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生于1896年。在莫斯科大学（University of Moscow）求学期间，他广泛而贪婪地阅读，涉猎语言学、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领域。他在心理学方面的系统研究始于1924年。10年以后，他死于结核病，享年38岁。自1924年至病逝之前，他在得意门生和同事鲁利亚（A。R。Luria）、列昂捷夫（A。Leontiev）和萨哈洛夫（Sakharov）的协作下，在发展心理学、教育和精神病理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其中许多工作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而中断。目前，这部作品刊布于1934年他逝世之后。该书汇集了维果茨基工作的主要方面，尽管其主题是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但是它却深刻地展现了具有高度创造性和慎密思考的智力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发展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教育理论。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智观点，维果茨基的观点从表面上看可以称做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或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或者有点类似于意动心理学（act psychology）。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他因为认识到人类的意识和智力的历史决定作用而著名。看一下维果茨基在世界心理学中的地位，他实际上超越了杜威-詹姆斯（Dewey-James）的机能主义。维果茨基是一位具有独到见解的人。人们不能单单从发展的苏联人类概念中寻觅他的重要性，或者用机能主义的语言来翻译他的著述，或者片面强调他与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亲密关系，以及两人具有的有趣的相似性，否则的话，便会对维果茨基造成损害。
在维果茨基的著述中，你们将会找到下列卷首语“征服自然”（Natura Parendo Vincitur），确实，《思维与语言》从其信仰角度阐述了下列观点：在把握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也把握了自己。因为这是产生思维的外显活动的内化（internalization），尤其是使有力的语言工具影响思维流（stream of thought）的外部对话的内化。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人类是由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器械形成的。因此，不论是单独使用心灵，还是单独使用手，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维果茨基在上述卷首语下面又引用了培根（F。Bacon）的一段语录：“Nec manns，nis intellectus，sibi permis-sus，multam valent：instrumentis et auxilibus res perficitur。”该语录的意思是指：如果单单手或单单智力都不能占优势的话，那么工具和器械便成为内化的语言和概念的思维的发展主源。而内化的语言和概念的思维有时平行发展，有时则会汇合并相互影响。
维果茨基的思想在这部译作中已经展现得十分清楚，以至于几乎没有必要在本序言中为他的理论和研究提供总结。他把自己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观点置于智力发展的种系发生（phylogeny）的理论观点之中，并特别细致地注意苛勒（W。Koe-hler）和耶基斯（R。Yerkes）对类人猿的早期研究。他的观点与自然人类学家的现代研究工作十分一致，自然人类学家已经推测使用手的“卵石工具”（pebble tools）在形成Australopithecus和其他人科动物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确实，如果维果茨基是一位解剖学家，那么他肯定会将自己的观点与下列的观点结成同盟，这种观点对威廉·詹姆斯来说是如此亲切，那就是机能创造器官。维果茨基得出结论说，言语和思维来自不同的根源，而在人类中发现的思维和言语的密切一致在高级类人猿中是不存在的。这使他直接从事探索幼儿行为的任务，在幼儿行为中，思维的运用存在于前语言阶段（prelinguistic phase），而言语的运用则存在于前智力阶段（preintellectual phase）。有三位专门研究思维和言语发展的作者成为他的出发点：卡尔·比勒，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以及让·皮亚杰。关于皮亚杰，维果茨基只知道他最初的两本著作。在一本单独出版的小册子里，皮亚杰从本世纪30年代初开始便将他的发展理论与维果茨基的研究联系起来，对于后者的工作，直到向他提供了这本译作以后才开始具体地熟悉起来。
在论述儿童的智力和语言发展方面，维果茨基提出了将对话内化到内部言语和思维的课题，这与当时皮亚杰把言语发展看做是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的抑制形成对照，并为心理学和语言学提供了内部言语的最深刻分析。他驳斥华生（J。B。Watson）把思维等同于不明显的肌肉活动的愚蠢立场，并明确指出，与马克思不同，他并不把内化言语看做是喉部的肌肉震颤，而是内部的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处理是分析的和理论的。系统实验是极少的，但是在实验和观察被报告的地方，它们是如此地具有独创性，以至于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内容——与儿童表演图片相比，观察儿童运用言语对一张图片进行描述。
当维果茨基着手讨论儿童的概念归类的发展时——从聚集（heaps）到复合（complexes）到假概念（pseudo-concepts）到概念——人们方才认识到他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的力量和独创性。运用维果茨基积木（Vygotsky blocks）（也许这是该作者在这个国家里唯一知名的东西），他对下列方式进行追踪，这种方式为儿童的智力发展提供了一种分类结构，该结构使语言的运用在思维中作为一种逻辑的和分析的工具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当缺乏概念结构时，语言发挥其他作用，而不是这种作用。最后，维果茨基还探索了一种方式，其中严密的科学概念和经过训练的思维在儿童形成“自发”概念（spontaneous concepts）过程中具有转移和提供新方向的效应。我想读者会因为发现维果茨基的智力概念而感到喜悦，并从他的教导和他的激进建议中得益，他的激进建议便是我们相应地测试智力。
在许多方面，本书是更为纲领性的而不是系统性的。有时，它在作出结论方面过于迅速，以至于使人难以接受，但是由常识观察（commonsense observation）发射出的特殊曙光却是合情合理的。即便这样，维果茨基为其任务带来的常识并非导源于漫无边际的联想，而是来自对儿童学会讲话和学会解决问题的连续观察。维果茨基的英年早逝中断了实验的发展走势；然而，他的工作现在却开始在当代苏联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中反映出来。
在介绍这本既具说服力又具独创性的著作时，只有一个进一步的论点需要确立。在理解认知过程的不断努力中，维果茨基代表了向前迈进的另一步。他的观点是中介性的。概念和组成概念的语言为认知活动提供力量和策略。为了更加简单、更加深刻地了解事物而实施高级结构的能力被看做是人类智力的有力工具之一。就随便举个评价的例子，“新的更高级的概念依次转化为较低级概念的意义。已经掌握了代数概念的青少年能居高临下地用更广泛的观念了解算术概念”。这些陈述反复强调了人类创造更高结构的能力，实际上，替代（replace）并为概念结构提供新的能量使一个人不断地攀向更高的层次。把努力学习和掌握置于该阶段的中心，以此作为使我们摆脱早期努力和结果的一种手段，这是人类的一种想象。“在这个例子中，像经过一种意义水平通向另一个水平的其他例子一样，儿童不必将其早先的全部概念分别重组，因为这种重组确是艰苦而无尽头的劳动。一旦一种新的结构已经合并进他的思想……它就会逐渐散布到较旧的概念中去，把它们引向更高形式的智力操作”。假定维果茨基在上述一番话中陈述的是一种询问的程序而不是检验过的结论，那么他正在把问题放到一种形式中去，这种形式富含着人类的勃勃生机和智慧的想象。
确实，维果茨基把一种历史观引入了对思维如何发展的理解，以及对思维究竟是什么的理解之中。但是，有趣的是，他还提出一种机制（mechanism），通过这种机制，人们从自己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对维果茨基来说，这是苏联心理学家着手进行从巴甫洛夫（I。Pavlov）经典性刺激—反应条件反射（stimulus-response conditioning）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战斗。维果茨基是第二信号系统（second signal system）的设计师，第二信号系统是巴甫洛夫为克服他早期理论中过分刻板的情况而提出的。第二信号系统提供了工具，通过该工具，人类在自身和物质刺激世界之间创造了一个中介物，以便能够按照人类自己的象征性现实概念（symbolic conception of reality）作出反应。在这一概念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兴的是，社会和社会活动在形成第二信号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明确的承认——通过这种中介结构，物质世界的刺激信号得以过滤。对于我来说，惊人的事实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以自己的风格与环境达成妥协，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也是对通向个性化和自由的多种途径的一种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果茨基作为一位人性论者（theorist of the nature of man），他超越了今天把我们的世界割裂得如此之深的思想意识的断裂层。
杰罗姆·布鲁纳
剑桥，马萨诸塞州196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