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在争取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刚刚蹒跚学步时，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了。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由部分封建主和下层人民共同进行的争取印度独立的全国性武装起义，是英国统治以来不断发生的反英武装起义的发展顶峰。卷入起义的地区占全印面积的1/6，人口占1/10.起义持续两年多，对英国殖民统治是个严重的震撼和打击。
这次起义是英国统治以来民族矛盾的总爆发。19世纪初英国殖民政策进入新阶段后，英国工业资本对印度的剥削和统治政策使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终于通过起义迸发出来。
英国殖民政策新阶段的恶果到19世纪中期已充分显露。印度被变成英国商品市场利原料产地是以印度许多传统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毁灭，农民普遍陷入债务罗网，千百万人丧失土地为代价的。大量手工业者失去谋生手段，被抛进失业的苦海。他们别无生计，只有沦为城市赤贫，或涌向农村，挤进那本已负荷过重的土地上，加入佃农行列。破产的农民则成为兼并他们土地的新地主的佃农，接受更苛重的封建剥削，生活条件更加恶化。这种情况在北印度最突出，这也就是北印度农民手工业者奋然而起，那里成了起义主要地区的主要原因。
印度土兵成了大起义的突击力量，这是以往起义所没有的现象。土兵队伍到1853年膨胀到233000人（英印军队共28万人），分属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三个军区。北、中印度属孟加拉军区，这里英印军队共17万人，内土兵137000人。他们多来自西北省和奥德农民家庭。据西北省阿里加县收税官记载，这里大多数农户家中都有人在军队中服役。陆军少将威特拉姆1855年写道，奥德农家几乎每家都有一个成员当兵，孟加拉军区来自奥德的士兵有75000人。士兵跟他们的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实为穿军装的农民。他们所以参加起义，有军队内部的原因，如种族歧视，印度人只能当低级军官，任何欧籍士兵都能在印度军官面前耀武扬威；军队原享有战时额外津贴，征服印度任务完成后被裁减；不顾印度教禁忌，强迫印度士兵出海作战，在军队内鼓励改宗基督教，以及后来成为起义导火线的侮辱印度宗教感情的涂油子弹事件等，这些使印度士兵对英国人的离心倾向增长。更重要的，西北省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奥德被兼并后对农民手工业者的有害影响（地租增加，手工业者失去传统市场），在他们思想上不能不引起强烈反响。殖民当局承认收到了14000份士兵的控诉信，讲述他们家庭遭受的摧残。他们起而反英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不满情绪。
殖民政策新阶段也触及到部分封建王公和部分封建主的利益。大贺胥勋爵担任总督后接连兼并了奥德、章西、那格浦尔、萨塔拉等一批土邦，此外还取消了一批王公的年金和称号。如前佩什瓦巴吉·拉奥二世的养子那那·萨希布就被取消了佩什瓦称号和80万卢比年金的继承权。卡尔那提克纳瓦布和坦焦尔罗死无嗣，其称号都被取消。有名无实的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也被告知，在他死后，要取消皇帝称号，其家庭要被赶出德里。兼并土邦受损害的不仅是王公，土邦行政机构和军队的解散使大批官员、士兵失去职业。大贺胥在奥德、孟买管区还以清查免税土地持有者的合法资格为由，没收了一批地主的土地，引起这类地主人心惶惶。
殖民政策新阶段还严重伤害了印度人民的宗教感情。一些传教士和官员叫嚣要使基督教的旗帜插遍印度每个角落以及殖民政权开始以立法手段鼓励改宗基督教，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无不感到威胁。起义前夕出现印度教游方僧四出游说，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秘密鼓动，保卫宗教都是最主要的宣传内容。
上述情况表明，农民、手工业者、土兵、宗教人士和部分封建主都是殖民政策新阶段的受害者，这也就是他们能够结成反英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
农民、手工业者是这次起义的主力，但他们本身是没有组织的。土兵虽然在起义前建立了一些秘密组织，但每个这样的组织影响范围仅限于本部队。所以，要从下层人民和土兵中产生有很大影响和威望的领袖是困难的。而封建王公和大地主却拥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且在群众中保有传统的政治、思想影响。因而，大起义的领导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便掌握在他们手里。除被推上台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外，其他主要领导人有那那·萨希布、章西女王、坦地亚·托比、昆瓦尔·辛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