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是大山，希望是石头，但是只要你能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你就有了希望。
——俞敏洪
思维一 痞子演译新东方
关键句：创业者成事，一定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
镜头1 垃圾桶上的呐喊
新东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话。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究竟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抑或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要我说，这三种角色俞敏洪兼而有之。
你如果跟着俞敏洪去美国或加拿大，从启程的那一刻开始，飞机上，大街上，餐馆、超市里，都有认识不认识的留学生跟他打招呼，叫他“俞老师”。“你是俞老师吗？”“俞老师您好。”
这段摘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的叙述，足以说明俞敏洪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教师。
在俞敏洪的领导下，新东方学校由最初只有十几个学生的单一培训班发展成了当今一家集教育培训、图书杂志音像出版、出国留学服务、在线教育、教育软件研发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教育科技集团。这也很好地证明了俞敏洪无愧于“成功企业家”的荣誉称号。
那么“痞子”一说从何谈起呢？这得回到新东方刚刚成型的时期。
了解新东方历史的人都知道，新东方学校的前身是“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是俞敏洪与当时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合作成立的一个培训班。教学条件差得不能再差，北京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个10平方米、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充当了培训教室，几张破桌椅、一个大黑板、一盒粉笔头构成了所有教学设备。
名义上是“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实际上是俞敏洪夫妇二人的“夫妻店”。每天上午，俞敏洪都要踏着自行车，拎着糨糊桶，满大街找电线杆子贴招生广告，以告知广大学生们，有一家小的培训班可以帮助你们考好TOEFL和GRE，为你们出国留学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下午就和老婆一起在培训部前守株待兔地等人来报名。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咨询的人倒是来了不少，但真正留下钱报名的却寥寥无几，都是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就抬脚走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俞敏洪心里直犯嘀咕。
慢慢地，俞敏洪看出了点名堂：人都有从众的心理，报名册上的人太少，别人就信不过。没准他们在心里琢磨着，中关村是骗子集散地，保不准这两个男女就是一伙骗子，收了钱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
开餐馆，没顾客，自己还能吃呢。办学校，招不来学生，就只能关门等死。俞敏洪和他的老婆很是着急。如何才能让学生相信自己，来自己的培训班报名学习呢？俞敏洪的“痞子”劲上场了。
第二天，俞敏洪就自编自演了一场“空城计”——“违心”地在TOEFL、GRE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字，告诉大家我这里已经有很多同学都来报名了，再不报名你们就赶不上这期了。这一招还真灵，很多人一看，这么多同学都花钱报名了，自己也试试吧。就算被骗，也是大伙一起被骗，一起倒霉。于是，一些学生半信半疑地交钱报了名。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唱“空城计”的目的是不让司马懿进城，把司马懿吓回去；而俞敏洪是反其义而用之，唱“空城计”将学生“诓”进城。可以看出教师出身的俞敏洪当年还是具备一定的商业头脑的。
“做生意是一种布局、一种战略、一种热爱、一种拼命，一定要断了自己的后路。”这是俞敏洪给《赢在中国》所有参赛选手的一个中肯的建议。
后来，有人问俞敏洪：“你这个做法算不算是商业欺骗行为呢？”俞敏洪摇摇头，说：“我觉得不算，这只能叫做是商业运作测算。因为我通过自己创造的一些独到的教学方法，确实帮助学生们在考试中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俞敏洪的“痞子精神”还表现在不久之后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免费讲座上。
1992年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的报告厅进行免费讲座，北京图书馆1200人的报告厅被学生挤得满满的。
俞敏洪要开讲了，这时报告厅外却传来了一声高似一声的呼唤俞老师的声音。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听讲座的学生来了4000多人，报告厅内装不下，进去1200多人，北京图书馆的门卫就把门关上了。进不去的学生就很愤怒，在外面又推门又喊俞老师。
俞敏洪怎能拒绝这样的呼唤？怎能漠视这样的热情？他把报告厅里的讲座交给同事，自己走出报告厅大门，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给学生们讲了起来。在凛冽的寒风中，俞敏洪像革命志士一样慷慨激昂地大声重复马丁·路德·金的名言：“hewing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对于那次讲座，俞敏洪刻骨铭心，他说：“那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一次免费英语大讲座。讲完了以后，派出所的警察二话没说就把我带走了，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俞敏洪的创业史，新东方的成长史，这种“痞子精神”充盈其间。正是凭着那股子“痞劲”，那种不瞻前顾后，绝地求生的勇气和意志力，俞敏洪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了一个能打理方方面面的合格“校长”，既而成为了一名为创业者指点迷津的企业家。
镜头2 新东方成功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在新东方的一次高管会上，俞敏洪请来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先生讲话。冯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关于新东方的论断颇有意味儿，至今令在场的许多人难以忘怀——“新东方成功的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俞敏洪在演讲中经常谈到的自己如何苦大仇深，创业者怎样筚路蓝缕，有关绝望、希望、辉煌之类的神话，冯仑一语便道破了。特别是这个“痞子精神”，概括得尤为精到。
在自己的著作《野蛮成长》中，冯仑这样描述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状态：“我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地成长，恣意地蔓延，霸气地扩张，好不快慰！”
在这里，冯仑并不是要强调这种“疯狂成长”的现象，而是要借这种现象来揭示隐藏在背后的那种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这种压抑之后的喷涌就常常表现出一种无知无畏的痞子精神。
俞敏洪北大教师出身，怎么着也算个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那些小富即安的、目光短浅的纯粹痞子，如陈胜、吴广、李自成之流，也不同于那种没有是非原则的街头霸王。他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我们姑且称之为“雅痞”。
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国考试培训市场的广告手法非常单一，因为培训学校的规模并不大，生源市场又比较集中（分布在中关村一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院校的在校学生），所以各家校长都清一色地选择了最原始的张贴小广告的宣传方式。
贴广告的地方，无非是中关村和各大学的广告栏以及星罗棋布的电线杆子。在广告栏有限、电线杆子有限、生源有限的“三限”条件下，多如牛毛的培训班广告互相覆盖。一根电线杆上的广告纸恨不得有半寸厚，像围了一圈白箍。
俞敏洪为了突出重围，采取了多多贴广告的“扫光策略”：“刷、刷、刷”，把广告栏的所见之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扫荡”，通通贴满。辛苦的劳动没有白费，俞敏洪招的学员越来越多，别的培训机构的学员也就越来越少。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199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俞敏洪的一个广告员出去贴广告，刚要往上贴，手臂就被早就等在那儿的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连捅三刀，到医院缝了八针。这就是新东方早期著名的“刀子捅人事件”。
俞敏洪认为动刀子捅人是天大的事，赶紧去海淀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谁知，公安局立了个案就没了回音。
这时，俞敏洪才意识到，在千头万绪的办学环节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问题——自己应该有一个保障，应该给自己和员工找一个“撑腰的”。于是，跟公安局搞好关系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自己活了30岁没跟公安局的人打过交道，到哪里去找牵头人呢？
俞敏洪想过来想过去，自己也只是和那个处理“捅人事件”案子的接待警察有过一面之交。通过这一点点“关系”，俞敏洪把相关人员请到了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馆子。
饭桌上的俞敏洪没有了讲台上的那种伶牙俐齿，憨憨的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只好频频敬酒。人家喝他更喝，人家不喝他也喝。不到半小时，一斤多酒就下了肚。慢慢地，俞敏洪失去了知觉，整个身体都瘫到桌子底下去了。人们手忙脚乱地把俞敏洪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醒过来。
哪个不是血肉之躯？俞敏洪此举深深感动了相关人员，他们说了一句话，让俞敏洪特别感动。“俞老师冲你这种喝酒的精神，以后新东方有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帮助。”竞争在继续，捅刀子的没有了。
什么是疯狂？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说得好：疯狂就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教书先生俞敏洪，为了自己的事业去拼搏，去奋斗，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放进去了，这难道不是李阳所倡导的真正意义上的疯狂精神吗？
俞敏洪把自己的生命都弃之不顾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难倒他的呢？像俞敏洪这样的人怎能不成功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人的书生气。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在最近的讲座和采访中，俞敏洪屡屡谈及自己一直津津乐道的私立大学，仿佛成竹在胸。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相信，由三流文人用痞子精神创立的小型学校，不见得会逊色于森严体制下的巍峨“大”学（这里的“大”仅指学校规模，如教学楼的增添，学生人数的扩招等，与兼容并蓄、自由广博无关。）
思维二 主动的力量
关键句：“我把作业做完了”这句话为什么错了
镜头1 我们必须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希尔顿钢板价值说，大意是：一块巴掌大的钢板值多少钱？您也许会说，哦，它嘛，便宜！大概只值5美元。但您想过没有，如果把它制成马蹄掌，它就价值10.5美元；如果做成钢针，就值3550.8美元；如果把它制成名贵手表的指针，价值就可以飙升到25万美元！
众所周知，口含“金钥匙”出生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也只是犹如你我一样，起点相差无几：普通家庭出身、资质平平、容貌一般，犹如一块普通的“钢板”，只值5美元。然而，若干年后，这些原本价值相当的“钢板”竟演译出了不同的人生：有些依然是普通的“钢板”，有些变成了价值翻倍的“马蹄掌”，还有些成为了价值更高的“钢针”，甚至有极少数“钢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手表指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在公正的时间面前有了这么大的差距呢？是什么在造就我们、改变我们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自己。是做钢板、马蹄掌、钢针还是手表指针，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是积极主动地拥抱生活，还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命运。
在美国工商管理学院的入学能力测试GMAT考试中，其中的语法考试有一个特点，就是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对错考试。在一般的英语语法中，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都被认为是正确的表达，但在GMAT考试中，假如一句话能用主动语态来表达而用了被动语态，就算是绝对的错误。比如说“作业被我做完了”一定要说成“我把作业做完了”才对。只有当实在找不到主动者时才能用被动语态，如窗户破了但又不知道是谁打破的，才能说“窗户被打破了”。
其实，GMAT考的不是纯粹的语法问题，而是在语法背后隐藏了一个重大的命题，那就是人的心态问题：对参加考试的人面对发生的事情是用主动思维还是用被动思维。
一个习惯于被动思维的人会不自觉地用被动的方式来回答问题，而一个拥有主动思维的人则时刻会考虑主动地解决问题。进入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都要进入各大公司或机构做管理工作，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要有主动沟通、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凡是拥有主动心态的人，都比较容易成为出色的管理者。
主动积极地生活和学习是人类幸福的出发点和归属地。相对而言，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具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很多人会说，这还不容易，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啊。其实不然。
从前有一头骡子，自小就在磨房里拉磨，日复一日绕着石磨兜圈子，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有一天，它终于老得再也拉不动石磨了。主人觉得它劳苦功高，决定把它放养到旷野之中，让他在绿草地里自由自在地度过余生。但这头骡子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蓝天白云下的自在生活，它已经失去了作为动物融入大自然的天生本领。在如此宽阔的天地中，这头骡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吃饱以后，绕着一棵树不停地兜圈子。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被别的东西所控制，使我们空有躯体，没有灵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动的生活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种行为无意识，导致我们过着和这头骡子一样的生活。由于被牵的太久了有时候不被牵着还感觉不舒服。
比如我们每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电视机所消灭了，我们打开电视不断地换着频道，很少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节目，一晚上的宝贵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到最后很多人都得了电视被动症，在电视上学不到任何东西，离开了电视又活不下去。假如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没法看电视了，我们就会像没了魂的幽灵，整个晚上晃来晃去不知所措。
人类对某种东西产生的依赖心理，就是生命和灵魂受到控制的标志。要想摆脱这种控制，首先需要我们具有超强的毅力和勇气，因为人在习惯之中生活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抽烟和吸毒一样，很容易上瘾而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状态。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我们拥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一个消极的被动者是不可能挣脱这种束缚的，更不要谈改变自己的命运。
同样都是人，有的人一辈子活得充满快乐、惊喜和收获，而有的人却活得充满平庸、无聊和失败。究其原因，主动拥抱生活和被动接受命运是这两种人的分水岭。
俞敏洪有过三次参加高考、两次落榜的经历，留学的宿愿也未能顺利实现，当北大教师也遭遇了种种不如意，但是他从不曾妥协屈服。他认为这是生活在让他懂得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从而主动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轨迹。
如果我当年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接受大家的劝说安静地过日子，现在我可能是个农民，可能是个外语系副教授，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你设计的被动生活。
话说回来，我们都是人而不是神，包括成功者，谁也无法预测到自己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王强两度飞越重洋并定居美国，经过超常的努力，成为贝尔实验室的高级电脑工程师，现在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口语教师；被朋友们怀疑其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包凡一，在北美的现实压迫下，读完传播学硕士之后，再熬出一个MBA，居然成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会计师……每个人都偏离了专业为他们设计的发展轨迹。
当然，俞敏洪所倡导的“主动把握自己的未来”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像王强、包凡一那样偏离大学专业为自己设计的发展轨迹而盲目出击，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太局限于专业限制，应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也许前景暂时不算明朗，但兴趣推动下的努力最终会帮助你拨得云开见月明。
请记住：你唯一不应该有的“主动”是“主动地回避生活的精彩”。
镜头2 俞敏洪打“飞的”
人世间，任何事情的结果几乎都取决于当事者所持的态度。只要你有主动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通常你就能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们，使事态向着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
新东方流传着许多俞敏洪打“飞的”的故事，就是这一“态度观”的有力佐证。
2005年6月17日，我和家人在加拿大温哥华，准备乘当天中国国际航空的飞机回北京。起飞前两个小时，航空公司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当天航班取消。国航每天只有一班飞机从温哥华飞回中国，当日航班取消意味着我们只能第二天再走，但第二天我在北京安排了两个会议和一场学生讲座。如果改变归期，将使上千学生因为我而改变他们的安排，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当天回北京，国航取消了就想办法找别的航空公司！
我知道加拿大航空公司每天也有一班飞机飞往北京，就立刻到加航查询，加航座位已全部订满，并且很快就要起飞。失望之余，我又迅速查询了加航飞往上海和香港的飞机，也都是满员，希望彻底破灭了。一个送我的朋友对我说：别再折腾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走吧。我想也只能这样了，便沮丧地坐上汽车、离开机场。
“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他在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从不坐以待毙的俞敏洪通过主动求索，找到了上帝为他开的那扇窗户。
车行半道，我忽然想起看到过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将于近期开通从上海到温哥华的航班，但我忘了是哪一天开通。不管怎样，这是最后一线希望，我让朋友立刻调转车头回到机场。查询后发现17日恰好是飞机首航的日子，而且离起飞还有两个多小时。我想首航飞机一定不会坐满，时间又够，便跑到国航的值班柜台，要求他们给我签票到东方航空的飞机上。
工作人员一脸为难，因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没有联营关系。我苦苦哀求，反复陈述我必须回去的理由，终于打动了他们，通过协调，把全家四张票签到了东方航空公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了上海，再扛着行李拖着孩子，从上海浦东机场坐车赶往虹桥机场，坐最晚的一班飞机回北京，到家已是后半夜了。虽然累得筋疲力尽，我却从心里感到满足和骄傲，因为第二天，我可以准时面对等待着我的同事和学生了。
这件事让那位送俞敏洪到机场的朋友很受感动。
他听说航班取消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第二天再走，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如果国际航班取消了是完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的。在机场看到我拼命向各家航空公司询问航班时，他觉得可笑：明摆着没有任何希望的事情为什么非要去做？最后当他目送我全家登机时，他流泪了。他说他终于明白了新东方是怎么做起来的，终于明白了以后面对困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由于俞敏洪的家人在加拿大，新东方分校又遍布全国各地，所以，为了准时参加讲座、会议而打“飞的”来回奔波这样的事情，俞敏洪经历过不止一次。
2006年6月29日是合肥新东方学校的开业庆典，按照原定计划，俞敏洪参加了开业庆典暨新闻发布会后要飞往福州，参与当天晚上6点30分福州新东方学校在福建农林大学为他安排的一场令福州当地学生及市民期待许久的大型公益讲座。
然而，一年前在加拿大经历的那场航班取消的“不幸”再次在俞敏洪身上重演了。28日下午2时，临时得到通知，原定下午3时从合肥飞往福州的唯一一次航班取消了。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俞敏洪在29日上午11时（合肥新东方学校开业庆典暨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间是上午11时）至下午6时的这段时间内顺利抵达福建呢？合肥新东方学校、福州新东方学校两边的工作人员在网络上疯狂地搜索着各条线路。
在没有直达航班的情况下，俞敏洪只能再次选择联程。
搜出一条线路：
合肥一杭州一福州？算算时间，不行，起飞时间赶不上！
又搜出另一条线路：
合肥一上海一福州？再算算时间，还是不行，讲座赶不上！
看来倒一班航班是行不通的，那就找倒两班的。
合肥一深圳一厦门一福州？起点、终点正确，起飞时间、航班与航班之间的衔接时间、到达时间都对口。那就它吧。但来回换航班的奔波，再加上当时38度的高温，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在所有人的密切关注下，29日晚上6时，俞敏洪准时出现在福建农林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悬在所有人心中的大石头才平稳落了地。
俞敏洪打“飞的”，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但正是一些看似很微小的锁事，却折射出了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做人、做事情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体悟，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俞敏洪强烈的责任感，比如说俞敏洪对于新闻的敏感度，或者说他不轻言放弃的精神，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他的那种面对困难积极主动的应对态度。
事物本身并不影响人，人们只受自己对事物看法的影响。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挫折，面对这些困难，你必须改变被动的思维习惯，养成积极主动的思维习惯。去掉深植于大脑中的“不可能”三个字，而代之以“我怎样才能”。那样的话，你就可能是下一个“俞敏洪”，并创造出另一个“新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