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征”，意为胤侯出征讨伐他人。胤侯，夏王朝的诸侯，也是夏王朝天子仲康的大司马，是主管军事的重臣。
原来，夏启的长子太康死去之后，夏启的次子、太康的兄弟仲康继位成了夏朝的天子，是为夏朝的第三任君主。其间，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员羲氏与和氏，在自己家里嗜酒成性，长期不履行责任，仲康震怒，命令胤侯率兵讨伐。这就是《胤征》的背景和由来。这篇《胤征》所记载的，就是胤侯出征之时面向军队发表的一篇讲话。
概而言之，胤侯的讲话精神主要包含两点：一方面，他宣扬了一套抽象的政治原理：古代圣王的教训，已经过实践的检验，是安邦治国的准则，因此，务必要遵循圣王的教训。君主要谨慎对待上天的警诫，大臣要遵守基本的政治规则。百官尽职尽责辅佐君主，君臣都会因此而贤明起来。每年孟春时节，都有负责文教的官员重申相关的教令。百官也要相互提醒、规劝。如果发现了渎职的官员，应当按照国家的刑法给予惩罚，等等。另一方面，是指控羲氏与和氏的罪行：他们作为主管历法的官员，却沉溺于酒中，放弃了法定的责任。九月，日食突然出现，情急之下，乐官忙于击鼓，财政官员取出货币礼敬天神，众人奔跑以救日食，上下忙乱不堪，羲氏与和氏居然还不知道。这就严重地触犯了先王的《政典》，应杀无赦。讲完这两点之后，胤侯以“天罚”的名义，要求将士齐心协力，消灭那两个罪大恶极的罪魁祸首。
透过胤侯的这篇讲话，我们可以发现，胤侯是一个军事统帅，但对政治和法律都有深刻的理解，既有政治家的理论素养，还有法律家的理性与严谨。一方面，他认同古代圣王的教导，主张君臣应当各司其职，他知道政治教化的价值与意义，更看重刑法的威慑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有政治素养的军事领袖。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讨伐行动称为“天罚”，意思是，奉上天之命而实施的惩罚，这就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了正当性的依据，达到了“师出有名”或“名正言顺”的效果。此外，他还强调，对羲氏与和氏的讨伐，目的在于打击罪魁祸首；对于胁从的人，则免于处罚。这种缩小打击面的刑事政策与军事策略，有助于争取多数，有助于孤立少数，不至于树敌过多，不至于陷于被动。
胤侯的行动，是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胤侯的身份，也是纯粹的军人。但是，胤侯却把自己的军事行为转化成为一个法律行为。他引用《政典》中的话：“天象早于历法，当杀无赦；天象晚于历法，当杀无赦”，再宣称羲氏与和氏的渎职行为直接违反了先王的《政典》，因此，羲氏与和氏都属于“杀无赦”的犯罪分子。借助于这样的法律推理，胤侯对羲氏与和氏作出了一个刑事判决。这就意味着，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行使着一个法官的角色。他在军人身份与法官角色之间随心所欲地穿梭，毫无隔阂之感。这种现象，即为“兵刑同源”或“兵刑同义”。《汉书·刑法志》所记载的一句流传广泛的名言：“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可以视为关于《胤征》之精义的提炼和概括。换言之，兵刑不分的传统，其源头至迟可以追溯至胤侯的这次法律实践与军事实践。因此，胤侯的这次行动，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原型，一颗内核——这颗内核是如此的坚硬，以至于直至当代中国，还习惯于把军队称为枪杆子，把法律机关称为刀把子或专政工具。在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的背后，其实可以发现已经游荡了数千年之久的《胤征》之精魂。
针对“胤侯征羲和”这起特殊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历法之事，乃国之大事，历法绝不能等同于一本技术性、装饰性的日历。
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历法的法律意义、政治意义很少为人所深究。在随处可见的手机上、电脑上、电视上、公共场所的电子显示屏上，都可以看到精准的日历与时间，也没有听说有人因为日历之类的行为而触犯法律，也没有人因为这方面的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日历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具公共性、基础性的产品，以至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产品。但是，在中华文明的初始时期，时间的奥秘还没有为普通公众所知晓。在相当程度上，谁掌握了时间，谁掌握了日历，谁就控制了公共生活的节律。因此，在中华文明的童年，特别重视对于时间的管理。在《尚书》的第一篇《尧典》中，作为文明的第一个先知的尧，首要的工作就是任命主管四时的官员，编制日历，把时间“管”起来。其后，雄心勃勃、大智大勇的禹，君临天下之始，也是修订日历，修订时间制度，试图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打下自己的烙印。除此之外，日历还与生产、祭祀、灾异之类的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譬如，天子仲康命令胤侯征伐羲氏与和氏的导火线，就是后者没有及时地预告那一次日食。那一次突然降临的日食，作为灾异或天神警告的象征，既表征社会生活出现了危机，也表征政治生活出现了危机。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乐官们慌乱不堪，主管货币的官员们慌乱不堪，被抽调的大量庶众慌乱不堪。可想而知，以天子为核心的权力中枢一定是如临大敌，充满了恐慌的气氛。即使是在《胤征》这种惜墨如金的古老典籍中，也借胤侯之口，记载了当时的主政者对于这次危机的盛怒：羲和昏乱太甚，杀无赦！杀无赦！
平心而论，漏报了一次日食，还只是羲氏与和氏的主要罪状之一。其实，天子仲康对羲氏、和氏的不满由来已久。稍作追溯，即可发现，从尧的时代开始，羲氏、和氏两大家族，就开始掌管天地四时，充任历法之官，代代相继，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到了仲康的兄长太康当政时期，由于太康耽于享乐，大臣们也就随之松弛下来。这种颓废奢靡的政风，惯性实在太大，即使是在太康去世之后，依然没有好转。因此，直至仲康当政，羲氏、和氏依然沉溺于酒、懈怠于政，依然不能尽职尽责地看管四时历数，经常“废天时，乱甲乙”，以至于不知日食之将至。由此可知，天子仲康对于羲氏、和氏的征伐，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个案，乃是仲康整顿政风的一个比较严厉的措施。
天子仲康打击渎职的羲氏、和氏，实际上还体现了对于太康时期盛行的享乐主义政风的拨乱反正。仲康对于太康的怨恨，已见于仲康参与创作的《五子之歌》。由《五子之歌》来看，仲康似乎还可列入“明君”之列。这就是说，相对于兄长太康，仲康的政治品格与政治智慧都更胜一筹。那么，仲康又是怎么当上君主的呢？这个疑问，单看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夏本纪》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其实，仲康继太康为夏朝天子，并非如此轻松。根据《左传·襄公四年》所记载的魏绛的一番话，再结合《五子之歌》，大致可以推断出此事的经过：后羿把外出打猎的太康驱逐之后，还乘机把太康的天子之位也废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后羿执掌了夏王朝的大权。仲康又无力对抗。换言之，仲康成为天子，其实是后羿操纵的结果。后羿即使不是天子，也一定居于太上皇的地位。后来，后羿自己又被新崛起的权臣寒浞所杀。直至少康时代，才彻底扑灭了寒浞的势力，重新恢复了夏政。可见，从太康被逐以后的百年时间里，夏朝政权其实都被后羿、寒浞两家先后把持。仲康虽贤，然而，可以供其施展抱负的政治空间其实相当有限。这样的政治处境，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羲氏、和氏的失职，尤其是对一次日食的漏报，会引发仲康如此强烈的反弹。他这个君主，当得实在太不顺心了。
有关《胤征》的主题，按理说，至此应当划一句号了。但是，在《胤征》文本的末尾，还节外生枝地叙述了另一个故事：商朝的老祖宗，叫契，后来被称为玄王。从契到汤，先后经历了十四世，国都曾八次迁徙。汤最初居住在亳都，他在那里写下了《帝告》、《矨沃》两书。其时，比邻的葛国之君拒不祭祀土地、山川及宗庙的神位，作为地方诸侯首领的汤实在不能容忍，于是挥师伐葛，并写下了《汤征》。为了帮助夏桀振兴夏朝政治——当然，也是为了查明夏朝高层的内部情况，汤派出自己的贤臣伊尹离开亳都，前去辅佐夏桀。遗憾的是，夏桀并不能用贤，伊尹只好又退回来。当他刚刚走入亳都的北门，就碰上了汤的另外两个大臣，汝鸠和汝方。跟他们略作交谈之后，伊尹就看出两人都是贤德之士。于是，伊尹专门写下了《汝鸠》、《汝方》两篇文章，借以记载夏政之丑陋，不堪辅佐，因而重返亳都的思想历程。
初读这段故事，觉得很突兀。本来一直在“讲胤侯征羲和”之事，怎么一下子又说到商汤与伊尹之事？看了相关注疏才明白，原来，这段故事本是《商书》某一篇文献的序言，只因该篇文献的正文已经不复存在，经文已亡而序文独存，此独存之序文无所寄托，只好附在《胤征》之后。这样说来，这篇《胤征》，实乃《夏书》与《商书》的交汇处。在《夏书》的末尾，确实也该为《商书》的展开打下一个伏笔。想到这里，不觉感到释然。
§§第三章 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