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是中国最杰出的兵学大师，他所身处的时代正是战争最频繁、诸侯兼并最剧烈的春秋时代，他的十三篇兵法是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化的兵学巨著。孙子“争”的精神贯穿于全书，贯穿于孙子的战争原理之中。孙子的战争原理，可概括分为四项，即：“慎战”、“先知”、“先胜”、“主动”。“慎战”是不轻战、不厌战；“先知”是战前的知己、知彼；“先胜”是求不战而胜，或战而速胜；“主动”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但所有这些都以“知彼知己”为前提。
（一）知彼知己与慎战、先知原理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详加体察。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行动；不能取得胜利，就不用兵；不是非常危险，就不作战。国君切不可一时愤怒而动员作战，将帅也不可一时怨忿而与敌交战。愤怒可以转为喜悦，怨忿可以转为高兴。但是，一旦国家亡了，就无法恢复旧观；人死了，更不能复活。所以，明智的君主一定要慎重用兵，杰出的将军一定要戒惕用兵——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旅的根本所在。
善于用兵者，要从五方面来比较、计算各项细节，以求得其事实，这五方面是：治道、天时、地理、将领、法制。所谓“治道”，是指人民与其政府之间，具备共同的信念，也就是修明政治，能在此一信念之下，同生共死，而不畏惧任何危险；所谓“天时”，是指天象变化、气候变化及各种因时制宜之法；所谓“地理”，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形的险要或平坦、地势的开阔或狭隘以及易于逃生的地形；所谓“将领”，是指为将者必须具备才智、威信、仁爱、英勇、严肃等素养；所谓法制，是指部队编制、人事制度、军需补给等。这五方面的事情，作将帅的不可不知，能深切了解的，便能打胜仗，不了解的，便无法取胜。所以，要从各方面来比较计算，探索敌我之态势，然后自问：谁的政府施政合于道？谁的将帅具有才能？谁得到了天时与地利？谁的法制命令能够贯彻？谁的军旅较为强大？谁的兵士训练精良？谁的赏罚公正严明？从这些比较之中，便可知道可战与不可战。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止——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讲的“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可见，孙子既不轻战，亦不厌战，而是从理智的分析中，考虑战争胜败的可能性。
战争既为国家存亡安危之所系，那么究竟能不能打这一场战争，打了之后能不能获得胜利，这就是战争前的“先知”。要先知就要“知彼知己”；然后按孙子所讲的“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在战争未发生前，先计算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若我方优势条件多，取胜的机会便大；如果我方所占优势少，则得胜机会亦较少。多做比较计算，对敌我情势就越有把握；少做比较计算，就没有把握；何况毫无计算比较呢？从这个观点来看，胜败早已可知了。
孙子还进一步指出五点求胜之庙算：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作战、什么情况之下不可以作战的，能获得胜利；了解这场战役究竟要配置多少兵力的，能获得胜利；政府与人民具有共同信念的，能获得胜利；自己准备充分，而敌人准备不足的，能获得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君主不加牵制的，能获得胜利——这五点是预知胜负的先决条件，即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孙子反对从战争行动中求知。他认为不了解诸侯政策的，不能预先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就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不能得便利——这三项缺一，就不能算是霸主的军旅。孙子也反对没有根据的迷信臆测。
再进一步看，孙子之先知，不限于计算而已；凡天之表象、地之形貌、将之能愚、法之优劣，皆在其知之范围之中。因此，“阴阳、寒暑、时制”，“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智、信、仁、勇、严”，“曲制、官道、主用”，都不仅是用作比较分析的项目，而且是军事知识的范畴——正像孙子说的：“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彼”只是知敌之情；“知己”则除自己度德量力外，还要从军事知识中力求改进；“知天知地”是知道与战争中军事行动有关的天象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光了解是不够的，必须要能具体实践，才能天地得、法令行、兵众强、士卒练、赏罚明，而“胜乃可全”。故孙子之先知，实含有知而后行的意义。先知的目的在于知敌之可败、我之可胜；假如已知敌之可败，但是自己没有可胜的实力，这种“知”实无助于克敌。因此，孙子之“先知”含有知而行之必胜，不知而行之必败的意义。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先胜、主动原理
“先胜”原理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争能造成伤亡和损失，战争的面愈广，所造成伤害损失愈大；战争的时间愈长，所造成的伤害损失也愈严重——无论胜利的一方或战败的一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兵贵速，不贵久。”大军出战，以取得胜利为第一要务。时间拖延一久，则兵器钝弊，士气挫折，攻击时战力消耗殆尽；加以长久用兵在外，必使国家财用不足。如果兵器钝弊、士气受挫、战力疲惫、财用枯竭，别国诸侯便会乘我们衰疲之际入侵，这时即使是有智谋之领导者，也无法善后了。因此，战争要求其速胜、易胜，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但是速胜和易胜仍然要经过作战的过程，多少总有伤损，未免美中不足，所以孙子提出先胜的概念。他在“谋攻”篇中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之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谓“全国”、“全军”、“全卒”、“全伍”就是不使国家或军队付出伤亡而获致全胜；要想不伤丝毫，惟有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此即“伐谋”与“伐交”。“伐谋”是运用策略，诱使敌人陷于犹疑不决的形势中，使敌人慑服于我们的压力；“伐交”是运用外交，分化敌人的盟国，联合自己的友邦，使敌人陷于孤立。伐谋与伐交都是“不战而屈之人之兵”的先胜手段。
一旦战争无可避免，也只有兵戎相见；这时，部署用兵的先胜态势就是极为重要的。孙子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见先胜之态势取决于万全之准备，有万全之准备则能步步占先，招招制敌。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先创造有利形势，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可能战胜敌人的机会。使敌人无可乘之机，是操之在我的；敌人有没有犯错误，而使我有得胜机会，却是操之在敌人的。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使自己无机可乘，不让敌人有可胜的机会；但是不能使敌人必定为我所胜——因此，胜利固可以预知，但是敌人有无可乘之隙，却不能勉强而为。在战争准备和战略部署上能先做到不败的境地，则敌不能谋我，我则可以待机制敌。
当敌人暴露可胜之机时，要毫不犹豫地把握时机，因为一切的先胜部署都是为了等待这个时机到来。所以，善于用兵者是首先站在不失败的基础上，然后创造必胜的条件，再与敌人作战；不善用兵者，总是先与敌人作战，然后再侥幸求胜。
由此可见，战争之胜负，不仅取决于战时，尤其要先胜于战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固然是先胜原理的最高境界，立于不败之地的先胜部署，也可以达到速胜、易胜的要求。孙子的先胜原理的确是制敌机先的最佳途径。
“主动”原理是我方把握行动的先机。在战争进行之中，以及战争的军事行动之前，谁能争取主动，谁就有操胜券的可能。孙子有一句话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所谓“不致于人”，就是不受敌人支配，敌人无法影响我的行动。我要进则进，我要退则退；进的时候，敌人无法防御；退的时候，敌人也无法阻挠，完全进退自如。如能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那的确可说是用兵如神了。
孙子还进一步说：前进时敌人无法抵挡，是由于向敌人薄弱的地方进攻；退却时，敌人来不及追，是由于我行动快速，敌人追不上。当我想要与敌人决战时，敌人即使凭仗坚固的城堡，也不得不出来应战，是因为我进攻的是敌人必须援救的目标；我如果不想决战，即使随便划定界限防守，敌人也无法求战，是因为我改变了敌人的注意，使得他们不得不受我的牵制。
掌握主动必须做到“无形”、“无声”。所谓“无形”是敌人看不出我的行动；所谓“无声”，是敌人猜不透我的企图——这是争取主动、掌握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我的行动和企图均在敌人眼中，那我就立刻变成被动，敌人可以处处防我、制我；必须使敌人在我的严密监视之下，我才能发挥主动，声东而击西、避实而就虚，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这就是孙子说的“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在我占优势的时候，固然要处处主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劣势的情况下，更需要争取主动。孙子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我寡敌众、我弱敌强，原本是极为恶劣的情势；但是我如能争取主动，则可以点制面、以少取多。先在各个决战点上以主动的方式，取得优势，积小胜而为大胜，化局部的胜利而为全面的胜利——因此，“主动”实为转败为胜的要领。历史上许多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战例，都是因为能够争取主动、掌握主动，才获致成功的。自古以来，善于用兵作战者能使敌人前后无法顾及，大部队和小部队之间无法联系，各自为战、不能相救援、也无法收兵转移，士卒溃散不集中、主力不能整齐化一。孙子说的使敌人“不及”、“不恃”、“不救”、“不收”、“不集”、“不齐”，全赖主动——也惟有主动能使战力发挥到极致，收克敌制胜之效。所以，“主动”实是孙子最重要的战争原理。
（三）大将之材与指挥艺术
要确保战争的胜利，将帅的素质和指挥艺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孙子的要求，将帅除了具备“五德”，知“五危”，还要有高超的指挥艺术。
在战场上，将帅身负指挥全局的重任，同时也是军旅围结之中心；其才能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局的成败，因此，将帅本身的素养极为重要。将帅非人人可为，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项条件，才算是合格的将才。“智”，是慎谋不惑，料事如神；“信”是赏罚分明，号令不二；“仁”，是爱民无私，成仁取义，爱兵如子；“勇”，是临危不惧，果决无敌；“严”，是以身作则，严肃有威。这五项条件并不算苛求，但是要具备于一身，却不是容易的事。长于智者，往往短于勇；长于勇者，往往短于仁；长于仁者，往往短于严。若只是有长处有短处，倒不致引起大害，最怕的是有所偏颇。明朝何守法说：“专任智则贼，固守信则愚，惟施仁则懦，纯恃勇则暴，一予严则残。”这里说的贼、愚、懦、暴、残五项，正好是智、信、仁、勇、严的反面。为将帅者，如走上偏颇之路，轻则身败名裂，重则丧师辱国。
孙子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这五项是针对将帅性格上的弱点而说的。第一种是只知抱必死的决心，而不知针对情况，合理处置；作战时拼死向前，很容易就牺牲了，因此说“可杀”。第二种是贪生怕死，很容易遭敌俘虏，因此说“可虏”。第三种是性子急躁，又轻易发怒，很容易因难受侮辱而轻举妄动，因此说“可侮”。第四种是廉洁好名，为了保持自己的名节，经不起诽谤，很容易失去理智，因此说“可辱”。第五种是慈爱宽厚，惟恐杀伤部属，不能采取果敢行动，很容易遭敌人烦扰，因此说“可烦”。这五种都是将帅性格上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常可能成为失败的关键，所以孙子接着说“覆军杀将，必以五危”。
指挥艺术的最高原则是指孙子所说的“四治”、“八戒”。“四治”是：“治气”、“治心”、“治力”、“治变”，这是在战场上掌握战机的四项要决。“气”是精神，“治气”即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旺盛精神，另一方面趁敌人精神松弛时，一举击溃之。孙子以“朝气、昼气、暮气”作为比喻，形容战场上士卒的精神状态；春秋时鲁国曹刿论战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道理和孙子讲得一样。善用兵之将帅，必定避开敌人之锐气，再乘第二第三回合，敌人暮气沉沉之时取胜。“治心”是心理上不忧不惧，士气奋发。孙子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这个“待”并不是单方面的期待，两军对阵，绝不能一味期待对方哗乱；“待”意味着坚持不变，可以泰然待敌，从容应战。“治力”是掌握战力，一方面保持我充沛之战力，一方面消耗敌人之战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是先占据有利的战略目标；“以饱待饥”是确保自己的补给，截断敌人的补给。至于“治变”，是针对敌情，掌握变化，看清楚什么情况可战，什么情况不可战；不可战时，不应勉强求战——这正是孙子所说的“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师。”
“四治”之外，孙子还提出“八戒”，作为将帅用兵之戒忌。“八戒”是“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缺、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是我在地形上不利，不必强行进击，以免伤亡过多；“佯北勿从”是防敌人施诈；“锐卒勿攻”是避其锋芒；“饵兵勿食”是防敌人利诱牵制；“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则是防敌人拼死力战，或乘势反扑。不过这八种戒忌都是一般性的常态原则，战争中时常运用非常手段，不可拘泥兵法，一成不变。
管理者的指挥艺术是管理者综合素质的体现。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首先要有“每临大事有静气”的素养，就像古人所说的大山崩裂于眼前，仍然不慌不忙，从容镇静；还要有随机应变，出奇制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
§§第二章 中国人的管理模式
