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人很幸运，受的罪相对较少。我有两个兄弟跟日本人有过遭遇，前面说过，我母亲遭到过毒打、折磨，虽然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我有过几次倒霉的时候。但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从理想的角度说，我理应首先宽恕日本人，然后忘却。我理应理解日本民族在狂热崇拜天皇的过程中丧失了伦理。天皇的士兵们相信，当他们举起钢刀的时候，必须见到血。我理应想起有史以来最美丽的语句：“饶恕我们的过错，我们也必饶恕对我们的过错。”相反，这个过程以一种很有趣的方式颠倒了过来，而宽恕的一方用的时间更长。
在日本人彻底清出他们的垄断企业的库房之后，食品的价格狂降了下来，我们开始自1942年以来第一次吃饱了饭。我会说英语，我知道英国人可以用我，而且（叫人兴奋的是）会支付薪水给我。我是个希望重新开辟未来的年轻人。我决心要把恐惧抛在身后，实际上，是要忘却。
然而，忘却有可能吗？另一场战争正在降临到我们这块青翠的土地上——这次是曾经与日本人作战的部队引发的战乱。
“仇恨”一词——如果还没有从我的脑海里完全消失的话，从来没有以“大写”形式出现过。我没有兴致去报复那些跟日本人做生意的人，因为我内心感觉，假如我年龄大一些，并且处于做生意的位置的话，我也许也会迷失。政治对我来说几乎毫无意义。至于阶级政治，我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在一碗米粉中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虽然我倾向于后者。（当你不知道明天的饭的着落的时候，你对赚钱唯物主义更感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一天，我认识的一个华人大夫前往一个共产党的营地。在总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他看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和卡尔·马克思的照片——那是一个胡子密密麻麻、脑袋有篮球那么大的人。他们的相片比毛泽东的相片大许多。“我在为谁而战？为了什么事业？”那个大夫自问。他溜出营地，回到了城市。
1948年，紧急状态开始，直到1960年结束。那是一场共产党领导的MPAJA成员与英国领导的部队之间的战争。我并不否认英国军队联合那些主张独立的政治团体——全国巫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UMNO）、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和印度国大党（Malayan Indian Congress，MIC）而在取得内战胜利中的功劳，但我相信，MPAJA中的许多人有点像我那位大夫朋友。他们最终卷入了他们没有什么兴趣的第二次战争。我断定，能够清晰地讲述当时称作“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史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最多不会超过20人。
到了1945年年底，我几乎已经成功地将战争抛在了脑后，正准备忘却。十分偶然地，一则通知出现在了吉隆坡巴刹路（Pasar Road）英国驻军营地附近的一个公告栏上。英国皇家空军需要一个会说英语、会打字的人。薪水是每月80元STSD。
经过竞争获得这份工作、在办公室工作了头两个星期之后，我拿到了一张40元STSD的支票。那是我自1942年以来一直翘首期盼的甜蜜未来的第一天。战争？什么战争！我早就忘了。我从来不往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