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似乎罗摩克里希那的学说完全是复旧，因为梵社、圣社所反对的各点都恢复了。实则不然。既然印度教的众神被归结为一神，既然偶像崇拜、宗教仪式被降低为亲证神的初级形式，心内崇拜、精神完善被认为是高级形式，那就意味着，在复旧外表下，改革运动的成果实际上被肯定下来。罗摩克里希那希望这样能把最广大的还受正统派影响的群众带到宗教改革道路上来，使正统派也能逐步接受改革，从而使印度教能真正得到复兴。
当然，罗摩克里希那的这种“总结”是一种妥协办法。事实上，它意味着梵社、圣社改革路线的终结。尽管它们组织上还存在，还在继续活动，但再没有大的发展余地。此后，印度教改革运动不再是沿梵社、圣社的路线进行，而是沿邦基姆、罗摩克里希那的路线进行，就内容说，主要是利用宗教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号召群众参加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至于教义教规方面的改革就比较少了。社会改革运动例外，它一直在发展，成了离开宗教改革而独立发展的运动。19世纪末这一改革路线的代表人物是维帷卡南达，他作为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积极传播老师的思想，宣传“行动的吠檀多”哲学，号召振兴印度教，发扬民族传统，鼓舞人民的爱国热忱，还号召用宗教虔诚态度为广大下层群众谋利益。
印度教改革运动最后归结到罗摩克里希那路线上来，以妥协告终，原因有二：
第一，由罗易开始的改革运动急剧地脱离了印度教传统，面对封建宗教正统势力的抗阻，改革在城市里得到一定发展后，便很难再发展下去。印度教正统观念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是封建剥削制度在观念上的反映。没有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要想求得广大群众宗教观念的彻底更新是不可能的。改革家们在做出很大努力后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原来持激进改革观点的不能不承认有后退一步的必要。
第二，受民族矛盾发展的影响。宗教改革要求充分暴露印度教的腐败面，使群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但随着民族矛盾的发展，民族主义者要利用宗教增强印度人的团结，增强民族自信与自豪感，不愿在殖民压迫下再去揭露自身的矛盾，相反，要努力去发掘自身的潜力和优势。这使得教义教规的改革很难再继续下去。
印度教改革运动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结束于80年代罗摩克里希那学说的出现。
这一段宗教改革运动是有重要成果的。
第一，它推动印度教向集中统一和资产阶级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印度教原来完全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由于这段改革，它已部分地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改革派手里，成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当然，这个转变就整个印度教来说还只是开始，来自封建势力方面的抵抗还是相当强烈的。
第二，通过倡导和实行社会改革，使资产阶级平等博爱观念开始在群众中传播开来，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制和各种清规戒律受到严重挑战。这是在社会思想领域里第一次对封建主义的猛烈冲击，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使印度社会摆脱封建桎梏，这正是印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要求。
第三，宗教改革对启发印度人民的民族主义觉悟起了重要作用。捍卫和振兴印度教的要求本身就带有民族主义因素。梵社、圣社改革家对基督教传教士进攻的回击，圣社改革家提出的“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的政治口号，邦基姆把爱祖国列为首要宗教任务，这一切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感情。宗教改革运动和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相辅相成，为民族运动进一步发展作了思想准备。
第四，宗教改革运动还为后来的民族运动提供了一批领导人和骨干。例如1876年孟加拉建立的印度协会领导人阿南达·摩罕·鲍斯、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高潮中孟加拉激进派领导人比·帕尔，就是大众梵社成员。旁遮普激进派领导人拉其帕特·拉伊是圣社领导人。在孟加拉和旁遮普，梵社和圣社的大批成员都参加了政治运动，成了骨干，以致殖民当局常常把这些改革组织（尤其是圣社）和政治团体看做一回事，把其成员看做“危险分子”。新毗湿奴运动领导人和骨干，后来有许多人成为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宗教改革运动成为培养民族运动领导人的学校，仅此一端就鲜明地表现了它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九章 资产阶级民族改良运动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