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行为方面而论，要求理想与现实的合一，我们须要有反抗现实的力量。现实是盲目的，不合理的，我们应当要有力量来反抗它，反抗貌似消极，然而与逃避不同。反抗现实不外下列几种途径：第一、以历史的教训、将来的目标，来反抗目前现实的压迫。历史上圣贤所昭示我们的是理想的，而我们所企求的将来的目标，也是理想的，这就是以理想反抗现实。就时间上言，是以过去和将来，反抗现在。第二、以关于全体的理想，来反抗当前部分的压迫。引诱人的富贵、威迫人的武力，都是当前部分的事实，而社会的福利、人民的公益、世界的公理、理性的律令，乃是关于全体的理想。只有对于全体的理想，有了真切的认识，才能够收反抗部分的效果。第三、以人格的尊严、良心的命令，来反抗外界现实的压迫。凡是不合理想、违反良心、妨害人格的现实事物，都要拒绝承认和签字，这是以内反抗外，理想属内，现实属于外。必须先反抗不合理想的现实，不为它所束缚压制，以争取理想的抬头，进一步才可以积极地本理想以改造现实、征服现实，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合一的境界，举凡百折不回，失败后不灰心，不丧气，仍然鼓起勇气，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都基于理想反抗现实。
我们这种看法，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乐观的看法，因为乐观的态度，大都基于理想。
只要有光明磊落的情怀，就会如同松柏那样挺立在严寒中。
天堂蹬车人
晓亮
白芳礼，这位平凡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19年，省吃俭用、顶风冒雨奔波在街头，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钱，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2005年9月23日早晨，93岁的他静静地走了。无数活着的人在口口相传中记住了他——蹬三轮的老人白芳礼。这不是神话：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1986年，74岁的白芳礼从天津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县白贾村。这是一个让他悲伤而又牵挂的地方。小时候，他很渴望读书，可因家境贫寒，13岁便逃难到天津，做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解放后，他蹬三轮成了劳动模范，并拉扯大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当他看着他们中的两个成了大学生时，高兴得落了泪。
眼下，人老了，又有政府每月发的退休金，他计划回家乡安度晚年。
他走在村里，发现大白天到处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孩子。他问：为什么不上学？孩子们说，大人不让他们上。他便又找到大人问，为什么不让孩子上学？大人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上学！
这一晚，白芳礼一夜没合眼。
白芳礼虽然没有什么知识，可他很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
他常对人念叨一个理儿：国家要发展，知识为先。眼前家乡的一幕让他无法平静。难道能眼瞅着家乡就这样一辈辈穷下去？能眼瞅着那些没钱的孩子上不了学？不成！
第二天天一亮，老人便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了两件事：“第一，我要把这些年蹬三轮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第二，我要回天津重操旧业，挣下钱来让更多的穷孩子上学！”
74岁的白芳礼回到天津，重新蹬起了他蹬了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和以前蹬车相比，他现在感觉目标亮堂。他像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这个梦他小时候做过却没能实现。现在，他要把这个梦扩展得大大的，要让它在更多的有梦的孩子身上变成现实……每一个见过白芳礼的人，都会心酸。他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的总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那都是他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每天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有时往开水里倒一点酱油，那已是“美味”了。馋得厉害了，就在晚上睡觉时往嘴里放一星肉，含着，品品滋味。
物质生活上压榨到最低点的老人，却把能量释放到最高度。一年365天，他没歇过一天。他曾在夏季烈日的炙烤下，从三轮车上昏倒过去；他曾在冬天大雪满地的路途中，摔到沟里；他曾因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他曾多次在感冒高烧到39摄氏度时，一边吞着退烧药，一边蹬车……更有不为人知的，由于年事过高，冬天里他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着车跑。
白芳礼生于1913年5月13日，属牛。有人说，他真是牛命，吃的是草，出的是苦力，挤的是奶。
他为了什么？对于一颗挣脱了世俗羁绊的心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有人背地里称他是“高级神经”。
老人说：“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舍得花钱！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就只能往里挣才是！”
这是一颗太阳的心，默默无言，却灿烂炽热！
看到自己捐的钱能化为孩子们读书的甘露，他便有了无上的幸福。
白芳礼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晚饭后抱着他那个小木盒子往里数钱；一元、一角都要把它们展平、码好。他每个月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蹬着三轮车去学校捐钱。儿女们的印象中，这样的日子老爷子总是像过年似的欢喜。红光中学是天津唯一一所接收藏族孩子的学校，当白芳礼得知这里的孩子大多数来自贫困牧区，心一下子就揪住了。半个月后，他蹬着车来到学校，掏出话：“我是白芳礼。今后我要用蹬三轮的钱每月资助这里的藏族学生，别让孩子们委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900元钱。在场的人惊呆了，那全是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厚厚的一叠。从1993年到1998年，老人资助了红光中学的200多名藏族学生，月月给他们补助，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白芳礼倾尽所能地把他的光和热洒向了众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学生们从他那里获得的感动和成长，让他收获了无上的幸福。
老人忘不了那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学生捐款的一幕。当时，学校要派车去接他，他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他自个儿蹬三轮到了学校。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学生上台从老人那里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
一位来自新疆地区的贫困学生，功课优秀，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拟以高薪聘用。这一天，他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爷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爷爷表示：
毕业后我不留天津，要回到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爷爷的精神去为改变家乡面貌做贡献！”他深深地向白芳礼老人鞠了一躬。全场掌声雷动。
老人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事后，老人对他的老友说：“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份报国心，我高兴啊！”
这些年得到白芳礼捐助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教育基金等单位达30家之多。老人捐钱从不图回报，许多得到他帮助的学生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快乐和幸福来自他那一颗太阳一样的心！
他坚守着自己心中的追求，就像战士坚守着战斗的高地。1994年，白芳礼81岁。这一天，他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一所学校后，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这话触动了他：现今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来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呀！
他琢磨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儿女家的门敲开了：“我准备把你们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款办个公司，赚钱支教。”
不多几天，在紧靠天津火车站的一块小地盘上，出现了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里面摆着一些糕点烟酒等，当头挂着一块牌子——“白芳礼支教公司”。他对受雇的员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小售货亭让白芳礼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财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蹬三轮的生活。他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他说：
“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挨着亭子搭了个3平方米的小铁皮棚子，里面用砖头搭了一块木板算是“床”，棚顶上的接缝处露着一道道青天。夏天，棚里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冻成冰坨子。白芳礼就在这里面住了整整五年。
“这老爷子怎么像个没家的人……”老人的儿女一直承受着某种误解的压力，他们对父亲有些埋怨。蹬着三轮闯荡了一辈子的白芳礼，骨子里有一种大义与胸怀，国家与社会在他心目中有头号的位置。他对儿女们说：“我现在是有国无家，为了能给孩子们多挣钱，眼下就住这儿了！”
白芳礼像一个坚守战斗高地的战士一样坚守着他的追求。
然而，终于在那一天他感到了无奈。1999年，天津火车站进行整顿，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望着转眼工夫被拆成一堆垃圾的“白芳礼支教公司”，老人哭了。他老了，腿脚没劲了，以后还指望用什么挣钱给孩子们读书呢？
那年冬天，老人蜷缩在车站附近一个自行车棚里，硬是给人家看了3个月的自行车，每天把所得的1角、2角、1元、2元的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饭盒里，等存满500元时，他揣上饭盒，蹬上车，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人们看到，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身上已经被雪浸湿。他向学校的老师递上饭盒里的500元钱，说了一句：“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老师们全哭了。
一颗太阳的心是不会熄灭的，白芳礼依然活在他的追求中。其后的岁月里，他播撒下的阳光迸裂成一个更大的阳光的世界。
当白芳礼患病的消息传出，一批又一批学校的学生来到他的身边。
他望着孩子们，泪水一个劲儿地流：“孩子们，等我病好了，我还要蹬三轮挣钱资助你们读书！”
然而，老人再也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了。他像流星一样划过，但却让自己燃烧着，给世界留下了最后的光芒……
请看那些光明磊落之人，没有人愿意改变初衷。
不一样的惩罚
蒋子龙
八年前，特纳尔在一次酒后驾车时，撞死了一名叫苏珊的年轻姑娘，她还在上高中。当时他接受了一项由姑娘的父母提出的处罚：每周要给死者的父母寄一张支票，支票必须是开给苏珊的，金额只为1美元——不多不少，仅仅是1美元，而且要在以后的18年的每个星期五寄出。真是“黑色的星期五”哇！
特纳尔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每周1美元，18年加起来不过是936美元，太小意思了。苏珊家的亲戚朋友们也大惑不解，认为苏珊的父母因悲愤过度被气糊涂了。每周1美元是个什么数字？若想用罚款解决，就要狮子大张口，要他900万、9000万也不为过，还要一次全结清。干吗要拖上18年？夜长梦多，拖来拖去对方赖账了怎么办？苏珊的父母却不为所动，坚持原来的条件。
八年以后，特纳尔受不了啦，不再按时寄支票。苏珊的父母又将他告上法庭。特纳尔的精神几近崩溃，他泪流满面地对巡审法官说：“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每次填写苏珊的名字时心里都会泛起极度痛苦的罪恶感。苏珊的死还历历在目，这伤口太深了，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撕开一次，后边还有漫长的十年，怎么熬啊？也许熬不到十年我就会疯了。我喜欢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一躺下，就会看到苏珊正向我走来……”他要求加倍偿还，并一次全部付清罚款。
他的请求理所当然地被法庭和苏珊的父母拒绝了。法官虽然理解他的痛苦，却还是以藐视法庭罪，判他30天监禁。
为此感到稍许宽慰的是苏珊的父母，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特纳尔不能淡忘苏珊的死，要他牢牢记住因自己的过失给别人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痛苦。他每到寄支票的时候才会想起苏珊的死就觉得受不了啦，可苏珊的父母在八年来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女儿。一个像花一样的女孩，说死就死了，轮上哪个当父母的能受得了？但是，他们也并不想要他用一生来承担那次事故的后果，所以只定了十八年。
真厉害，这无异于精神判刑。
如果当初只是罚特纳尔一大笔钱，他会因为心疼钱而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惩罚，这容易让他心安理得，很快就会淡忘了自己所闻的祸。只有经过这样的精神惩罚，他才会真正领悟到无论自己受到怎样的惩罚都无法改变所造成的恶果。
地球上的犯罪和过错每天都在发生，千篇一律的惩罚在不断地重复着，倘若受害者和制定法律的人在极度的痛苦和憎恨当中，仍能像苏珊的父母那样冷静地想出最符合这个人的惩处办法，对拯救这个人并防止他(或她)以后重犯同样的罪过和错误，肯定会大有裨益。
惩罚原来也是可以换一种方式的。惩罚的方式不同，所收到的效果就不一样。
“万事通”先生
［英国］毛姆陈刚一/译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忙，客舱是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一个双人客舱，但当听到同伴的名字时，我就有点灰心了。“凯兰达”，这使我有一种在空气窒息不流通的房间里的感觉。想起在这十四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横滨)，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
我讨厌他的名字，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了。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在吸烟室里，我要了一副单人玩的纸牌，正准备开始玩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向我问好。“我是凯兰达。”他在我面前坐下，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哦，我们好像住在一个房间。”“听说你是英国人，我感到很高兴。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同胞，确实让人激动。”“你是英国人？”
“当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说着他拿出他的护照递给我。“想喝点什么吗？”他问道。
我疑惑起来。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船上是找不到一滴酒的，但是凯兰达狡黠地朝我笑了笑。“威士忌、苏打还是鸡尾酒，你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说着，他从后裤袋里摸出两个瓶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兴奋起来，找服务员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嗯，不错。”我说。“是的，我这里还有好多这样的酒，船上如果还有你的朋友的话，你可以把他们都叫来。”我没有说什么。
接着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绘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重新拿起我的牌。“你喜欢纸牌魔术吗？”“不喜欢。”
我又开始讨厌他了。“我来给你表演一个。”他抽出三张牌递给我。但我没有理他，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哦，很好，我已经为我们俩订了座位，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块。”
我不喜欢凯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