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起印度教改革运动同时，代表未来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兴力量也直接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开始进行以争取局部改良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从罗易19世纪20年代提出最早的改革要求起，到50年代，这是运动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的活动，也同样带有启蒙活动性质，不过是以提出政治要求的方式进行的。运动获得一定进展，一批地区性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的出现就是其标志。
19世纪30—50年代，随着印度内外贸易的扩展，一些为英商作代理商的印度大商人，在经营方式上学习西方，办起了一批近代商业公司。他们既作英商代理商，又经营自己独立的贸易，有些人并开始投资办工业。如孟加拉泰戈尔家族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第一家近代商业公司；还购买轮船，尝试办航运公司；并投资办火柴厂，开采煤矿。但他们自己的工商业活动经受不住英商竞争多遭挫折。马德拉斯50年代也出现了印度商人自己开办的大商业公司。在孟买，这类公司进一步增加，不少商人开始考虑兴办近代大工厂的计划。占有土地的商人地主越来越把农业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有些人还办起了小型原料加工厂，适应出口需要。但英商操纵市场，压价收购，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当局不断提高地税，影响他们的积累，也造成他们的不满。这种日益增强的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力量为改良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社会基础。30—50年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扩大。印度学院、爱尔芬斯顿学院已成为培养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篮。公立的近代学院的建立使西方教育迅速扩展。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像马考莱所期望的那样，都成为洋奴，许多人投身改良运动，期望国家的振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为改良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领导和骨干力量。
19世纪30—50年代，无论在宗教改革方面或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方面，孟加拉都走在前面。这是因为这里最早被英国统治，最早发生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化，最早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最早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罗易的改良活动起了点燃火炬的作用。20年代起，在孟加拉政治舞台上出现了青年孟加拉派。这个称呼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政治组织，而是指印度学院毕业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志同道合，决心为印度的振兴做出努力。
在青年孟加拉派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亨利·维维恩·狄洛吉奥（1809—1831）。他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另一位先驱，和罗易大致属于同一时期，只可惜英年早逝，未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狄洛吉奥是混血儿，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葡萄牙人，在加尔各答经商。这种出身使他在社会上受到歧视。英国人以他有印度血统而鄙视他，印度教社会则不承认他这个混血儿的地位。但他自认印度是祖国，自己是印度大地的儿子。他从小受西方教育，成年后曾到过恒河流域一带地方，对人民生活的艰辛困苦有所了解，后在加尔各答办报。他深感英国民族压迫和印度教正统观念的愚昧落后是印度不幸的根源。罗易的改革活动对他有很大影响，促使他产生强烈的变革现状的要求。1828年他被印度学院聘请为教员，教授英国文学和历史。在和学生的接触中他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印度教各种陈腐愚昧的观点和习俗，并对神的存在提出怀疑。他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按：指神是否存在），我们只能附和一种看法，而对于和它相违反的一切都充耳不闻，这难道符合对真理的开明见解吗？”又说：当科学研究有最广泛的认识之后，我们必须承认“谦虚是最高的智慧”。在政治上，他羡慕法国革命，羡慕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除了在课堂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外，还写了很多诗篇，表达他对祖国蒙受苦难的痛苦心情和对未来美好远景的向往。一首1827年发表的题为《献给印度——我的祖国》的诗写道：“啊！我的祖国，在您光荣的往昔，华美的容光萦绕您的额头，您受人尊崇，俨如神癨。如今，光荣何去，尊严又在哪里？您的鹰翅最终被锁住，您此刻是俯伏在尘埃里。诗人为您没有花环可织，惟有诉说哀伤的经历。啊，让我潜入时间的深底，从流逝的岁月，搜回人们不能看到的那失去的伟大的残片，让我的劳动成为对您——我沦落的祖国的美好祝愿。”在另一首诗里，他热情地向青年们发出召唤，要他们自己起来掌舵，把“国家命运之船”驶向“将要消灭黑暗”的彼岸，“使现今还是理想的东西变成现实”。
狄洛吉奥在宗教问题上的激进观点以及他的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吸引了一批学生。他们组织了学院协会，创办了刊物，在狄洛吉奥指导下，经常就“自由意志、命运、信仰、真理的神圣性、发扬美德和克服弊端、爱国主义的高尚、神的特征、神是否存在、偶像崇拜的虚伪和祭司的可耻作用”等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还努力研究欧洲国家的近代史和哲学，探讨西方先进思想。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他们欢欣鼓舞，12月10日在加尔各答举行庆祝集会，有200人参加。这一天还把法国革命的三色旗插到一个建筑物上。卡西·普拉沙德·高士满怀激情写诗歌颂七月革命。这一切使殖民当局深感不安。1831年，印度学院屈从殖民统治当局的压力，以宣传无神论，煽动不满为由，将狄洛吉奥解聘，学院协会也被解散。不久，狄洛吉奥染上时疫，不幸去世。那时他才21岁。
狄洛吉奥在早期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激进的思想家，还因为他直接教育培养出一批青年学生，他们受罗易和他的双重影响，成为孟加拉第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狄洛吉奥的思想比罗易激进，这与他的特殊社会地位有关。他的学生因为出身、地位不同，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受了他的影响，都立志要为印度的复兴贡献力量。狄洛吉奥和他的这批学生就被泛称为青年孟加拉派。其著名人物包括泰罗昌德·恰克罗瓦提、卡西·普拉沙德·高士、罗斯克·克里希那·摩利克、罗姆·戈帕尔·高士、哈里·钱德拉·穆克吉等。
青年孟加拉派在宗教改革问题上最初曾持激烈态度，后发现行不通，大部分人便接受了罗易的观点，参加了梵社。但他们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宗教改革，而是对政治改革倾注了更大热情。他们首先成立了许多文化思想团体。如罗姆·戈帕尔·高士创办了文学社，泰罗昌德·恰克罗瓦提等人成立了求知社。这些团体除探索西方思想文化外，还讨论印度的经济、政治问题。他们还创办报刊，如《探求者》、《求知》、《孟加拉观察家》、《印度爱国者》等，大力宣传政治改革主张。40年代，他们开始公开批评英国殖民当局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例如揭露东印度公司地税的苛重、关税歧视、商品倾销的危害等。1843年组织了反对东印度公司掠夺政策的抗议活动。罗斯克·摩利克一针见血指出，印度是被一个卑鄙贪婪的商人团体统治着，其根本目的是谋求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财富。青年孟加拉派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批评目标，是英国人对高级官职的垄断。1843年4月印度学生集会，通过致公司董事会的陈请书，要求给印度人以担任高级公职的机会。恰克罗瓦提在会上讲话，强烈抨击英国殖民当局“压制印度人才，助长门阀制度”，要求实行公开考试制度，择优录用人才。罗姆·戈帕尔·高士也在一次群众会上要求印度文官的大门向印度人开放，让印度人也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担任文官。青年孟加拉派还要求按罗易的主张改革司法制度，使印度人在法律面前和英国人有同等的权利。这些活动表明，他们已经把狄洛吉奥的爱国主义理想和罗易的具体改革要求结合起来，推进争取政治改革的运动。
除青年孟加拉派外，这一时期在孟加拉，自由派地主的活动也开始了。所谓自由派地主，是指地主中那些因与工商业有密切联系多少具有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人，他们逐渐形成了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积极支持和参加政治改革活动。如德瓦卡纳特·泰戈尔，他和罗易一起创办民族报刊，一起上书高等法院反对报刊限制法，又是罗易赴英后梵社的领导人。他儿子德宾德拉纳特没有参加青年孟加拉派，但对其活动是同情的，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求知会。自由派地主作为地主也反映一般地主的要求。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当局为增加财政收入，对英国征服前享有免税权的土地持有者的资格重新进行审查，没收了部分没有充分证明文件的免税土地。这件事使地主们产生忧虑，担心柴明达尔制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在1837年成立了土地所有者协会，捍卫地主利益。德瓦卡纳特·泰戈尔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是个地主的组织，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不能参加。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提出的要求还包括“谋求当前迫切需要的民族团结”，“认真监督政府及其官吏的措施”，“改革司法、警察、税收制度，更好地保护所有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等内容。它还和罗易的朋友威廉·亚当在英国成立的英印协会积极配合，宣传印度人的主张。这就表明，它已是一个带有社会政治性质的组织了。
青年孟加拉派和其他积极参加文化思想团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自己的活动中，也感到需要有一个政治组织来反映改革要求。他们既不能参加土地所有者协会，于是就在1843年4月20日自己建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孟加拉英印协会。这是印度第一个地方性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其章程规定，这个组织的目的和活动方式为：“搜集和提供关于英属印度人民的实际状况的材料”，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谋求福利，扩大权利，并捍卫我们所有各阶层同胞的利益”。这个组织成立后，在几年时间内，向殖民当局提供了反映印度行政和司法制度弊端的材料，反映高级文官为英人垄断的恶果的材料，并相应地提出了改革要求。青年孟加拉派当时认为直接上书殖民当局是最可行的斗争方式，把主要精力置于此，只是偶尔召开群众会议，进行政治鼓动。它提出的原则是，应该促使当局自上而下来实现改革，“不赞成任何旨在推翻合法政府或破坏社会的和平、幸福的努力”。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政治立场的两面性。他们还是远离人民，只是在社会上、中层的小圈子里活动。所以当时的人把土地所有者协会看做是土地贵族的代表，而把孟加拉英印协会成员看做是“知识贵族”。
19世纪40年代后期，围绕一项关于印度人司法权利的法案，在孟加拉的英国人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斗争。英印殖民当局立法部门拟定一项法案，规定英国人和印度基督教徒触犯刑律，公司法庭的印籍法官也可以行使审判权。这是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改革司法制度要求的一种微小的让步姿态，却遭到英国商人、种植场主、英国报刊编辑和各类官员的联合一致的攻击。他们把这个法案骂为“黑法”。印度资产阶级改革活动家起而为这个法案辩护，两个协会及其他民族团体成员都参加了。罗姆·戈帕尔·高士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驳斥英国人的攻击，指出这些人行动不光彩，“为了本集团的私利，竟力图否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件事使孟加拉所有持改革立场的人认识到加强民族力量团结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851年10月，孟加拉英印协会和土地所有者协会合并，在加尔各答成立了统一的政治组织——英属印度协会（简称英印协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地主从组织上结合在一起了。青年孟加拉派在新建立的这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罗姆·戈帕尔·高士是其主要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