌疑的，但，这是绝无可能的，他的高贵品格，他的职业，他的过去都能证明他的清白。’
“我说：‘你最好把事实都告诉我，相信我好啦，要是你儿子当真清白无辜，他就会没事的。’
“她把她女儿打发出去后接着说：‘先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女儿已经说破了，没办法，我只好跟你全说了吧，一点也不保留。’
“‘这就对了嘛！’我说。
“‘瑞伯先生住我们这里快有三个星期了。他和他秘书斯坦节逊先生是来欧洲旅游的。我发现他们每个箱子上都贴着哥本哈根的标签，可见他是从那儿来的。斯坦节逊是个不爱说话有涵养的人；但他的主人——却很坏，跟他完全不一样，他言语粗野，行为下流。他们住进来的头天晚上，瑞伯就喝得大醉，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都没醒过来。他对女仆们的态度更让人恶心，轻佻、下流极了。最让人痛恨的是，他竟然也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女儿艾丽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说八道。幸亏我女儿还年轻，不懂事。有一回，他居然把我女儿拉到怀里，紧紧抱着她。他太无法无天了，连他的秘书都骂他太无耻，简直不是人。’
“‘可是，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我问道，‘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把他撵走。’
“夏朋捷太太被我问得满脸通红，她说：‘要是我一开始就把他拒绝了就好。但他开出来的条件太诱人了。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是一镑，一个星期我就得十四镑，何况现在是客人稀少的淡季。我是个寡妇，儿子在海军服役，花费很大。我实在舍不得白白错过这笔收入，所以，我就尽量忍着。直到最近这次，他闹得太不像话了，我才把他赶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