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的大炮于1918年11月11日的11时开始悄然无声。突然之间〔借用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著名小说标题《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万籁俱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们东线一带，没有发生任何如此突然的事情。几乎能够解释一切的词就是“破败”，而且是日甚一日。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国家的景象是破败。接着，经济破败了。最后，我们也破败了。事实上，就连我们的衣服也随之破败——越来越薄，直到几年以后彻底消失。我们的身体也开始消失，变得越来越瘦弱。有一项研究发现，在日本占领期间，每个成人的体重平均减少了50磅。多年糨糊糊的饮食结构发挥了作用——稀薄的米粥，地瓜叶子，少许绿叶蔬菜，以及看上去跟硬梆梆、怪物一般的欧洲萝卜非常相似的木薯根（生切的时候淀粉浆就会冒出来）。这种食物直接通过身体，到了中午时分，我们就饿得发慌。
有句流行的老话说，不要担心无法持续的趋势，因为它们无法持续。但是，到了1945年，我们这些马来亚人（并非没有生命的“趋势”）正在变成无法持续的东西。从1942年开始启用、跟STSD等值的日本香蕉货币，到了1943年中期就达到了4元香蕉货币比1；到了1943年年底意大利被攻破时，达到了6：1；而到日本投降的前一个月，则达到几千比1.的确，按照经济灾难的标准，该货币的通货膨胀率并不算高，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在仓库里贮藏稻米和其他食物而造成的人为的食品短缺。由此，价格大幅度攀升。
1945年中期难以置信的马来亚形势不会再现，感谢苍天。但是，却能记忆得起来。
芙蓉市场很有代表性。饿死的淡米尔人横尸在城镇街道的两侧——尤其是在橡胶业彻底停止运营之后。在主市场和路边的饮食摊旁，那些吃得起米饭和肉菜的富人（无论在吃什么类型的饭菜），身旁常常围满了身患脚气病、陪拉格病和所有其他营养不良疾病的乞讨孤儿。芙蓉两条主要街道边的商店，除了为了经营小生意而半开的大门以外，全部都遮掩了起来。
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唯一不短缺的物品就是装满香蕉钞票的麻袋。这就是说，需要一个符合价格的新价值标准。
稻米成了马来西亚的黄金标准，它成了一个杠杆支点，所有商品的价格随之升降。轴心国每遭遇一次失败，用香蕉钞票计算的价格都会急剧上升。一架B-29飞过，路边摊铺的老板就会提高价格。地名和与之相关的战斗——塞班、硫磺岛、冲绳岛——也令价格飞涨。但是，对商品价格（从工业化学品到土豆粉）影响最大的，是运载稻米的船。如果稻米安全到达，一件棉布衬衣可能会少卖几百元香蕉钞票；如果稻米船只被海盗劫持或者被盟军潜水艇击沉，同样的衬衣就会多卖几百元，稻米就更不用说了。
在中国，到了1945年，老百姓试图闯进关押欧洲战犯的日本集中营，城市和农村的形势都是如此。在马来亚，形势从来没有恶化到非犯人冲过铁丝网构成的路障而占用集中营的程度，但是，后来的作家们普遍认为，关押在樟宜监狱和先美路集中营（Sime Road Camp）的犯人，日子比铁丝网外的马来亚人好过。
在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通过裕仁天皇的一份帝国诏书（Imperial Re）宣布投降之前，我们连续数周注意到高空飞过的B-29，能够听到远处的轰炸声。日本人开始从地面上的撤退，就像是海滩上非常缓慢退下的浪潮，而跟日本人勾结的人交出了手枪，并在不在意的时候消失了。当地传媒于8月21日发表了裕仁的讲话，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未来重新开始。
欢庆活动在各个地方举行，首先从农村开始，因为日本军队是从外围地区收缩，然后在城市地区集中的。人们屠宰牲畜，畅怀狂饮，直到——正如一篇报道所描绘的——“人们醉倒在桌子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